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传瑛

(1912——1988)

周传瑛，1912年6月30日(农历五月十六日)出生于苏州甫桥西街一个贫民之家。原名根荣，后于昆剧传习所习艺期间，得艺名为传瑛。他祖上世居苏州。五六岁时即常随父亲出入茶馆书场，从小受到“说嚎弹唱”评弹艺术的熏陶，逐渐养成嗜爱听书的习惯，数十年不变，每次返回老家苏州，总要抽空去书场听几回书。他常说：“听书对我成为一个昆曲演员大有帮助。”

1921年8月底，他正在定慧寺巷双塔小学读二年级时，受到先入昆剧传习所的胞兄周根生(后主工白面，艺名为传铮)的影响，也辍学前往该所习艺。昆剧传习所位于苏州桃花坞西大营门五亩园，是由苏州名曲家张紫东、贝晋眉、徐镜清等发起集民间资力创办而成的一个新型科班。聘请了原姑苏全福班名角多人担任教师；另设有国文课，学习《古文观止》、四声、音韵等，以提高学员的文化基础。规定学习三年，“帮演”二年，五年满师。传瑛入所后，初习旦角，曾学过《慈悲愿· 胖姑》中的胖姑，《邯郸梦·仙圆》中的韩湘子、蓝采和，《浣纱记·打围》中的宫女，《琵琶记·请郎、花烛》中的牛小姐等角色。但他自幼喉咙不好，嗓音干涩，到传习所后仍毫无起色。当时，按传习所规定，入学后，经“试学”半年期满，学不出来的一律退回。照理传联亦属退学之列，但考虑到他学习用功，门门功课跟得上，又很听话，退回去也觉得可惜，因此，决定将他留下学打小锣，有个一技之长，今后也可参加昆班“场面”(今称乐队)糊口。在昆曲伴奏乐器中，除笛、鼓以外，小锣也是件很重要而技巧颇高的乐器。打小锣者，对每出戏的剧情、出场人物的表演必须熟悉，然后才能随着演员身段动作的变化，打出不同的声音、节奏，以烘托剧情，增强艺术效果。同时，按旧时昆班惯例，打小锣者还得兼半个“检场”，何时要撤下桌椅?何时要配音响(如：运用乐器模拟各种声音，或学鸡叫、猫叫、狗叫口技等)，何时要甩垫子(供演员下跪时应用)等等，均要心中有数。因此，传习所老师规定，学打小锣者必须跟着“踏戏”(按：旧时昆班排戏的行话)。这样，传瑛也就得天独厚，接触的戏较多，再加上他的勤奋好学，一边学打小锣，一边看，一边在角落里也跟着老师学唱、学白口、学身段动作，就这样，额外学会了不少戏。事隔一年余，有次，老师为师兄弟排《花荡》，由沈斌泉教张飞，沈月泉授周瑜。周瑜属小生行中翎子生家门。出场后有一组难度较大的身段、动作，又要要翎子功。传理也和往常一样，边学打小锣，边在后面暗暗学习周瑜的唱念与一招一式，却不料被沈月泉老师猛回头撞见，盯着他看了几眼，随即与其弟沈斌泉交谈了几句，就将传瑛调入自己桌台(按：昆曲教唱时“拍曲”的台子称“桌台”)，正式改学小生行。沈月泉有“小生全才”之称，为姑苏全福班后期重要台柱。1921年应聘为昆剧传习所教师，负责招收学生，开班后开拍第一张桌台，主教小生，兼授其它行当。由于他年龄大，辈分高，戏路宽，能戏多，被人尊称为“大先生”，深受该所师生们尊敬。当时，传瑛改学小生后，文化老师傅子衡老先生也十分高兴，见他嗓子不行，特自己花钱买了“铁笛丸”(按：这种药丸较贵，当时要九枚铜元一粒)，天天在小炉子上煎了给他吃了一个冬天，嗓音才有所好转。1925年11月26日起，传习所组织全体学生赴沪“帮演”(即实习性公演)阶段，沈月泉等老师亦随往上海，不辞辛劳地继续为学生们授戏。起初学员们在笑舞台、徐园交叉演出；继而进人“新世界”游乐场日夜公演，学员们在紧张演出之余，利用上午向老师学戏，以丰富上演剧目，适应日、夜演出需要。这时，老师们的授戏方法，已从原上大课为主改为面对面个别教授。当时，小生中最出挑的顾传zzzz，学戏极为用功，经常清晨提前起身，主动请沈月泉老师教戏。