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尤恩的小说以黑色喜剧著称。何谓黑色喜剧？这是批评家们对麦克尤恩的概括，既是批评用语，也就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的。不过上面所引的《多伦多明星日报》上的话，倒可以给我们提供些许线索。从中可以看出，所谓黑色喜剧，就应该有喜剧色彩，不过戏剧性地表现出来的，却是不祥的后果。就《阿姆斯特丹》而言，它以一个人的葬礼开始，又以两个人的死亡结束，而导致他们死亡的一连串事件又令人扼腕叹息。因而可以认为，所谓黑色喜剧，主要是侧重表现手法而言，如果不为术语所累，干脆把它看做悲剧，反而更能说清楚问题。因为不论怎么阐释，就内容而言，小说中所展示的都是人性中最黑暗的欲望所导致的悲剧。

在小说正文开始之前，作者引用了英国诗人兼评论家奥登的两句诗，画龙点睛地点明了本书的主题：两个朋友都是由于自己的错误而死去的。

小说的开始是一个葬礼，人们到殡仪馆与莫利·莱恩告别。参加葬礼的自然有莫利的丈夫乔治·莱恩，还有莫利生前在不同时期的情人：作曲家克莱夫·林利，报社主编弗农·哈利戴，以及外交大臣朱利安·加莫尼。其间克莱夫无意发现，在他与莫利同居之前，她才十六岁的时候，似乎就已经与一位“垮掉的一代”诗人哈特·普尔曼有暧昧关系。

哈特可以不论。克莱夫和弗农虽然先后与莫利有情人关系，但他们是好朋友，而在莫利结婚以后，他们三人仍保持朋友关系。莫利和克莱夫曾经真心相爱，但她最终嫁给了乔治。虽然克莱夫和弗农都瞧不起乔治，但乔治能娶莫利，自然有他的优势：他是一位有钱的出版商。

莫利是美女加才女。她非常聪明，这从她婉言拒绝克莱夫的求婚就可以看出。她趣味高雅，有非同一般的艺术鉴赏力，作为音乐家的克莱夫也不能不佩服她对音乐见解高明。然而由于患有脑死亡，也就是大脑皮层死亡，莫利在死前已经丧失了意识。这在克莱夫看来，是受尽了屈辱，应该很痛苦。

这只是克莱夫的想当然。这里有一个悖论：莫利既然已经丧失了意识，也就自然意识 不到受屈辱，感觉不到痛苦。可以说，是旁观者以为当事人痛苦，而当事人其实并不痛苦，或者说，当事人是否真的痛苦，永远是个谜，因为如果知道自己痛苦，那么也就没有丧失意识。只可惜，克莱夫并没有想到这一层。

弗农也认为，她是宁可自杀，也不愿有这样的下场。从她的性格来看，她是会这样做的。可是在丧失意识之前，她又不可能想到自己会有这样的下场；即使她想到会有这样的下场，即使她想在这种下场到来之前自杀，她也无法确定自己会在哪个时刻丧失意识，也就无法在丧失意识前的一刹那结束自己的生命。

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下场，但也应该承认，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有这样的下场。

从这一点来说，关心死，也就是关心生。但生活的另一个悖论就是，越关心死，也就越找不到出路，也就越痛苦。相形之下，放下生死反倒显得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死的时候怎么样，也就随它去吧。

可是克莱夫却做不到放下生死。克莱夫是艺术家，艺术家的特点就是敏感。莫利是否痛苦我们不得而知，但他所认为的莫利的痛苦却确实使他痛苦。他不堪忍受那种屈辱和痛苦，决定在有尊严的生活不再成为可能的时候，就自己了结自己。可是真到了那一天，他连意识都丧失了，又怎能自我了断呢？真是不知如何是好。

他只有求助于他最好的朋友，也是老朋友，弗农·哈利戴。无独有偶，弗农此时也产生了对死亡的感觉。他经过思考以后，决定同意在那个时刻到来的时候，帮助克莱夫结束生命——条件是，如果他也到了那个时刻，克莱夫也应该帮助他结束他的生命。他们达成了君子协定。

