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要写这本书，记录下当年种种铁的生活，火的情感，血的工作，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这一代、我们的下一代乃至我们的世世代代，不能忘记那个充满屈辱的时代，那段淌着血和泪的历史；不能忘记在那个时代、那段历史中为民族献身，为国家流血，为信仰牺牲的一代热血青年。”老人说得很动情，他的思绪又飞回到那个血与火同时燃烧的年代。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日本关东军炮击沈阳大本营，一夜间冒出个‘满洲国’。那时我还小，不谙世事，不懂得当亡国奴的屈辱和痛苦。但是我从父辈们悲伤的眼睛里，从老师们哼唱的‘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悲愤的歌声里，我知道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正遭受着一场空前的劫难。

“七七抗战后，已在就读大学的我，和我的同龄人一样，一种自然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正在觉醒，不愿当亡国奴、不能坐视同胞及自己身受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之苦的觉悟已经萌发。当时在日伪统治的各大专院校里，秘密抗日团体如雨后春笋，我和许多有志于中华民族解放的热血青年一起参加了秘密抗日组织《觉觉团》，积极投身于反满抗日活动。我一直到现在还引为自豪的是，我们的斗争完全是自发的、自觉的斗争。许多年以后，有人问我，是什么力量鼓舞着我们自觉地起来斗争？我想一个最基本的觉悟就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尽管我们的力量是渺小的，但我们知道，我们的斗争不会孤立，在我们的背后有四万万同仇敌忾的同胞。我们的学校在沈阳大东关万泉河北岸，那万泉河虽小，可是它的水流入浑河，由浑河流入辽河，由辽河流入渤海，再由渤海与黄海、东海、南海连成一片。只要四万万同胞团结起来，就一定能够掀起反满抗日的滔天巨浪，就一定汇成埋葬日本帝国主义的汪洋大海！

“地下斗争是十分艰苦的，我们冒着随时被汉奸告密、被特务盯梢、被日本警察逮捕的危险，开展了活动。那时我们血气方刚，热血奔涌，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即使洒尽一腔热血也在所不辞。我告别了家人，放弃了恋人。我在告别恋人的时候留给她两句诗：生命写史血写诗，革命需我我误卿。意思是我将以我的生命和热血书写人生，为了革命我不能耽误你的前程。就这样我义无反顾地投入了反满抗日活动。那时我们清楚地知道，国之不存，何以家为。只有有了国家，才能有我们的小家。在那至今想起来仍不寒而栗的‘五二三事件’中，我们有三千多个同志被捕，许多同志在那次事件中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革命烈士的鲜血染红了辽河。而我幸运地免于一死，没有成为烈士，却在多少年后成为一个文士。”纪刚先生说到这里，发出了一声感慨。

“正因为我是幸存者，正因为我是事件的目击者和见证人，所以我有责任不负同志们的嘱托，把这件事、这些人记录下来。我们不能让烈士的鲜血白流，我们要让后人永远记住他们，诚如鲁迅先生所说，是为了忘却的纪念。抗战胜利后，我就开始酝酿写作，并很快写出了第一稿。1949年我到了台湾后，心里涌起一股不能不写的力量，我怀着满腔的悲愤，满腔的激情，立志把他写成书，哪怕只印一册，也算对得起自己，对得起朋友，对得起当年牺牲的烈士。”

纪刚先生有着惊人的记忆力，那些人物、事件，乃至时间、地点等细节，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使我的思绪随着他的叙述而纵横驰骋。

“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于1969年8月12日在《中央日报》文学副刊连载后，立即引起了日本文学界的注意，日本创价大学中国语文教授山口和子即行同步译成日文。但是她的译著却没有我的原著那么幸运，竟被日本当局封杀长达二十年之久，直到1993年才得以面世。译著一经发行，读者争相购阅，佳评如潮。

“细细想来，小说之所以在日本遭此厄运，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小说无情地揭露、愤怒地谴责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在占领东三省期间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这自然引起日本执政者的不快。多年以来，日本当局对当年的那场侵华战争一直讳莫如深，他们不但不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检讨，反而千方百计地加以掩盖，甚至加以美化。这两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不顾国民的反对，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又不顾中国、朝鲜和韩国的强烈反对，一而再再而三地篡改历史，修改教科书。这就从另一个方面告诉我，我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这本书写的有价值，它至少提醒人们该怎样去正确认识那个时代，那段历史。”纪刚先生说到这里，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在稍事休息以后，纪刚先生继续说了下去。

“1993年，我回到了阔别44年的故乡，我参观了当年的母校。尽管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已使我难以寻到当年的旧貌，但那里的一草一木依然令我怦然心动，依然使我感到无比亲切。当我站在浑河边上，望着它滚滚流入辽河，我的心里同样波涛滚滚，汹涌澎湃。我想起了当年的《觉觉团》，想起了我的初恋，想起了当年朝夕相处、生死与共的战友，想起了在‘五二三事件’中牺牲的同志。我在心里默默地说，辽河哟，我的母亲河，你将永远奔流在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