周传瑛因年龄小，体质差，常常因演戏累得第二天早晨爬不起身，而沈月泉对这位后来接纳的学生，亦非常爱护、关心，总要将他从睡梦中唤醒后才一起说戏、教戏。由于这时他们已有了一定的舞台演出基础，有些唱做很重的小生本工戏，月泉老师也乐于传授了。如：《牡丹亭·拾画、叫画》、《红梨记·亭会、三错》、《长生殿·迎像、哭像》、《彩楼记·拾柴、泼粥》、《金不换·守岁、侍酒》、《惊鸿记·吟诗、脱靴》等，即是在这一时期学到手的。此外，传理还向苏、沪名曲家贝晋眉、徐凌云学了《茶叙》与《梳妆》、《掷戟》等戏，使他大大开阔了眼界，艺术上不断提高，受到行家与观众的青睐。传瑛于1927年12月出师后转入“新乐府”昆班，成为该班的主要演员之一。他自幼仅读了二年书，后在传习所文化老师的悉心教学下，文化水平虽有了一定的提高，但面对昆曲脚本中不少冷僻的生字，深奥的曲文、典故，往往仍然茫无所知，只能靠“死背硬记”，这对理解曲意、演好剧中人物带来一定的局限性。1930年传瑛随班正在“大世界”游乐场演出时，有缘与著名学者张宗祥先生相识，向他习文，这是其进一步提高文化素养的关键一着。传联和另外四名师兄弟每天清晨从马浪路尚贤坊宿舍，步行约四十分钟，八点之前赶到新问路大通路培德里张宗样寓所，上两个小时课，选定一本讲历史典故的启蒙读物《幼学琼林》为课本，并请昆曲爱好者许月旦作助教，连续上课数月，收获甚多。后来周传斑在舞台上所以具有精深的艺术造诣，并擅长讲戏、编戏、排戏，撰写文稿，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与艺术修养，亦得益于此。其时，随着“传”字辈演员的声誉日隆，在包银及演出待遇上与个别人的差别过大，而导致戏班内部矛盾逐渐激化，终于1931年6月2日在苏州中央大戏院演完最后一场戏后，“新乐府”宣告解散。尔后，传瑛与另十位师兄弟共同发起、自筹资金购置衣箱，组成“仙霓社”昆班，并于同年10月1日起首演于上海，又一炮打响。这时红极一时的首席名小生顾传zzzz已弃伶就学，传瑛遂独挡一面，除某些大冠生戏受嗓音、身材条件的限制，由原老生改唱冠生的赵传思扮演外，小冠生、巾生、绷子生、鞋皮生等各个家门的小生主戏，基本上均由其承担。1934年传瑛随班在上海大千世界游乐场献艺时，却无意中丢失了一副自备的“活翎子”。周传瑛对失去这对“活翎子”，始终十分痛惜，以后再也没有得到过这样的好翎子，成为他终生的一大憾事。1937年下半年，传瑛随班在上海福安公司游乐场演出时，“八一三”战火烧毁了仙霓社的全副衣箱，使该社被迫辍演，处于“名存实亡”地境地。翌年9月，他与部分师兄弟又重新集合，租借了行头，断断续续地演出于上海东方第一书场、仙乐大戏院等处，终因门庭冷落、观众稀少，难以维持，于1942年 2月正式宣告散班。在此前后，传联一度充当曲师，手挟笛子，上门或至曲社为曲友们“拍曲”、“踏戏”，以维持生计。1943年经师兄王传湘引荐，搭入朱国梁创建的国风苏剧团。翌年起，跟随这个连自己在内仅有七名演员、一个“独脚场面”(指全班只有一名乐师，要同时操作五件乐器)、几件破旧行头的穷戏班(人称“叫化班”、“讨饭班”)，浪迹江湖，辗转演出于苏南、浙北一带的农村、集镇，拖儿带女，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因该团人手太少，周传瑛除主演小生外，还兼演老生或其他角色；并承担编戏、排戏，经常深夜伏身坐在全团仅有的那只装破旧行头的小木箱旁，点燃蜡烛头，执笔将昆曲老本改成较通俗易懂的苏、昆混唱的脚本，或编写出新戏大纲，第二天讲戏，安排演员上台。他与师兄王传泄以及朱国梁、龚祥甫、张艳云、张风云、张润(原名张风霞)等原苏滩名艺人的长期合作过程中，互教互学，取长补短，使彼此成为既能唱苏剧又能唱昆曲的全才。从而使“国风苏剧团”逐渐成为一个以演出苏剧为主，也兼演或夹唱少量昆曲的民间小剧团。