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读在职博士的机会，做一个专题研究，是我的一个心愿。这一心愿现在基本实现了。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就是我在自己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它的初稿完成于2002年上半年，其时得到我的博士导师何秉松教授的大力指导。在是年5月举行的博士论文答辩上，以曹子丹教授为主席的答辩委员会曾给予该文较高评价，认为是一篇“具有开拓性的”、“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通过答辩后，曾有一些师友建议我尽快将论文出版。而我自己其时却“雄心勃勃”，欲将书稿扩写成《刑事政策的基本体系与框架》之后再予以出版，以作为自己在本领域的“封山”之作。谁知一晃两年多过去，这一心愿竟未能实现。这几年里，我因“好人有好报”（友人语），比较频繁地得到出国进修的机会，甚至还能游学于牛津、耶鲁等世界名校，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不过，这也影响了原定的一些学术计划，本书的扩展未能如愿就是其中之一。现在因为某种功利目的（说来话长，干脆不说），不得不将本书以此种面目面世，应验了当时博士论文后记中的一句话：“人生事大多身不由己。”“性格决定命运”，不同的性格不仅导致不同的人生，也导致不同的学术风格（至少在相当程度上）。我自1993年进入社科院法学所，经无数徘徊、彷徨，逐渐形成自己的研究思路。大约一年前，我将自己的学术使命定位于以下三个：一是写刑事法方面的专著和论文，二是从事英美刑事法著作的翻译，三是写学术随笔。前者带有原创性，它表明自己是一个学术领域的生产者；中者带有推介性，它表明自己是一个学术领域的推销者；后者带有普及性，它表明自己是一个公共领域的热心公民，或者说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对于这样三个使命，我深知要完成好其中的任何一个，都足以耗费一辈子的精力。曾有友人善意地建议我缩短战线，我自己也有意识地做了某些调整（比如对一些重复性的采访，由于自己已开出过“药方”，就不再受访），但对于前述的三个方向，我却还是要坚持。为此，我也决定作出一些必要的牺牲：一是打消自己的官瘾，二是少赶会，三是象鲁迅先生所说的，将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到工作上来。至于学界同仁，我只请求你们一件事：以宽容的心态来对待每一个具有不同风格的学者。本书的写作得到以下人士的指导和帮助：中国政法大学的何秉松教授、曹子丹教授、薛瑞麟教授、曲新久教授、马登民教授，北京大学的储怀植教授、陈兴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高铭暄教授、卢建平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欧阳涛研究员、陈宝树研究员、陈泽宪研究员，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文燕教授，国家检察官学院的江礼华教授。此外，还有不少学界前辈和友人对我的该项研究表示过关注和鼓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的陈学礼副总编直接促成本书的出版。谨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