让-雅克·卢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

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是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启蒙运动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哲学上，卢梭主张感觉是认识的来源，坚持“自然神论”的观点；强调人性本善，信仰高于理性。在社会观上，卢梭坚持社会契约论，主张建立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主张自由平等，反对大私有制及其压迫；提出“天赋人权说”，反对专制、暴政。在教育上，他主张教育目的在培养自然人；反对封建教育戕害、轻视儿童，要求提高儿童在教育中的地位；主张改革教育内容和方法，顺应儿童的本性，让他们的身心自由发展，反映了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从封建专制主义下解放出来的要求。主要著作有《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爱弥儿》、《忏悔录》等。

著名的哲学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年6月29日出生于瑞士日内瓦一个钟表匠的家庭。他出生后不久母亲便离开了人世。卢梭10岁时，父亲被逐放，离开日内瓦，留下了孤苦伶仃的儿子。1728年卢梭16岁时，只身离开日内瓦。卢梭长年做临时工，他默默无闻，到处谋生，漂泊四方。他有过几起罗曼趣事，其中包括与泰雷兹·勒瓦瑟的风流韵事，他俩有5个孩子，他把所有这五个孩子都送进了一家育婴堂（他最终到了56岁时才与勒瓦瑟结婚）。

1750年，卢梭在30岁时一举成名。第戎科学院开展了一次有奖征文活动，题目是《论科学与艺术是否败坏或增进道德》。卢梭的论文论证了科学和艺术进展的最后结果无益于人类，获得头等奖，使他顿时成为一代名人。随后他又写出了许多其它著作，其中包括《论不平等的起源》(1755)，《埃罗伊兹的故事》(1761)，《爱弥尔》(1762)，《社会契约论》(1762)和《忏悔录》，所有这些著作都提高了他的声望。此外卢梭对音乐有浓厚的兴趣，写了两部歌剧：《爱情之歌》和《村里的预言家》。

虽然起初法国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作家有几位是卢梭的朋友，其中包括德·尼·狄德罗和让·达朗贝尔，但是他的思想不久就开始与其他人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卢梭反对伏尔泰在日内瓦建立一家剧院的计划，指出剧院是所伤风败俗的学校，结果他同伏尔泰反目，成了终生的仇敌。此外卢梭基本上属于情感主义，与伏尔泰及百科全书派成员的理性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1762年起，卢梭由于写政论文章，与当局发生了严重的纠纷。他的一些同事开始疏远他，大约就在这个时期，他患了明显的偏执狂症。虽然有些人对他表示友好，但他却采取怀疑和敌视的态度，同他们每个人都争吵过。他一生的最后二十年基本上是在悲惨痛苦中度过的，1778年他在法国埃及迈农维尔去世。

有人说卢梭的著作对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浪漫主义、极权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崛起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还为法国革命扫清了道路，为现代民主和平等的理想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享有对教育理论有重大影响的盛名。有人认为，人类几乎完全是其环境的产物（因此完全可以改变）的学说，是来自他的著作。现代技术危害人类，现代社会腐败不堪，因而需要“高尚野蛮人”的理想，这种观念无疑与他有关。如果所有这些观念确实都是他创立的话，那么他在本册中的名次就会大为提高。但是在我看来，这些说法有许多不是失之正确就是过于夸大。

例如让我们来看看“高尚野蛮人”这个概念。首先，卢梭从未使用过这个词语，也不羡慕南海岛上的土著居民或美国印第安人。况且有关“高尚野蛮人”的概念早在卢梭时代之前就很流行，著名的英国诗人约翰·德莱顿在卢梭诞生一个多世纪以前就一字不差地使用过这个词语。卢梭也没有“社会必然腐坏”这个观点，恰恰相反，他总认为社会是人类必不可少的。

卢梭创立了“社会契约”学说的这种提法是完全不真实的。约翰·洛克对这一学说做过详尽的论述，他的著作早在卢梭诞生之前就发表了。事实上，著名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甚至早在洛克之前就论述过社会契约论的学说。

卢梭反对技术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十分显然，自从卢梭去世的两个世纪以来技术有了空前的增长，他反对技术所做的努力显然是徒劳而已。况且今天存在的反对技术的偏见并不源自卢梭的著作，而恰恰是对上个世纪中无限制地应用技术所带来的不良效果的一种反应。

