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作为艺术家族中的主要成员，具有着令其他艺术形式所无法比拟的，甚至是无穷的魅力。一个人自打来到这个世上，在根本不可能用语言去交流的情况下，音乐就在时刻伴随了；然而，当一个人即将“离世”，并在“沉重的肉身”上无法摆脱衰老甚至是衰落迹象时，也完全有可能是音乐的鸣响在耳边唤起最后的“年轻”，且不说古往今来少男少女们对音乐的痴迷，或者，以音乐来达到痴迷。

上述话语，主要是指人们对音乐的“接受”而言，但“接受”也是人对自己创造的事物的接受。“音乐是为人而创造的”——这一话语的前提是“音乐是人创造的”。不断地“创造”导致不断地“接受”，进而也不断地导致“再创造”——久而久之，音乐家与爱乐者的称谓也就各自形成了，同时，也就是这久而久之，造就了一个音乐的历史。

如果从创造的角度来说，音乐家应该与爱乐者有所不同，虽然他要考虑“接受”，但职能却是“创造”（“发明”是创造，“发现”也是创造）。音乐家更多的考虑是怎样给人以更好的、甚至是让人感到新颖与惊奇的“精神食粮”。因此，音乐家对音乐，以及对构成音乐的材料本身等方面的“揣度”与“磨合”，无论如何都要比爱乐者更多一些。他们不但要有满足当下爱乐者需求方面的考虑，而且，更要考虑怎样去“发展”与“拓宽”，并期待未来能给予爱乐者以某种更广阔的视野，以便始终走在时代的“前沿”，从而也给音乐家自身以“名实对位”的身份验证。

但是，又如何走在“前沿”呢？那得先看这之前的人是怎么走的；再看前人是怎么在当时就走在“前沿”的；而其后引发的问题是：再后来的“前沿”又是怎样的一个“合理推出”，从而取代了前一个“前沿”，以及这一个“前沿”或那一个“前沿”的具体内涵是什么；为什么有些“前沿”能维持那么久进而形成传统（即使是现在还仍有魅力），而有些就“昙花一现”了，等等。面对如此“不厌其烦”与“咄咄逼人”的追问，我们不能不给予回答；也一时不好回答；有时，也不妨还来一个反问，即“不走在‘前沿’行不行？”（由此产生对“前沿”意义的怀疑），但当爱乐者借助于“接受史”的文化积淀等已经贴近了你的所谓“前沿”，并有着进一步的需求时，作为音乐家的你还能固守吗？——所有这些，除非我们不想，要么，就都很容易自然地让我们陷入趋向于某种“努力想回答与解释”的沉思情境，而一旦陷入于此，距离由“触摸历史”走向“音乐研究”也就不远了。

从“需求”导致“创造”，再从“如何创造”导致“研究”，这几方面虽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说到底，之间还是有些不同。音乐创作与表演或许更直接、更现实与更“声音化”地面对爱乐者，而“音乐研究”却虽然也对“音乐现场”充满着迷恋，但它也必须克制这种迷恋，从而给予音乐以更为理性的思考。例如，面对音乐本体，它需回答“音乐何以成为这样”；面对“作品前”的考虑，也需回答“怎样才能这样”；以及面对“作品后”的考虑，它也得回答“这样以后又怎样”等等一系列问题。而有问题就得有回答，不同的问题有不同的回答，专门的问题有专门的回答，久而久之，“回答问题”本身也成为一种“行当”了——旧曰：音乐理论；近称：音乐学。

一旦人们从事音乐学研究，音乐家的身份便有所改变，因为：音乐家“摆弄”的是音响，音乐学家处理的却是消化音响之后的“文字”。“文字”的介入，使得更多的人能够理解音乐；同时，也如上述所说，使得音乐学家多少远离了音乐现场。他们缺少“掌声”，更多的是“静默”。由此，一些人不甘于此且就此远离；但总会有人坚持做下去，并期待着“便于长久保存”的有关音乐的文字，能够化入更深厚的文化积累，以及使音乐能让人更加热爱，并产生更广泛意义的交流。

我所从事的创作专业与音乐学专业有些距离，但我敬重肯于研究音乐的人们，尤其是，作为院长，我更敬重半个多世纪以来为沈阳音乐学院这所具有光荣革命历史传统的学校做出文化贡献的人们。因此，在纪念我院音乐研究所成立２０周年暨音乐研究室成立５５周年的《音乐研究文集》出版之际，按照与音乐学系系主任兼音乐研究所所长彭永启教授一同讨论的想法，概括了以上数言，表示我衷心的祝贺。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