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平，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主要研究東北亞國際關係、日本侵華戰爭中的化學戰和戰後遺留問題等。曾長期專門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化學戰及遺棄化學武器的情況，在中國和日本進行瞭廣泛的調查．特彆是考察瞭戰爭期間日本在中國進行化學戰準備的大部分重要地點，采訪瞭從研究、製造到訓練、使用各環節的見證人。著有《第二次世界大戰朗間日本的化學戰》、《日本曆史教科書問題評析》等。

近年來，“化學武器”或者“毒氣武器”這一概念和日本在侵略中國的戰爭中使用化學武器、進行化學戰的話題，無論是在學術研究界還是在民眾間，都很為人關注。之所以有這樣的情況，我想大概主要有以下的原因。

首先是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在地球上的一些局部地區的戰爭中使用瞭化學武器。美國對越南的戰爭中，曾經使用瞭枯葉劑等化學物質，對當地造成瞭汙染，其危害甚至持續到現在。接著是在伊拉剋與伊朗的戰爭中不時有使用化學武器的消息傳齣，受到化學武器攻擊的被害者的照片經常被公布在媒體上，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而這些年來，美國與英國等常常以中東地區的一些國傢擁有化學武器為口實擴大自己在那一地區的影響。特彆是2003年，美、英等以伊拉剋擁有大量的包括化學武器在內的大規模殺傷武器為由對其進攻，釀成瞭國際間的軒然大波，至今仍未平息。

而從1980年開始，國際社會就禁止使用化學武器的問題開始瞭討論，在聯閤國裁軍委員會中設立瞭關於禁止化學武器特彆委員會，經過漫長的交涉，終於在1992年通過瞭《禁止化學武器公約》(CWC)。該國際公約的簽字儀式在1993年1月舉行，於1997年4月29日開始生效。在戰後的裁軍活動中，該公約的重大突破被認為有兩點：一是引入瞭對化學武器的核查製度和對化學製品流通的監督製度；另一點則包含瞭對被遺棄的在以往的戰爭期間未使用的化學武器的處理和銷毀的原則。凡是關注國際社會動嚮的人們，都會意識到這兩點對國際裁軍活動的重大意義。

近年來，日本人對於毒氣傷害的感受，莫過於1995年發生在東京的奧姆真理教毒氣殺人事件。那一年的3月20日早上8點多，正是上班的高峰期，在東京著名的官廳街的地下鐵路綫上，一些被丟棄在地鐵列車和車站上的飯盒散發齣刺鼻的氣味，在熙熙攘攘的地下趕著上班的人們被這氣味熏倒。很快，12人死亡，將近5000人受到傷害。日本警方很快查明，散發瞭刺鼻氣味的是日本的邪教一一奧姆真理教故意放置在地鐵用以殺人的神經毒瓦斯——沙林。這種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開發齣來尚未投入使用的化學武器，在戰爭結束50年的時候居然被這樣使用瞭。於是“毒氣”一詞在日本乃至國際社會的使用率一下子被提高瞭，成為恐怖的代名詞。人們發現，毒氣的問題已經不是曆史，而是現實的發生在身邊的問題。

而對於相當多的中國人來說，真正感受到化學武器危險，恐怕從最近的2003年開始的。那一年的8月4日淩晨4時，黑龍江省第二大城市齊齊哈爾市的一處工地正在緊張地施工。挖掘機在地下將近兩米的深處，突然觸到瞭堅硬的物質。工人並不知道將要遇到的危險，繼續挖掘後齣現瞭5隻金屬桶。金屬桶已經銹跡斑斑，而且其中一隻已經被挖破，桶內流齣的油狀物濺齣並滲入土中。第二天上午，金屬桶被送到當地居民區內的一傢廢品收購站，在切割中又造成兩隻桶內的油狀化學物品外泄，而工地上被汙染的殘土也被清運到幾處地點，造成汙染擴散。到晚上，與上述地點相關的許多人相繼發生頭痛、眼痛、嘔吐等癥狀，而且癥狀越來越嚴重。最終造成瞭43人受傷，一人死亡的重大事件。後來被證明，這些金屬桶中的油狀液體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軍隊使用的化學毒劑。於是，日本軍隊在戰爭中使用化學武器和在中國遺棄化學武器的情況，終於被人們廣泛地瞭解瞭。

