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之旅》一书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的新的成果、也是对文革以后中国的文学的最出色、最有深度的批评。他书上评论的张承志、贾平凹、王朔、莫言、史铁生、残雪等十二名作家都在中国文坛上有不少影响力，不仅在日本，也在美国、法国、德国等国家已出了或多或少的翻译书。邓晓芒对代表中国的这些作家的长篇小说，一篇篇深入透彻地阅读，加以锐利的分析和深刻的思索，成功地抓到了超过每个作家的意图或设想，不期而然在那里显现出来的“中国人灵魂的深层结构”。

邓晓芒说∶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中国文学上明显地存在着一种长不大的小孩的痼疾和要回归儿童时代与母体的倾向。如果说西方现代文化一直作为人的理想的是∶不断地超越自己来造成更大、更强、更聪明、更成熟，因而能对抗世界的自我的话, 那么，中国的传统文化, 尤其渗透民间的老百姓文化, 与此相反, 将纯情纯洁的“童心”看做人应该回归的最终目标, 秘密地赞美着既小又 弱, 无知, 幼稚, 像个小孩子那样的人。但是，邓晓芒指出，就像童话诗人顾城用斧和绳子杀掉夫人那样，在那种小孩子式的纯情后面总是藏有小孩子式的恣肆，霸道，野蛮残忍。

不仅是顾城，而且张贤亮，张承志，贾平凹，张炜，王朔，韩少功等中国的不少男作家都偏爱纯清和无赖。邓晓芒认为藏在其后面的也是永远想依存母亲——自然，集团，传统文化——的幼儿性和精神的脆弱性。一些作家对农村的贫困，无知蒙昧，野蛮暴力的被虐狂式的赞美也好，想将自己变成不说话的一棵树，融进大地母亲和自然怀抱里的愿望也好，生怕自己跟别人不一样，一个劲儿地想变成集体里不显眼的一部分的努力也好，都出于同一个心理。邓晓芒将莫言的《丰乳肥臀》里那长大以后也永远离不开母亲奶子的主人公代表的那种心理叫做文化恋母情结。

他提出的这个问题，对在邻国沉睡在另一个依存结构里的我们也不是无缘的。如果像他说的那样，人类只有否定自己、深化自己、发现自我、有产生自我的冲动，才能断奶的话，那么，住在日本的我们也不可能说自己断奶断得比住在中国的人们更干脆。辉煌的现代自我的形象，其实，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已经大大地画在我们前面。但是，当我们心不在焉，呆呆地看着它的时候，从西方又来了后现代的大波，像消掉一个沙汀上的画那样，将这个连在西方都没有实现过的理想形象都消掉了。

在中国，在日本，恐怕也在西欧，很少人真正地尝试过再次提出已经消逝了的创造理想的自我形象，邓晓芒偏要将它在书中重新提出来。他在中国空前的混乱当中度过青少年时期，目睹体验不少人间的荒唐和野蛮，和妹妹残雪一样，去重新相信西方现代理想的普遍性，应该有太多的理由吧。他是属于西方哲学里相信人的理性和意志能造成奇迹的最后流派。他热情地诱惑我们再去尝试一次，试试看改造自己、创造自己。这个时代，尤其是这个时期，我们实在没有理由拒绝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