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集系根据2004年7月在清华和2005年7月在浙大召开的两次国际研讨会的论文和讨论编辑而成。没有清华和浙大提供的后勤支持，会议不可能顺利进行。我们在此对清华和浙大的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会议筹备之初，有人提出，八十年代已经有过文化热了，再来重复那些讨论又有什么意义？文化热的背景是思想解放和新启蒙，其领军人物的基本观点，一是只有文化转型了，现代化了，社会才能现代化；二是文化现代化的唯一途径是引进外来文化：不管是尼采海德格尔还是波普库恩，是哈耶克弗里德曼的经济自由主义还是后现代后殖民之主义的文化批判，只要是与此前占统治地位的毛文化针锋相对的，都对中国的文化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都值得大力引入。与此不同，我们关心的是（1）改革时期现代性构想的各种主要思想资源；（2）文化资源在现代性构想中已经发生和可能发生的影响；（3）对改革时期所发生的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变化的文化（价值）评估；和（4）文化与社会变革间的互动关系。

比如，有人企图用传统文化资源来构想一种值得追求的现代社会。比如说，尽管儒学与个人、自由和民主难以协调，但它是否可以为社群主义共和理想提供一些思想资源呢？道家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治”是否包含着一种自然主义的科学态度和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倾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难道只是一种用家庭模式来治理天下国家的前现代模式，而不是一种与西方现代社会不同的形成社会共识、提供社会凝聚力的另类途径？对于这些涉及民族文化传统在现代化中的作用和地位的重大问题，共识尚未形成，因而必须认真探讨。

又如，五四传统对改革时期的现代性构想影响极大。所谓新启蒙，说到底不就是想用五四文化来重新界定我们的社会理想？可是五四文化的主线到底是对科学民主人权作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解读，还是作民族革命社会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解读？如果说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化被西方文化启蒙后的实际历史发展是从自由主义走向社会主义，那么对于改革时期的从革命和社会主义理想回到自由主义现代性（新启蒙）的文化走向，又该如何评价？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对于毛泽东时期的主导思想和实践，成功和失败，究竟应该怎么看？邓小平（时期）和毛泽东（时期）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在讨论这些问题、对历史和现实进行评价时，人们的出发点是什么？应该是什么？

一个公认的出发点是，传统的苏式毛式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失败了，我们必须寻找新的路。在全球化的条件下，新的路指的是什么？是加入国际分工与资本主义西方全面接轨，还是在经济接轨的同时，在政治上文化上保持某种中国特色？但是，要谈中国特色，就得回答，这种特色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其可能性的根据何在？在这些问题上，理念不清，讨论就难以深入，评价就易失公允，行动就会没有主见，急剧变化中的我国社会，到底会走向何处，就会无从说起。

可是理念的根子还在文化。传统文化中的大一统、国家主义和平均主义理念；五四文化中的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理念；革命文化中的反对阶级剥削的理念，以及党治和意识形态控制的理念，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认识和实践。除了这些“本土”资源以外，外来文化在改革时期的文化生活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伦理社会政治学说，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教条，和程序民主的政治理念，正在有力地把中国拉向西方。与此同时，西方反主流的激进的文化批判，对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的社会历史学说（世界体系理论），以及批判现存国际经济关系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核心-边缘”理论，则为寻找非西方道路的人们提供了种种灵感。没有人会否认，内外文化的互动是我国改革时期文化生活中的一大景观。对于本土文化资源的理解以及内外文化互动的探讨，是本文集的主题。当然，对于这些复杂的问题，开几次会出几本书，不可能形成共识。抛砖引玉，为进一步广泛深入的讨论从特定的角度开个头，是我们的本意。

但与此同时，改革时期文化与急剧变动中的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又向人们提出了有关文化本性、文化的（辩护或批判的）社会功能、及文化对社会转型可能的导引作用等理论问题。对于这些理论问题的探讨，是下一次研讨会和下一本文集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