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中央集权与民族关系:以北方区域为线索》是从民族和政治的角度论述唐朝社会前后期的发展和变化，以及变化的趋势，主要着眼于中央集权政治与民族关系互动的层面之上。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政权的衰弱导致中央对地方的失控，使得周边各种势力迅速崛起，并向中原拓展，形成了北族南下、建立政权的纷乱局面。中原的世族和政治势力则南渡长江，据处江左，进而与中原峙立。这种形势的重要结果，是多民族的互相融合与同化。建立在此基础上的隋唐二朝，尤其是唐朝，其民族观念和心态，均较开放，少有阻隔。南北朝时期民族、文化的互融，表现在中原传统文化吸入北方游牧、半游牧民族的文化和种族因子；亦表现在北方胡族接受汉文化、并入中原的持续过程。就基本趋势而论，魏晋时期，中原地区表现的是胡族文化的迅猛介入，胡化趋向明显。到南北朝，北方的民族融合成为主流，其趋向则是胡族的汉化。承此基础开创的唐朝，主流上表现了民族观念淡漠、种姓不分彼此的文化理念。隐藏在这种理念背后的则是唐朝的雄厚实力。唐自开国后，在遏制突厥的同时展开了向周边拓展的强大攻势，它先后征服了北部、西北部和东北地区的强权势力，尤其是征服东突厥，使唐朝获得了控制北部广远地域的机会。唐迅速建立起羁縻府州，起用各族部落酋长和首领充任都督、刺史，构建了中原与周边联为一体的统治体系和分布格局。

与此同时，在青藏高原崛兴了吐蕃政权；远在西亚地区的阿拉伯帝国（大食）也迅速壮大，并向周围拓展。唐朝征服东突厥之后，开始向西域进发，与西突厥竞争，随后又与染指此地的吐蕃展开以安西四镇为中心的争夺战。应该说，唐朝的扩展已经超越了此前的任何朝代，其强势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接下来的重要任务就是如何维持住这种局面。公元7世纪初期亚洲大陆的强权势力（吐蕃、大食、北方草原势力等），迫使唐朝不能无限制地拓展，彼此的攻讦在新的形势下展开了较量。吐蕃咄咄逼人的攻势，在7世纪末叶打破了唐朝的拓展，遏制住唐朝的攻势。突厥人乘机恢复了帝国，建立了东突厥第二汗国（又称后突厥汗国）。到8世纪中期，唐朝内部以安禄山为首的地方节度使掀起了大规模的叛乱，打破了唐朝的战略格局，王朝从此逆转，逐渐地丧失了中央一统的强力。事实上，节度使御边体系的形成，正始于唐朝攻势战略的破坏。节度使体系取代前期的府兵戍卫、边防军御边、行军征讨的格局，表现出唐朝攻守战略格局转移的倾向（即攻势转向守势）。由于王朝威势的削弱，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文化观念也开始发生变化，即原来中原与四夷的互融和彼此不分，则逐渐转向内外有别，华夷观念再次分化。

后期的唐朝，事实上形成了以长安、河朔等各自为中心的不同地域，长安朝廷控制的地区与河朔地区蜕演为文化的差异与种姓的分化。河朔百姓染指胡风，不尚儒礼，政治上不受朝廷支配，唐朝中央集权受到空前的挑战。其威势虽经德、宪诸朝的努力有所提高，但始终未能复原。到唐朝末年，内外矛盾的激化导致唐廷的覆没，北部的地方势力与民族势力逐渐结合，形成了新型的权力格局，即契丹人建立的辽、党项人建立的夏、回鹘人建立的几个小王朝与汉人建立的北宋王朝，成为新时期并峙的现象。权力格局的分化，是导致唐人民族观念分化的政治基础。就后期而论，唐朝华夷不分的观念，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被华夷之别所取代。后期的社会观念，随着传统的复归，特别是儒家的道统追寻而得以强化。唐长孺指出唐朝后期社会的南朝化倾向，说明魏晋以来中国所受胡族文化影响的终结和中原正统文明的回复[1]。在我们看来，这正是文化保守风气的崛起。这种风气体现在民族关系上，则是华夷分异观念的重新强化，它使唐朝统治集团的观念走向闭塞，决策保守，进而在丧失支配地方权力的情势下引发地方民族势力的分立。这种分立局面的结束即全中国一统王朝的再建，则晚至元朝。再建的强有力因素，仍然是中央政治的大一统强力。因此，本文认为，唐代时期民族观念的开化或闭锁，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与中央王朝的政治强力联系在一起的；唐朝民族观念的内涵不是抽象、概括的，而是有着丰富的具体内容和意义的。易言之，中央王朝的威势存在与否，则是引发民族观念变更的重要因素。唐朝前期民族观念的开放即华夷不分，后期夷夏的分化，正是中央强力转变的结果。历史上的民族概念，是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改变的，它本身附着于政治权力。随着唐朝中央王权的兴衰，民族的观念被赋予不同的内容和意义。我们以唐朝为例，对公元7-10世纪的民族问题进行了探索，这种探索具有普遍的意义，即唐朝的民族问题对我们认识中国历史上相似的问题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当我们强调中华民族大一统发展的趋势之时，分析其中演化的曲折和复杂，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这个趋势的规律，更深入地认识中华民族发展的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