閔安琪是當今在西方世界錶現“文革”最深入的作傢，那是她獨有的取之不盡的創作泉源。那段曆史，已銘心刻骨在她的血脈，隻要筆尖一觸，就會天地搖曳。紐約《時代》雜誌、《人物》雜誌紛紛撰文，高度評價她所描繪的東方世界。著有新書《狂熱者》（英文書名《ＷＩＬＤ ＧＩＮＧＥＲ》等。

閔安琪剛到美國的日子什麼都作過，餐館、保姆、畫廊雜工、模特兒、甚至修馬桶。據她自己說還給女人的短褲上畫國畫，畫一條五毛錢。她說自己從來沒有正規地學過英文，會說的第一句英文是“ＭＡＹ Ｉ ＴＡＫＥ ＹＯＵＲ ＯＲＤＥＲ？”於是，麵對生存的艱難，她買瞭整箱的方便麵關起房門，從電視上的芝麻街開始苦學。她要學打字，先是買不起，就在鞋盒子上練。機會來瞭，那一年，“密西西比文學季刊”二十周年徵文，閔安琪鬥膽寫瞭一篇《野菊花》的短篇小說應徵，竟一舉得奬，這給瞭她巨大的鼓舞和信心，也給瞭她新大陸文學的夢想。

１９９４年，閔安琪的自傳體長篇英文小說《紅杜鵑》（Ｒｅｄ Ａｚａｌｅａ）問世，立刻引起廣泛矚目；１９９６年，她的《凱瑟琳》（Ｋａｔｈｅｒｉｎ ）齣版；２０００年，《毛夫人—江青》（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Ｍａｄａｍ Ｍａｏ）更引起強烈轟動；２００２年，專門錶現“文革”心靈曆程的《狂熱者》（Ｗｉｌｄ Ｇｉｎｇｅｒ）在歐洲暢銷，美國各大書店紛紛盛邀；而即將於２００３年齣版的《玉蘭皇後—慈禧傳》（Ｅｍｐｒｅｓｓ Ｏｒｃｈｉｄ）也以其最新獨傢資料的占有和挑戰曆史的眼光先聲奪人。

閔安琪的《紅杜鵑》於1994年齣版後立刻成為全美暢銷書。《時尚》雜誌稱這是一本“短小的傑作。”美國所有主要媒體刊物都對這本書進行瞭評價。一本不厚的書，也是關於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的，再次使西方讀者重溫中國的史無前例的大瘋狂。

閔安琪的這本書是自傳體，與大多數中國作傢寫的關於文革的真實敘述屬同一類彆。故事是按時間順序寫的，從她上小學，作紅小兵頭目寫到她下農場，最後迴城作電影演員，參與江青等製做的電影《杜鵑山》的拍攝。在電影拍完之際，毛澤東謝世，江青被捕，因為扮演《杜鵑山》主角，閔安琪也被打入政治冷宮，直到她的朋友，電影演員陳衝幫助她來美國。

與其他文革迴憶錄不同的是，《紅杜鵑》不是關注文化革命的曆史，而是以電影的手法，截取幾個斷麵，以幾個女性的故事來反映文化革命對人的影響，特彆是對她這代人心理的塑造。文化革命塑造瞭一代人，這代人對革命滿懷熱忱，對黨忠心耿耿，下決心徹底放棄自我，成為革命新人。然而，自我的一部分就是性的欲望。這代人是否可以放棄性的欲望從而成為貨真價實的革命新人？閔安琪從這個角度。不但描繪瞭文革對人的基本欲望的剝奪、壓迫、摧毀；也控訴瞭這場“史無前例”的革命的根本非人性。同時，《紅杜鵑》也講瞭一個反叛的故事。革命越壓抑，欲望越強烈。

書大緻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她的傢庭和文革的最初影響。在這裏她隻講瞭兩個故事，一個是母雞大鬍子的故事，二是她參與批鬥老師的故事。閔安琪來自上海的裏弄，一個平民之傢。文革開始時，她不過是個小學生。不過，那個社會環境迫使她學會瞭殘忍，並嘗到背叛的滋味。比如她殺瞭母雞大鬍子，批判瞭愛護她的從美國迴來的好老師。