例如：他们演出苏剧整本戏时，往往夹几折昆，或在同一折戏里，夹几段昆；演折子戏专场时，一般为两折昆，两折苏。以致在硕果仅存的昆班——仙霓社散班多年后，姑苏正宗南昆一脉，仍能依附于苏剧，存话于江南戏曲舞台而薪传不息，传柬为此呕心沥血，贡献颇大。自1951年起，在其长期担任时已先后易名为 “国风苏昆剧团”、“国风昆苏剧团”副团长、团长，及其后改组而成的国营“浙江省昆苏剧团”、“浙江昆剧团”团长期间，仍兼任主要演员和教师，对昆剧艺术推陈出新，在编剧、导演、音乐、唱腔和表演艺术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艺术指导。他执导并主演的昆剧《长生殿》，被列为1954年纪念世界文化名人、我国清代著名剧作家洪升逝世二百五十周年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尤其是1956年4月，他率领浙江省昆苏剧团晋京演出其参与改编、导演、主演的昆剧改编本《十五贯》，轰动首都，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赞扬，《人民日报》特发表专题社论，其影响很快波及全国，成为“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的典范。其中传瑛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周传瑛因其精湛的表演艺术，和对昆剧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得到了党和人民给予的荣誉和尊敬。他曾被评为1955年度浙江省先进工作者与全国先进工作者， 1956年4月加人中国共产党，历任政协浙江省委员会常委、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浙江省文联常务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及浙江分会副主席、名誉主席等职。1988年2月16日病逝于杭州，终年七十六周岁。著有《昆剧生涯六十年》一书，1988年7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周传瑛工小生，主巾生、鞋皮生、翎子生、小冠生。扮相儒雅俊秀，风度翩翩，虽嗓音欠佳，然吐字清晰，唱念抑扬顿挫，韵味醇厚，表演细腻，善于运用眼神、身段、舞姿塑造各类舞台形象；尤其是扇子、褶子、翎子功扎实，有“三子唯传瑛”之说。能戏极多，饰演《雷峰塔·断桥》中许仙、《占花魁·湖楼、受吐》中秦钟、《桂花亭》中唐伯虎、《牡丹亭·惊梦》中柳梦梅、《西楼记·楼会、拆书》中于叔夜、《西厢记·跳墙、着棋》中张君瑞、《红梨记。亭会、三错》中赵汝舟、《绣襦记·卖兴、当巾》中郑元和、《金不换·守岁、侍酒》中姚英、《彩楼记·拾柴、泼粥》中吕蒙正、《白兔记·出猎、回猎》中咬脐郎、《铁冠图·对刀、步战》中李洪基、《白罗衫·井遇、看状》中徐继祖、《长生殿·定情、赐盒、鹊桥、密誓、惊变、埋玉》中唐明皇等各类角色均很拿手；尤在《玉簪记·琴挑、偷诗》中饰演的潘必正，能寓风情于文雅之中，不失书生本色，其身段、台步、水袖功夫之飘逸美妙，堪称独步。建国后，他在《十五贯》中主演改由老生应行的况钟(按昆剧传统分行，此角例由老外扮演)，又吸收、融化了某些巾生的身段动作，表演更为出色。出场后，虽嗓音微带沙哑，但苍劲有力，身段凝重，台步潇洒，成功地塑造了一位为民请命、刚毅正直、机智干练、又具有书卷气的清官形象而饮誉海内外。京剧艺术大师、“麒派”创始人周信芳在主演京剧移植、改编本《十五贯》时，特向传瑛学习了此戏。