许多其他思想家提出过环境因素对人的性格的形成具有绝对的重要性，我认为没有理由把这个相当一般的学说归于卢梭。同样民族主义早在这位法国哲学家问世很久以前就是一股重要的力量，他对它的崛起没有什么影响。

卢梭的著作为法国革命扫清了道路吗？毫无疑问，他的著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且也许比狄德罗或达朗贝尔所起的作用要大。但是就此而论，伏尔泰的影响远在卢梭之上，因为他的著作比卢梭的问世早，内容多，思想明确。

卢梭具有反理性主义的气质，特别是与当时其他著名的法国作家相对立，这是相当真实的。但是，反理性主义并不是新货色：我们的政治和社会信仰通常是建立在情感和偏见的基础之上的，虽然我们经常寻找表面看来是合乎理性的论据来为我们的信仰申辩。

但是即使说卢梭的影响不象他的羡慕者（或反对者）所宣称的那么大，它也是不可低估的。可以完全肯定他对于文学中浪漫主义的崛起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他对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影响甚至还要重要些。卢梭轻视在儿童教育中学习书本知识的意义，提倡对儿童的情感培养应先于理智培养，强调儿童通过体验来学习的意义（顺便提一句，卢梭是一位宣传母乳喂养具有优越性的先驱）。一个抛弃了自己孩子的人却有胆量给别人上怎样哺育孩子的课，这听起来也许未免使人感到离奇，但是毫无疑问卢梭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当代的教育理论。

卢梭的政治著作中有许多思想独特新颖，引人入胜。但是总体说来就是一种追求平等的强烈欲望和一种同样强烈的感受：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已经达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程度（人生下来本来是自由的，但是无论走到哪里都要戴上枷锁）。卢梭自己可能并不喜欢暴力行为，但是他无疑激励了其他人实行暴力革命，逐步改革社会制度。

卢梭对私有财产的观点（以及对许多其它问题的观点），常常自相矛盾。一次他曾把财产形容为“公民一切权力中最神圣的权力”，但是似乎可以有把握地说，他对私有财产的攻击比称赞在他的读者心目中影响更大。卢梭是早期认真攻击私有制的现代重要的作家之一，因此可以认为他是现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先驱之一。

最后人们决不能忽视卢梭的宪政学说。《社会契约论》的中心思想用卢梭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把每个伙伴及其一切权力完全交给整个社会。”这样的话没有给公民自由和人权法留有余地。卢梭自己是一位权势的叛逆者，但是他这本书的一个主要作用是为后来的极权主义政权开拓了辩词。

有人批评卢梭是一个极其神经质（而不说偏执狂）的人，是一个大男子主义者，是一个思想不切实际的、糊涂的思想家，这样的批评大体上是正确的。但是远比他的缺点更重要的是他的洞察力和杰出的创造精神所闪现出来的思想火花，两个多世纪以来，不断地影响着现代思想。

酷爱读书

卢梭1712年6月29日出生于瑞士日内瓦一个钟表匠的家庭。父亲是钟表匠，技术精湛；母亲是牧师的女儿，颇为聪明，端庄贤淑。母亲因生他难产去世。他一出生就失去了母爱，他是由父亲和姑妈抚养大的。比他大7岁的哥哥离家出走，一去不返，始终没有音训。这样，家里只剩下他一个孩子。

卢梭懂事时，知道自己是用母亲的生命换来的，他幼小的心灵十分悲伤，更加感到父亲的疼爱。他的父亲嗜好读书，这种嗜好无疑也遗传给了他。卢梭的母亲遗留下不少小说，父亲常常和他在晚饭后互相朗读。每读一卷，不一气读完是不肯罢休的，有时通宵达旦地读，父亲听到早晨的燕雀叫了，才很难为情地说：“我们去睡吧，我简直比你还孩子气呢。”在这种情况下，卢梭日复一日地读书，无形之中养成了读书的习惯，渐渐充实并滋养了他年幼的心灵。

7岁的卢梭就将家里的书籍遍览无余。他还外出借书阅读，如勒苏厄尔著的《教会与帝国历史》、包许埃的《世界通史讲话》、普鲁塔的《名人传》、那尼的《威尼斯历史》、莫里的几部剧本等等，他都阅读过。由于这些历史人物的典范影响和他父亲的谆谆教诲，卢梭深深体会到了自由思想和民主精神的可贵。他既有父亲的爱国血统，又以这些伟人为榜样，甚至言行之间常把自己比作那些历史中的人物。有一天，他在桌旁叙说斯契瓦拉的事迹，在座的人全都很惊讶地看到卢梭走上前去，把手放在熊熊燃烧的炉火之上，来表演斯契瓦拉的英雄壮举。这种早熟早慧的表现，正是卢梭特有天资的最初显露。