当时他们的事业正如日中天。克莱夫是著名作曲家，弗农是报社主编。两人都颇为自负。克莱夫正受命创作一部千禧年交响乐，他为英国没有贝多芬这样的音乐天才而感慨万分，内心之中，可以说是以英国的贝多芬自居。弗农主政报社，根本没有把他的同行看在眼里，作为新闻界人士，他有时甚至认为他有可能改善国家的未来。在这样的时刻，居然想到死亡，想到要妥善安排自己的死亡，岂不奇怪？

其实一点也不奇怪。他们这是陷入了中年危机。人到中年，固然业务熟练，经验丰富，但致命的是，精力也不济了。克莱夫在年轻的时候，高朋满座，豪情万丈，现在却离群索居，这虽然有心情变化的原因，但没有精力应付也不能不说是一个根本的原因。他虽然享有“大师”的声誉，但创作出来的乐曲不是对他年轻时作品的重复，就是对他人（如贝多芬）的模仿，原因也很简单，他的创作力已经枯竭了，再也没有年轻时的那种灵感了。弗农也是一样，报社里的事情，已搞得他焦头烂额。

他们都才华横溢，他们都在拼搏，但他们所欠缺的，却是一种较为合理的人生态度。在这个时候，他们最需要得到指导，但又无人对他们进行指导。他们都身心交瘁，已经到了生命力的临界线。等到他们意识到自己太累了的时候，已经太晚了。这是中年人的悲剧。

他们在各自的创作和工作当中，都遇到了伤脑筋的事情。他们均有现代人的常见病——强迫性神经质，无法自我排遣。他们只好找最好的朋友一吐衷肠，希望能得到对方的理解。朋友的作用，是任何人都无法取代的。

但事与愿违，他们的彼此倾吐，非但没有得到对方的理解，反而使得他们彼此交恶。他们发现，他们虽然是多年的好朋友，却原来彼此并不了解对方。他们都是“精英”，但又都具有了精英们难免的那些弱点——虚荣，以及伴随着虚荣的自负。

后来，由于阴差阳错，由于误解，也由于彼此事业上的失败，他们反目成仇，由最好的老朋友变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直到欲置对方于死地。

人性真是最难以捉摸的东西。人在遭遇挫折的时候，不是迁怒于敌人，而往往是迁怒于朋友，或者亲人；人可以宽恕敌人，却不能宽恕朋友、亲人。人世间的许多悲剧，也就由此产生。

当克莱夫和弗农欲置对方于死地的时候，他们也就为人性中最黑暗的欲望所驱使，悲剧也就不可避免了。所以，他们不谋而合，都决定在阿姆斯特丹采用安乐死了结对方的生命。不过在故事发生的时候，安乐死在荷兰也尚未合法化，对安乐死的实施，也是作为一个医学丑闻在报纸上披露出来的。克莱夫和弗农都受到那个丑闻的启发，不约而同采用安乐死杀死了对方。这就与他们原先的“君子协定”背道而驰，由当初的帮助对方免受死亡前的屈辱或者痛苦，变成了彼此之间的谋杀。他们身上的那种人性中最黑暗的欲望，终于导致了悲剧的产生。两人同时离开了人世。他们终于没能渡过中年的危机。

这是悲剧，但又是以黑色喜剧的手法表现出来的。我们姑且可以把克莱夫、弗农和乔治看做情敌。莫利真心爱着克莱夫，也包括弗农，但从未想到要嫁给他们；克莱夫和弗农鄙视乔治，但莫利却嫁给了乔治，虽然乔治从未获得她的心。在莫利的葬礼上，乔治显得很尴尬，因为他得忍受莫利的前情人的眼色。现在他的情敌都死了，他可以堂而皇之地为莫利举行纪念仪式了，虽然他很清楚他与莫利的婚姻是怎么一回事。而且，在弗农的遗体尚未安葬之时，他已经打算和弗农的遗孀——一个以前相当放荡的女人——约会了。单就结尾而言，悲剧已经变成了闹剧，也就使整部作品成了黑色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