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所贯穿的思想主线是： 宗教所体现的陈旧伦理观面临着现代世界的种种挑战，同时，现代世界所蕴含的种种危机又为新的宗教伦理观的形成提供了机会和土壤。全书分列六章： 一、 现代世界和宗教伦理；二、 当代宗教的伦理取向；三、 人与上帝；四、 宗教伦理范畴的现代诠释；五、 人与不道德社会；六、生命的终极关怀。各章具体生动地介绍了现代宗教伦理如何借助批判手段为自己开辟适合现代价值尺度的新路。

现代的曙光消解着上帝与神权，但当理性带来对宗教的怀疑时，处在物质泛滥中的现代人，并不感到充实与幸福，精神的感伤使人们又眷恋起宗教的魅力。哲学家康德揭示，道德与宗教有内在的必然联系，道德必然导致宗教。这为现代宗教伦理提供了学理基础。现代一些目光敏锐的学者注意到，宗教伦理和经济社会之间存在着复杂与密切的关系，他们开始将研究这一关系纳入自己的学术领域，其中成果最为卓著的，当推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Max. Weber）。韦伯探讨了新教伦理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合理发展的因素，他也指出，东方宗教的理性成分以各自特有的方式成为社会经济合理化的障碍。

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当代人虽然在物质上没有出现贫困化的趋势，但精神上的贫困现象却愈演愈烈，四处弥漫。人们迫切需要得到宗教伦理关怀，对这一发自心灵深处的诉求，当代世界各大宗教作出了各自的回应，这些回应带有不同的色彩，从而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

为顺应当代社会的长足进步，现代宗教对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人的自我实现等人的存在范畴进行了一系列新的思考。为开辟宗教伦理的新路，一些人企求调和宗教与科学，试图用科学进化论的观点说明人的现象；另一些人则为理解当代人类道德状况，不断开掘上帝教义的新意。在这方面，当代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舍勒（Max. Scheler）的哲学人类学、潘能伯格（W. Pannenberg）的神学人类学以及卡尔·巴特（Karl. Barth）的后现代神学。舍勒以为，人是无限制地向世界开放的，这种不断超越与开放的意向和行为，其实质是永不止息的奔向上帝的爱。人对上帝的开放，是人的全部价值所在，而宗教伦理也建立在人的这一本质之上。潘能伯格强调人向世界开放必须以上帝为中心，由此得出人的一个更重要的特性，即对上帝的无限依赖性。巴特否定现代以人为中心的神学取向，断言人与上帝有无限的距离，从而坚持上帝话语的惟一性，坚持上帝的超越性，坚持神学的自主性。

“爱”、“宽容”、“皈依”、“勇气”、“焦虑”是宗教伦理的永恒主题，现代宗教神学家对此提出了不少饶有兴味的见解。其中，美国存在主义神学家蒂利希（Paul. Tillich）对“焦虑”作了历史的与类型学的区分和规定，进而离析出它们在现当代特有的宗教伦理意义。蒂利希指出，人对自身有限性的意识，表现为焦虑，这是人从存在的角度对非存在的认识。人的有死性、有罪性和无意义性，就是人的有限性，这种有限性是威胁人的存在的非存在性，对应这三种威胁，便出现三种类型的焦虑。这三种类型的焦虑相应于西方文明史上三个不同的时期，而在当代人的焦虑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对无意义的焦虑。

当代宗教学者有鉴于宗教理想与现实社会之间的悬殊差距及不协调，试图运用宗教伦理思想去解析社会弊病，并为人类命运寻找答案。在这些学者中，最为出类的有美国的尼布尔（R. Niebuhr）和德国的莫尔特曼（J. Moltmann）。尼布尔以为，单靠理性资源或者宗教资源都不足以克服社会弊病，除这两种资源外，还可以使用社会强制，将这三者作为互相综合的主要资源，社会弊病就有望治理。一个合理的社会不应只强调消除强制和冲突，而应强调如何运用理性使强制成为实现道德理想的手段，努力将爱的宗教理想和必要的政治强制结合在一起。莫尔特曼在希望神学的基础上，提出解放神学。他指出，由于人的受难和解放是人的伦理现实和伦理目标，在危机四伏的当今世界，十字架更具切实可信的意义，它意味着超越个人得救的关注，寻求整个人类解放的可能性。

生命的终极关怀是对生命意义的探索和追寻，由此确立生命的伦理价值，以及相应的对待生命的道义责任。当代宗教界多方面地表现了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最高的人生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