独立谋生

卢梭快活的童年生活很快就结束了，在他13岁时，舅舅决定将他送往马斯隆先生那里，在他手下学当律师书记，希望他能赚点生活费用。但卢梭非常讨厌这种只为了赚钱而缺乏趣味的职业，每天琐碎的杂务使他头晕目眩，难以忍受。马斯隆先生似乎也不怎么喜欢卢梭，常常骂他懒惰愚蠢。卢梭无法忍受这种侮辱，便辞掉了工作。

不久，卢梭又换了一个职业，在一位雕刻匠手下当学徒。鉴于以前做书记时得到的不少教训，所以他对这个新工作依命而行，毫无怨言。卢梭本来很喜欢这种工作，因为他爱好会画，挥动刻刀也觉得很有趣，而且镂刻零件，用不着多么高超的技术，所以他很希望在这方面取得卓越的成就。有一天，卢梭在空余时间为几位朋友刻骑士勋章，他的师傅发现后，以为他在制造假银币，便痛打了他一顿。其实，当时卢梭年纪很小，对于银币根本没有什么概念，他只是以古罗马时期的钱币形状，做为模型罢了。由于师傅的暴虐专横，使卢梭对本来喜爱的工作感到苦不堪言。

卢梭在师傅家的生活非常不愉快，但这却使他恢复了时隔已久的读书习惯。这种兴趣受到当时环境的限制，不能顺利发展，但愈受限制，学习的兴趣反而愈浓。附近有一个女租书商，经营一家租书店，卢梭经常去那里，手不释卷地看书，有时甚至误了工作时间，受到师傅的责骂和体罚。不到一年功夫，卢梭把这家小店的书全读光了。在这些书的熏陶下，他纠正了许多幼稚的脾气和不良习惯。同时无形之中也在他内心里唤起了更高尚的感情。他觉得雕刻师傅这里的环境很不理想，一切都缺乏情趣，令人难以忍受。16岁时，他离城出走，他相信自己可以独立生活，自由地支配一切。

崇尚自然

卢梭离城出走后，经由一位朋支的介绍，结识了华伦夫人。他原以为华伦夫人是个老态龙钟的丑老婆子，不料她却是一位满脸和气、风韵十足的年轻女子。这使他大感惊讶和激动，正是这位夫人影响了他日后的生活。

卢梭听从华伦夫天的劝告，开始他的远途旅行。这也正适合他那早已形成的漫游癖好，他觉得这样的年纪就有机会爬山越岭，登临阿尔卑斯山的高峰，真是件美事。一路上，卢梭心情十分愉快，没有什么可担心的。这次旅程虽短，但卢梭喜爱自然风光，沿途的美景尽收眼底，他将感情寄托于大自然，虽然身处漂泊之中，却没有精神空虚之感。凡是映入卢梭眼帘的东西，都令他内心感到一种醉人的享受。大自然的奇伟、多彩和实际的美，深深地影响了卢梭的人生观。

以后他又经历了多次旅行，不论是旅途中的美景，还是乡村的田园生活，仍使他陶醉着迷。他热爱自然，崇尚自然。“他最伟大的教师，并不是任何一种书籍，他的教师是'自然'”。

从少年期起，卢梭便酷爱自然。这种热忱，他曾不厌其烦的摹写、表现于他的著作中。自然，渗透了他整个生命。他用华伦夫人的某些清醒而夺人心目的特质，表现了自身，并使他陷入剧烈的情绪，这在他较晚的生活中，显得特别明晰，且使他和东方的大神秘主义者，呈现出相似之点。