周传瑛一生最大的心愿是：将祖国民族文化瑰宝——昆剧艺术一代一代“传”下去，以实现原昆剧传习所创始人及师辈们的办学宗旨。即使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他遭受打击迫害之时，心中仍然默默想到的是：“不作昆曲的败家子，要让昆曲传万代”。尤其是进入晚年后，他在这方面的愿望更为强烈。他说：“现在我年老罹病，体衰力竭，只想尽可能地在台上台下为昆剧后秀新葩们垫垫脚……”。数十年来，他身体力行，孜孜不倦地为扶植昆剧新人作出了表率。他向学生授戏时，既严格认真，重视传统规范，又并不固步自封，且力求有所创新。在其教戏的具体步骤上，总是先不厌其烦地向学生讲解剧本的故事情节，人物经历与性格特点，唱词含意，典故来历，穿戴样式等，继而介绍当年传习所老师是怎样教的，师兄们又是如何演的，使学员们在脑海中先有个初步的舞台形象；接着，再教唱念，一字一句，一腔一板，依据角色情感的发展变化，运腔的轻、重、快、慢，音量的强弱处理等方面，均提出了具体的要求；然后才进入动作表演的施教，要求学生先一招一式地学下来，即使对角色的一个造型、一个眼神、一个步伐都不轻易放过，一遍一遍地讲解、示范，直到学生体现得比较满意为止，持戏全部教完，进一步细加工后，再放手发动学生们深人体验剧中人物的内在感情，自己构思、修改、创新，即使将原排练的全部推翻也可。然后，再演给传瑛老师过目，他认为改得合理的，即欣然接受；如遇一些设想虽然较好，但还不尽美，则总是满腔热情地帮助其完善。他这样的做法，既充分调动了学生的艺术创造力，又能集思广益，使演出质量得到逐步提高。传痪老师平时又能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如：他有时双脚和腰部不能动弹，仍执意不肯休息，忍痛坚持在排练场精心指导，这种对事业极端负责的高贵品德，使学生们深受教育。他的得意学生、第三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名小生汪世瑜深有感触地说：“向周老师学戏，真是幸福……他是一心扑在昆曲事业上，用他的心血在浇灌这片兰圃，为我们攀登艺术高峰，铺上了一层一层的阶梯。”如今，他亲自参与培育的浙江“世”、“盛”、“秀”字辈三代演员已逐渐成长，成为活跃于当今昆坛的中坚力量。现上海、江苏的中、青年演员中，受其教诲者亦甚众。1986年1月，传瑛应聘为中国文化部振兴昆剧指导委员会副主任，虽身患癌症，仍担负昆指委主办的“昆剧培训班”班主任，参与制订培训计划，并带病亲自向学员们传授了《彩楼记·拾柴》、《红梨记·亭会》等拿手戏，为昆剧事业作出了最后的奉献。

自50年代始，周传瑛在历次戏曲会演等艺术活动中，曾获得过各种奖励。如：1954年10月，荣获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奖状奖；1957年和1959年分别荣获浙江省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演员一等奖、荣誉奖；1981年11月文化部、中国戏剧家协会等在苏州联合举办昆剧传习所成立六十周年纪念活动，及翌年5 月的“两省一市昆剧会演”大会上，又先后荣获纪念匠与荣誉奖状。1986年10月，在纪念昆剧《十五贯》成功演出三十周年之际，又荣获中国昆剧研究会颁发的表彰信与奖励。表彰这位杰出的昆剧表演艺术家“在《十五贯》的成功演出中，在培养中青年优秀演员中，在发扬民族文化优秀传统、振兴昆剧中作出的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