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爾頓·弗裏德曼（1912－2006），美國人，為哥倫比亞大學博士、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曾當選為美國經濟學會會長，並且獲得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奬金。他被認為是西方最保守的經濟學者之一，曾任美國共和黨的人物尼剋鬆和戈德華的私人經濟顧問。弗裏德曼的主要著作有：《對幣數量論的研究 》、《消費函數理論》、《資本主義與自由》、《美國貨幣史，1867－1960年》等書以及許多篇文章。

弗裏德曼的聲譽主要來自他在三個方麵的著作：第一，對資産階級貨幣理論的研究，特彆是對貨幣數量論的研究，由於在這一領域中的著作，他成為目前流行於西方的“貨幣主義”的領袖；第二，在消費函數上的永久性收入的理論；第三，新自由主義的經濟觀點，而本書是他闡述這種觀點的有代錶性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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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書1982年版的序言中，我證實瞭輿論氣氛的一次戲劇性的變動；這次變動，被1962年本書第一次齣版時所遭受的待遇和我妻子與我在1980年齣版的、錶示同樣哲理的後繼著作《自由選擇》所遭受的待遇之間的差異明白地顯示齣來。這次輿論氣氛變動的發生部分是由於政府在經濟上的作用在凱恩斯主義和最初齣現福利國傢的思想影響下的急劇擴大。在1956年，當我把我妻子幫我編成此書的講稿進行講授時，美國政府的預算開支——聯邦的、各州的和地區的——占國民收入的26％。這筆支齣的極大部分是用於國防。非國防的支齣占國民收入的12％。25年以後，當此書1982年版齣版時，總支齣已上升到國民收入的 39％，而非國防的支齣則增加瞭一倍以上，達到國民收入的31％。

輿論氣氛的變化産生瞭它的效果。它給英國的瑪格麗特·撒切爾和美國的羅納德·裏根的當選鋪平瞭道路。對於人為造成的而又自我擴大的政府在經濟上作用的膨脹，他們雖然無法製止，但是卻能加以限製。美國政府的總支齣的確稍稍下降，從1982年國民收入的39％降到2000年的36％，但是幾乎所有的縮減都來自國防支齣。非國防支齣環繞著一個大緻不變的水平波動：如1982年的31％，2000年的30％。

在1989年柏林牆倒塌和1992(應為1991年。——譯者)年蘇聯瓦解時，輿論氣氛得到同一方嚮的進一步的發展。這使得兩種可供選擇的組織經濟的方式在約為70年間的試驗中得到一個戲劇性的終結：究竟應該從上到下還是從下到上，即中央集中計劃和控製還是私有製的市場，更通俗地說，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這次試驗的結果已經在較小的範圍內早已被一係列類似的試驗預示齣來：中國的香港、颱灣對照中國大陸，西德對照東德，韓國對照朝鮮。但是，隻有柏林牆的戲劇性的倒塌和蘇聯的瓦解纔使得上述的結果成為一般共識的組成部分。從而，人們現在認為中央集中計劃的確是“通往奴役之路”，正如弗裏德裏剋 ·A.哈耶剋於1944年齣版的同一標題的卓越著作所爭辯的那樣。

美國和英國的情況也同樣齣現於其他西方發達國傢。一個又一個的國傢，都從二戰後最初幾十年的爆發式的社會主義過渡到爬行式或停滯式的社會主義。在所有這些國傢中，當今的壓力是趨嚮於給市場較大的作用，而給政府較小的作用。我的解釋是：這種情況反映瞭實踐長期落後於輿論的事實。二戰後數十年中的、迅猛的社會化反映瞭戰前輿論趨嚮於集體主義的變動；而最近過去的幾十年的爬行的或停滯的社會主義則反映瞭戰後輿論變化的早期效果；未來的非社會主義化將會反映由於蘇聯的瓦解而得以加強的輿論變化所造成的成熟效果。

對過去的發展中國傢而言，這種輿論變化甚至還有更為巨大的影響。在最大的、剩下來的、公開宣稱共産主義的國傢——中國，影響也是如此。在 20世紀70年代的後期，由鄧小平引進的市場改革，事實上大大地增加瞭産量並且把更多的市場成分引入瞭共産黨統治的社會。這種有限的經濟自由的增長已經改變瞭中國的麵貌，明顯地證實瞭我們對自由市場力量的信心。中國仍然遠遠不是一個自由社會，但是毫無疑問，中國居民要比在以往更為自由及富有——除瞭政治以外，在各個方麵都更為自由。在政治自由方麵甚至有瞭一些初步的、微小的增長的徵兆，具體的錶現為日益增多的農村乾部的選舉。中國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但是它是朝著正確的方嚮前進。

在緊接著二戰後的時期，標準的教條是第三世界的發展需要中央集中計劃加上大量外援。正如彼得·鮑爾和其他人如此明確地指齣的那樣，這個公式不論在何處使用，它都遭受瞭失敗；而東亞四隻小老虎——中國香港、新加坡、中國颱灣、韓國——所采用的市場導嚮的政策取得瞭巨大的成功。這些事實對經濟發展産生瞭一個很不同的經濟發展的理論。現在許多拉丁美洲及亞洲的國傢，甚至非洲少數幾個國傢都采用市場導嚮的途徑而讓政府起著較小的作用。許多前蘇聯的衛星國傢也采用同一方針。在所有這些事例中，經濟自由的增長與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的增長已經攜手並進，並導緻瞭財富的增加，競爭的資本主義和自由是分不開的。這一切都與本書的主題相一緻。

一個最後的個人方麵的按語：對一本書的作者而言，在該書第一次齣版40年以後能來評價他自己的著作是一件難得的幸事。我非常有幸得到如此做的機會。現在我也非常高興看到我的這本書能夠成功地經受瞭時間的考驗，並且對今天的問題仍然具有如此重大的關係。如果有一個巨大之點需要改動的話，那就是以經濟自由、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的三分法來替代以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的二分法。當我最初寫完此書時，迴歸中國之前的香港使我認識到雖然經濟自由是公民和政治自由的一個必要條件，但是政治自由，盡管為人們所企求，卻不是經濟和公民自由的一個必要的條件。以此而論，我認為：本書的一個重大缺點似乎是對政治自由的作用存在著不恰當的論述。在某種情況下，政治自由會促進經濟和公民自由，而在另一些情況下，它卻會約束經濟和公民自由。

米爾頓·弗裏德曼

斯坦福，加利福尼亞

2002年3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