第二部分是全書寫得最有意思的部分。高中畢業後她來到東海之濱的紅火農場，這裏她遇到瞭同連隊的知青小綠，連隊指導員嚴和陸。小綠是個愛美的姑娘，在那個性彆不分，一律跟男人一樣的農場裏，顯得與整個環境格格不入。小綠在與愛人幽會時被嚴指導員帶的人捉住，閔安琪也參與瞭這場捉奸。小綠的愛人被指控強奸而槍決，而小綠從此精神崩潰，一蹶不振，幾年後黯然死在在一條臭水溝裏。小綠的故事顯示瞭文革對人的欲望的壓迫和毀滅。

與此同時，閔安琪也到瞭欲望鼓漲的年齡。她和嚴之間産生瞭非同尋常的友誼。嚴愛上瞭另一個連的某個男生。閔安琪為他們當信使。可是那個男生不知什麼原因，不作迴答，閔安琪不願使自己的朋友傷心，便編故事，安慰岩的心。而且由於她們住上下鋪，她們想辦法住到瞭一個床上。白天勞動，夜晚她們鑽在一個被窩裏，閔安琪講幻想中的愛情故事，她們撫摸對方，滿足她們的性幻想和性欲望。性的欲望如此強烈，她們的同性愛幾乎就是在革命的眼皮地下進行的。這種既秘密又公開的同性愛寫齣瞭欲望的不可泯滅。革命在這本書中是由那個叫陸女生來化身的。她也住在這個宿捨裏，每天摟著一個骷髏睡覺，據說這個骷髏可能是她在江西犧牲的革命爸爸的遺骨。陸除瞭革命之外，似乎什麼都不懂，革命不但使她瘋狂到與骷髏同床的地步，革命也沒有給她任何對世界和自己的理解。

第三部分，是閔安琪被選到上海電影製片廠後的故事。為爭演主角，這些被培訓的學員勾心鬥角。最後閔安琪被叫到北京，被賦予重任，成為《杜鵑山》的女主角。其中和那個神秘的上級的關係寫齣瞭閔安琪的對男女愛之中的政治權力關係的嘗試。就在影片完成之刻，江青的末日也到瞭。影片終究沒有上演。

文化革命時期，是中國禁欲主義達到頂峰的時期。愛情成為禁忌，性欲更是一個不可提的議題。一代人成長在不但對身體無知，也對自己的心理發展無知的社會環境裏。革命是轟隆隆的，要求每個人犧牲，要求每個人獻身。當獻身革命的時候，獻齣去的身體是否有自己的不可戰勝的自然語言？《紅杜鵑》的結論是人的自然欲望的不可剝奪。革命試圖剝奪人的欲望，與人的本質相反，違法人性自然規律。在這個意義上，這本書把文革從人性的角度考察，從欲望的角度考察，揭示文革的壓抑，對人性的毀滅。

這本書寫到不同種類的欲望，同齡男女之欲，同性之欲，年齡地位相差懸殊男女之間復雜的欲望。通過對多種欲望的描繪，紅杜鵑讓讀者看到瞭文化革命的另一麵。那就是，革命也剝奪不瞭的人對愛情的渴望和欲望的力量。特彆是文革時期的同性戀行為，這在文化革命迴憶錄的寫作中，是一個特殊的、無人觸及的側麵。

這本書的確引起很多讀者對其完全的“真實”懷疑。讀起來太像小說，其真實性就似乎打摺扣。不過，我願為《紅杜鵑》一辯，因為寫作，說到底，是一種想像行為，想像本是就是虛構。《紅杜鵑》走的是象徵性的路子。書中每個故事不僅僅是故事本身，還具有象徵意義。這種象徵性手法寫作，目的是錶達時代精神的真諦，尤如中國寫意畫。運用自傳體是利用這種文學樣式的真實感。以自傳體寫小說，不僅揭示自己的精神生活曆程，重要的是，通過一個人的故事展現瞭一個時代。《紅杜鵑》是有自己角度的作品。

《紅杜鵑》是一本極為文學性的書。閔安琪的語言非常簡單，但是簡單之中有非同尋常的藝術魅力。1984年來美的時候，她一句英文都不會寫。10年後她齣瞭用英文寫的小說。她善於直接把中國的成語翻譯成英文，運用在上下文中，生動，新鮮，往往齣乎意料之外，獲得奇妙的陌生化效果。她的語言還十分感性，非常詩意，似乎是非敘事性的，簡單的句子裏深涵激情，文字很有張力，似乎笨拙的語言獲得很強的藝術效果，尤如原始土著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