涉足音乐

卢梭在华伦夫人家居住的这段时期里，他感到非常满足和快活。华伦夫人的嗓子轻柔动人，还会弹琴，她常教卢梭唱歌，熏陶激发卢梭对音乐的兴趣。后来卢梭去神学院学习，华伦夫人送他音乐方面的书。卢梭在神学院除学习外，经常带着歌谱，练习歌唱。华伦夫人认为卢梭对音乐感兴趣且有天赋，有意让他朝音乐方面发展。她经常在家里举办一些小型音乐会，并介绍卢梭与一些作曲家认识，使他的音乐水平不断提高，后来他不断地自学和研究，想出一种用数字代替音符的简易记谱法，即以数字1234567来代替Do、Re、Mi、Fa、So、La、Si音阶，并写出了具有独创性见解的著作《音乐记谱法》，希望借此革新音乐世界。同时还撰写了《现代音乐论文》一并带到巴黎，呈交给巴黎科学艺术院，想借此机会出名，这时的卢梭，灵感有如泉涌，他写了一部名为《新世界的发现》的歌剧，充分表现了他的创作才华。

后来卢梭带着修改好的稿子去科学院，当众宣读了他的论文，它那简洁的内容有力地吸引了委员们的注意力，博得了赞扬。他认为自己的记谱法是音乐史上的创新和改革，但委员们不赞成这种意见，经过几次讨论，他们得出一个结论，认为卢梭的记谱法可用于演唱，但不适合于演奏。为了安慰卢梭，艺术院给他颁发了一张奖状，措词中夸奖了他一番。卢梭虽遭受了失败，但心里很不服气，他将自己的手稿重新整理之后，找到一个愿意接受这部手稿的出版商，以《现代音乐论》为书名出版。卢梭满怀希望，盼望这本音乐著作能引起较大的反响，然而销路很差，这使卢梭又一次遭受沉重的打击。虽然他一心想在音乐方面有所创新，希望对音乐爱好者能有所启发，但效果却不佳，除了少数几个学者对他倍加赞誉外，并未产生什么大的反响。

征文获奖

卢梭自从离开华伦夫人以后，开始自谋生活，先后当过家庭教师、书记员、秘书等。同时也广交了各方面的人士，尤其是他结识了大哲学家狄德罗。由于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和志向，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彼此都热心于学术工作，狄德罗和卢梭等人便着手合编：一部《百科全书》，卢梭负责音乐部分，这项工作由于狄德罗被捕而中断了。卢梭四处向朋友求援，希望把狄德罗放出来，但收效甚微。

卢梭经常前往狄德罗被关押的监狱探望他。1749年夏天，天气非常炎热。从巴黎到监狱之间有较长的路程，卢梭步行去看狄德罗，常带着一本书，走累了休息时可看看书。有一天，他带了一本《法兰西信使》杂志，忽然看到第戎科学院的征文启示：《科学和艺术的进步对改良风尚是否有益》。卢梭看到这个题目时，好像被千道光芒刺射了一样，许多富有生气的思想不知不觉地从他心中涌现出来。他顿时感到窒息，仿佛看到另一个宇宙，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脑子里不仅涌现出与第戎科学院的论文有关的思想，而且一连串的想法相继而起，就象大浪一样冲击着他。这次心灵的震荡，显示了他思想上真知灼见的潜力。

卢梭把这件事告诉了狄德罗。狄德罗鼓励卢梭继续发挥自己的思想，写出文章去应征。卢梭积极撰写了这篇论文，写成后又送狄德罗审阅，自己又反复修改了多次，以《论艺术和科学》为题寄出应征。1750年，他这篇论文获得了头等奖。他在这篇文章中否定艺术和科学的价值，从反面进行了论证，表露了他对巴黎社会的不信任和憎恶，并反对这种社会中所隐藏着的欺诈。他斥责科学，文学和艺术，认为这些东西被权力所主宰了。

隐居著述

1756年，44岁的卢梭接受朋友的馈赠——一座环境优美的乡村小房子，开始了他的隐居生活。

卢梭的个性适合于在乡下居住，他在巴黎住了15年，早已厌倦了城市生活。隐居之后，他便决定不再回巴黎。这时的卢梭已有点名气，不用为生活费用发愁，他继续抄乐谱，虽然不能赚大钱，但是靠得住，自给有余。他的歌剧《乡村卜者》和其他作品的收入还剩下两干法朗，其他的著作也正在整理之中，这样，生活就不至于受穷了。他的文笔和天赋已使他成为知名的文人，只要他稍微愿意把作家的手腕和出好书的努力结合起来，他的作品就可以使他生活得很富裕。但是，卢梭觉得为面包而写作，不久就会窒息他的天才，毁灭他的才华。他的才华不是在笔上，而是在心里，完全是由一种超逸而豪迈的思维方式而产生出来的。他始终认为作家的地位只有在它不是一个行业的时候才能保持；当一个人只为维持生计而思维的时候，他的思想就难以高尚；为了能够和敢于说出伟大的真理，就绝不能屈从于对成功的追求。

