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化学武器”或者“毒气武器”这一概念和日本在侵略中国的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进行化学战的话题，无论是在学术研究界还是在民众间，都很为人关注。之所以有这样的情况，我想大概主要有以下的原因。

首先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地球上的一些局部地区的战争中使用了化学武器。美国对越南的战争中，曾经使用了枯叶剂等化学物质，对当地造成了污染，其危害甚至持续到现在。接着是在伊拉克与伊朗的战争中不时有使用化学武器的消息传出，受到化学武器攻击的被害者的照片经常被公布在媒体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而这些年来，美国与英国等常常以中东地区的一些国家拥有化学武器为口实扩大自己在那一地区的影响。特别是2003年，美、英等以伊拉克拥有大量的包括化学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武器为由对其进攻，酿成了国际间的轩然大波，至今仍未平息。

而从1980年开始，国际社会就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问题开始了讨论，在联合国裁军委员会中设立了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特别委员会，经过漫长的交涉，终于在1992年通过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CWC)。该国际公约的签字仪式在1993年1月举行，于1997年4月29日开始生效。在战后的裁军活动中，该公约的重大突破被认为有两点：一是引入了对化学武器的核查制度和对化学制品流通的监督制度；另一点则包含了对被遗弃的在以往的战争期间未使用的化学武器的处理和销毁的原则。凡是关注国际社会动向的人们，都会意识到这两点对国际裁军活动的重大意义。

近年来，日本人对于毒气伤害的感受，莫过于1995年发生在东京的奥姆真理教毒气杀人事件。那一年的3月20日早上8点多，正是上班的高峰期，在东京著名的官厅街的地下铁路线上，一些被丢弃在地铁列车和车站上的饭盒散发出刺鼻的气味，在熙熙攘攘的地下赶着上班的人们被这气味熏倒。很快，12人死亡，将近5000人受到伤害。日本警方很快查明，散发了刺鼻气味的是日本的邪教一一奥姆真理教故意放置在地铁用以杀人的神经毒瓦斯——沙林。这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发出来尚未投入使用的化学武器，在战争结束50年的时候居然被这样使用了。于是“毒气”一词在日本乃至国际社会的使用率一下子被提高了，成为恐怖的代名词。人们发现，毒气的问题已经不是历史，而是现实的发生在身边的问题。

而对于相当多的中国人来说，真正感受到化学武器危险，恐怕从最近的2003年开始的。那一年的8月4日凌晨4时，黑龙江省第二大城市齐齐哈尔市的一处工地正在紧张地施工。挖掘机在地下将近两米的深处，突然触到了坚硬的物质。工人并不知道将要遇到的危险，继续挖掘后出现了5只金属桶。金属桶已经锈迹斑斑，而且其中一只已经被挖破，桶内流出的油状物溅出并渗入土中。第二天上午，金属桶被送到当地居民区内的一家废品收购站，在切割中又造成两只桶内的油状化学物品外泄，而工地上被污染的残土也被清运到几处地点，造成污染扩散。到晚上，与上述地点相关的许多人相继发生头痛、眼痛、呕吐等症状，而且症状越来越严重。最终造成了43人受伤，一人死亡的重大事件。后来被证明，这些金属桶中的油状液体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队使用的化学毒剂。于是，日本军队在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和在中国遗弃化学武器的情况，终于被人们广泛地了解了。

其实，日本军队不仅把化学武器不负责任地丢弃、埋藏或遗弃在中国，甚至也同样地丢弃在日本本土。战后，日本从九州到北海道，有许多地方发现了被遗弃的化学武器。特别是在战争中制造化学武器的主要的地方，这种现象就更严重。2002年在神奈川县的相模，2003年在茨城县的神栖町又陆续发现了被遗弃的化学武器，有的已经泄漏，渗透到地下水中，对当地人民的生命安全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因此，日本社会广泛地关注，从民间到国会，都在讨论如何调查、如何处理和对受害的日本人给予补偿的问题。

2003年，还有与化学武器问题有密切关系的事情，那就是中国的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受害人的诉讼相继进行了判决。5月15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宣布对第二次侵华日军遗弃在华化学武器伤害诉讼案的判决，驳回5位原告的诉讼请求。这意味着，中国战争受害者在日本的诉讼败诉。

但是在8月29日对第一次侵华日军遗弃在华化学武器伤害诉讼案的判决，则确认了日本在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的责任、遗弃产生伤害的责任及战后没有进行适当的处理以避免伤害产生的责任，做出了向被害人赔偿1．9亿日元的决定。尽管日本政府不服这一判决，随后向日本东京高等法院提出了上诉，目前仍在审理中，但是，关于日本军队在战争中的化学战及其危害的问题，已经进一步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深切关注。

人们对这一问题关注，并不是说对这一问题就有深刻的了解。事实上，关于化学武器与化学战的具体的情况，并不是人人皆知，媒体的报道中也有许多似是而非的信息。

十多年前，我们开始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当时这还是相当冷僻的题目，相关的研究不多，资料更是少得可怜。但是，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我们已经掌握了相当充分的资料与结论，而这些资料与结论无论是对了解化学武器与化学战的历史，还是对销毁与处理遗弃化学武器的现实，都起到了相当大的积极作用。而更值得思考的是，十多年来我们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与一般的研究的最大的不同点，是对传统历史研究方法的突破。与许多从书本到书本、从文献到文献的书斋式的研究方式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的研究有对历史资料的搜集，对文献资料的发掘，而更重要的是对实地的考察，是对当事人的调查。而且我们的调查不仅限于国内，而且要到国外，寻找事件的源头。更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的研究没有停留在对研究成果的学术式的评价，更重要的是对成果的社会性的检验。我们将研究成果应用于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与交涉，应用于遗弃化学武器伤害的诉讼，同国内外的学者、律师及社会活动家、和平团体的联合。总之，我们的研究不是单方面的研究，不是经院式的研究，而是基础与应用相结合的研究，是资料研究与实地考察结合的立体武的交叉性的研究。

我们与国外的学者在研究中促进了相互理解，促进了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与解决，促进了中日关系向积极的方向发展。对于许多人来说，历史研究工作似乎只是同故纸堆打交道，似乎远离生活、远离当代社会，有些枯燥、乏味，其实这是严重的误解。我们在研究日本军队的化学战问题的时候，完全没有那种感觉。虽然战争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虽然有关的历史事实难以复原，但是，只要潜下心来，真正调查，就会发现活生生的历史，就会看到彩色的世界。凡是有影响的历史著作，无一不是接近生活、介入生活和指导生活的生动活泼的作品。司马迁的《史记》之所以成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与他走遍各地的高山大川当然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在这本书里，也想将多年来对日本军队化学战问题的调查情况报告出来，让大家循着我们的调查路线，去共同追寻恶魔的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