其實，日本軍隊不僅把化學武器不負責任地丟棄、埋藏或遺棄在中國，甚至也同樣地丟棄在日本本土。戰後，日本從九州到北海道，有許多地方發現瞭被遺棄的化學武器。特彆是在戰爭中製造化學武器的主要的地方，這種現象就更嚴重。2002年在神奈川縣的相模，2003年在茨城縣的神棲町又陸續發現瞭被遺棄的化學武器，有的已經泄漏，滲透到地下水中，對當地人民的生命安全造成瞭巨大的威脅。因此，日本社會廣泛地關注，從民間到國會，都在討論如何調查、如何處理和對受害的日本人給予補償的問題。

2003年，還有與化學武器問題有密切關係的事情，那就是中國的日本遺棄化學武器的受害人的訴訟相繼進行瞭判決。5月15日，日本東京地方法院宣布對第二次侵華日軍遺棄在華化學武器傷害訴訟案的判決，駁迴5位原告的訴訟請求。這意味著，中國戰爭受害者在日本的訴訟敗訴。

但是在8月29日對第一次侵華日軍遺棄在華化學武器傷害訴訟案的判決，則確認瞭日本在戰爭中使用化學武器的責任、遺棄産生傷害的責任及戰後沒有進行適當的處理以避免傷害産生的責任，做齣瞭嚮被害人賠償1．9億日元的決定。盡管日本政府不服這一判決，隨後嚮日本東京高等法院提齣瞭上訴，目前仍在審理中，但是，關於日本軍隊在戰爭中的化學戰及其危害的問題，已經進一步引起瞭國際社會的深切關注。

人們對這一問題關注，並不是說對這一問題就有深刻的瞭解。事實上，關於化學武器與化學戰的具體的情況，並不是人人皆知，媒體的報道中也有許多似是而非的信息。

十多年前，我們開始瞭對這一問題的研究，當時這還是相當冷僻的題目，相關的研究不多，資料更是少得可憐。但是，經過十多年的努力，我們已經掌握瞭相當充分的資料與結論，而這些資料與結論無論是對瞭解化學武器與化學戰的曆史，還是對銷毀與處理遺棄化學武器的現實，都起到瞭相當大的積極作用。而更值得思考的是，十多年來我們關於這--一問題的研究與一般的研究的最大的不同點，是對傳統曆史研究方法的突破。與許多從書本到書本、從文獻到文獻的書齋式的研究方式有很大的不同，我們的研究有對曆史資料的搜集，對文獻資料的發掘，而更重要的是對實地的考察，是對當事人的調查。而且我們的調查不僅限於國內，而且要到國外，尋找事件的源頭。更需要說明的是，我們的研究沒有停留在對研究成果的學術式的評價，更重要的是對成果的社會性的檢驗。我們將研究成果應用於禁止化學武器的談判與交涉，應用於遺棄化學武器傷害的訴訟，同國內外的學者、律師及社會活動傢、和平團體的聯閤。總之，我們的研究不是單方麵的研究，不是經院式的研究，而是基礎與應用相結閤的研究，是資料研究與實地考察結閤的立體武的交叉性的研究。

我們與國外的學者在研究中促進瞭相互理解，促進瞭對曆史問題的認識與解決，促進瞭中日關係嚮積極的方嚮發展。對於許多人來說，曆史研究工作似乎隻是同故紙堆打交道，似乎遠離生活、遠離當代社會，有些枯燥、乏味，其實這是嚴重的誤解。我們在研究日本軍隊的化學戰問題的時候，完全沒有那種感覺。雖然戰爭已經過去瞭半個世紀，雖然有關的曆史事實難以復原，但是，隻要潛下心來，真正調查，就會發現活生生的曆史，就會看到彩色的世界。凡是有影響的曆史著作，無一不是接近生活、介入生活和指導生活的生動活潑的作品。司馬遷的《史記》之所以成為“史傢之絕唱，無韻之離騷”，與他走遍各地的高山大川當然有密切的關係。我們在這本書裏，也想將多年來對日本軍隊化學戰問題的調查情況報告齣來，讓大傢循著我們的調查路綫，去共同追尋惡魔的蹤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