卢梭隐居6年之中，写了许多著名的著作，有政治学名著《民约论》，这是世界政治学史上著名的经典著作之一；他的政治观点，对后来的法国革命产生了很大影响。教育学论著《爱弥儿》，简述了他那独特而自由的教育思想，这是一部儿童教育的经典著作，虽然卢梭在世时，曾因此书而遭受攻击，但其独到的教育思想，不但对后来的教育学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其民主自由的思想也成为法国大革命的动力。自传体小说《新爱洛绮丝》，这本书的出版，成为人人争看的畅销书，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风靡全欧。

横遭迫害

按照法国当时的习俗，一本书出版之前必须经过某些知名人士的传阅。《爱弥儿》经过外界传阅后，顿时成为大家争论的中心。令人奇怪的是，卢梭这本天真无邪、充满灵感和独具创见的教育学著作，反而被外界视为异端邪说，还被法国法庭列为禁书。

起初，卢梭对外界的传闻并不在意，他想这本教育学著作是为了人类的幸福而写的，怎么会遭受知识分子、教会和国家的反对呢?怎么会将他看成邪恶之徒呢?在外界的压力下，出版社也劝卢梭不要用真实姓名发表这本书，但卢梭坚持要面对那些无谓的攻击。他想他一直服从国家的法律制度，努力做一个忠顺的公民，象其他法国人一样遵守国家法律，总不至于因热爱人类，追求人类幸福而遭受迫害吧。但是恶运偏偏降临到了他的头上，舆论界把卢梭看成了罪犯。

一天晚上，卢梭正在床上阅读圣经。有人送信来，说法院明天——就要派人逮捕他，最高法院判决将《爱弥儿》焚毁，并立即发出逮捕令，要将卢梭打入监牢。不得已卢梭只好告别朋友，离开法国去了瑞士。不久这个国家也命令他在一天之内离开瑞士领土，尔后卢梭又搬到普鲁土国管辖的地区。与此同时，欧洲读者不断来信，女士、年轻人和年轻的哲学家纷纷来函，请求卢梭给予指导，这使他在精神上受到很大鼓舞。以后，卢梭又应英国哲学家休谟的邀请，去了英国，终因与休谟之间的分歧愈来愈大而离开英国。他不得已改名回到法国，重新过隐居的生活。流亡生涯、不安宁的岁月并未影响到卢梭的著述。他先后著有《忏悔录》、《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山中书信》、《公民的情感》等著作。

归于自然

卢梭的《爱弥儿》为什么会遭到法国反动当局如此仇视呢?原因在于，卢梭以他的《爱弥儿》在教育上掀起的是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教育从来是以成人的能力和需要为标准的，卢梭却大声疾呼，要打破这个传统。“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则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他不愿意事物天然的那个样子，甚至对人也是如此，必须把人象练马场的马那样加以训练；必须把人象花园中的树木那样，照他喜爱的样子弄得歪歪扭扭。”（《爱弥儿》上卷第5页）这是《爱弥儿》里开宗明义的一段话，表达了卢梭自然主义教育理论的基本观点。那就是人之生性善良，教育应“归于自然”。

卢梭的“性善论”虽然并不科学，但它在历史上是有积极的进步意义的。因为若把人象基督教那样视为先天罪犯，则必然诉之严酷惩戒，迫使人们盲目顺从而摧毁人权；不如强调人们向善发展的可能性，更有助于提高人的政治地位和保障人的社会权力。变抑制天性的教育为尊重天性的教育，是教育上的巨大变革。在这个历史转折点上，卢梭是关键性的人物。

由“归于自然”的理论出发，卢梭主张教育要根据受教育者的年龄特征而实施。他说：“处理儿童应因其年龄之不同而不同。”又说：“在万物中，人类有人类的地位，在人生中，儿童期有儿童期的地位；所以必须把人当人看待，把儿童当儿童看待。”他批评封建教育不顾儿童的天性发展，抹杀了儿童与成人的区别，以致不根据儿童的特点施教，硬把对成人适用的教育强加于儿童。这种教育，在他看来，无异于使儿童成为教育的牺牲品。因此，他竭力主张根据受教育者不同阶段的身心特征来规定教育任务。

卢梭“归于自然”的理论体现在教育目标上，要求培养自然人；而身心调和发达的自然人，既不同于贵族豪绅和王孙公子，也不同于空疏无用的书生士子。这比以往的和当时的教育理想跨越了一大步。而卢梭塑造的爱弥尔，既有哲学家的头脑，又有劳动者的身手，而且有改革家的品德。无疑，卢梭所憧憬的自然人，是资产阶级新人的形象。这正是他的思想比封建主义教育进步的地方，也是他横遭迫害的主要原因。

知识教育

在知识教育方面，卢梭主张学以致用，行以求知。

在教学内容上，卢梭坚决反对书本诵习和空洞的文字说教，要求追求真正的有用的知识。他说：陷入于咬文嚼字的书本教育，是摧残心智的。儿童所需获得的是对于事物的真正理解，而书籍“只教我们谈论我们不懂得的事情。”不过，卢梭对于12岁以后的理性开始发达的青年，则设想了许多门类的学科，要他们进行学习，粗略地划分起来，以知识教育为主的青年期应学习自然科学知识，以道德教育为主的青春期应学习社会科学知识。过去说寓言、历史、古典语文是不必学的，如今应该学了。因为学寓言，可以使人们从中获取教益；学历史可洞古知今，学古典语可理解语言艺术的规律。这就说明，卢梭虽然反对腐朽的古典主义的教学内容，却不反对学习古典的知识，两者并非等同。前者把青年引向故纸堆，使他们泥古而忽今，食古而不化；后者要求知晓古代文化，吸取其精华，借鉴其得失，从而博古通今和古为今用。

在教学方法上，卢梭反对教条主义而着重行以求知。他劝说教师放弃冗长的讲述，使更多的教学渗透在师生的共同活动之中。他认为教学中最重要的是启发儿童、青年的自觉性，为此特别重视动机、兴趣和需要在学习中的作用。卢梭十分重视直观教学法，他认为唯有对事物有了直接的接触和观察，才能确实了解事物的主义和观念。他甚至认为，仪器、模型等设备扰乱儿童的学习，都该弃而不用，对实际事物直接观察才是最有效的方法。卢梭还十分强调学生的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对填鸭式、命令式的教学方法则极为厌恶。另外，卢梭还告诫教师要根据儿童的理解水平来选择学习内容。“永远不要把儿童不能理解的东西向儿童讲述。”为了保持知识的正确性和巩固性，他主张要恰当安排儿童的学习速度，不急于求成，不贪多图快，不好高骛远，他这些改革知识教学的内容和方法的新见解，对于我们今天的教学改革也富有启示。

性的教育

由于性欲发动是青春期的特征，卢梭比教育史上的其他任何教育家都注重对青少年进行性的教育。他主张对青少年性成熟时期以适当的性道德和性知识的教育，使青少年对“性”的自然发展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从而能够“行为端正”。

卢梭既反对禁欲主义，又反对纵欲主义，主张顺应自然发展，既不盲目抑制，也不妄加激动。为了防止性欲早熟，卢梭认为，应使青少年远离不正当的诱惑。教师要用适宜的工作和活动来吸引青少年的注意，使他们的精力有发舒的出路。谈到儿童对性的好奇心，卢梭强调应不给它以唤起的机会，更不可刺激他的好奇心，要尽可能避免涉及性生活的问题。但如果这类问题提出来了，教师“宁可对儿童闭口不言，而不要告他以谎言。”这样不会使儿童感到奇怪，因为教师从来就不答复他认为不适合儿童理解的问题。如果认为有必要回答，那么“你的答复永远必须是严正、简当而确定的；不要露出迟疑的神情。回答的内容应当真实，那更不必说了。”（《爱弥尔》英文版第177页）卢梭由此批评过去的教育在性的问题上一味欺瞒儿童的作法，认为这样反而会促使儿童去学习不正当的性知识。

对于男女间的爱情，卢梭认为不应使之成为理性教育的障碍，而应成为理性教育的手段。他认为人类始终要从天性本身去寻找控制天性的适当工具，只能利用欲念的威力去抵抗欲念的暴虐。他说：“我不怕促使爱弥儿心中产生他所渴望的爱情，我要把爱情描写成生活中的最大快乐，并使他对荒淫的行为感到可鄙，我要使他成为情人的同时，成为一个好人。”这些观点，对后世各国实施正确的性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引自:http://baike.baidu.com/view/112806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