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趼人（1866—1910）是晚清另一位著名的谴责小说家。他名沃尧，原字茧人，广东南海人，因居佛山镇，故笔名我佛山人。吴出身于中落的官僚家庭。二十多岁去上海谋生，曾佣书于江南制造军械局，后客居山东，又远游日本。1904年在湖北任美国人办的《楚报》主编，后辞职返沪，参加反华工禁约运动。1906年编《月月小说》，后病死于上海。吴趼人的创作活动，主要在二十世纪最初十年。他的思想发展以1907年为界，明显地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表现比较进步，在改良主义思想基础上曾产生过反帝反封建的意识1907年发表的《上海游骖录》标志了他思想的退步，由前期不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意识转变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进而维护封建统治。

吴趼人是当时创作最多的一个作家。他写了小说三十馀种，现存二十多种。其中最著名的作品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小说通过九死一生（是作者的影子）在二十年中耳闻目见的无数怪现状，给我们描绘了一幅行将崩溃的清帝国的社会图卷。它所反映的内容比《官场现形记》要广泛，它不仅写官场人物、洋场才子；而且旁及医卜星相、三教九流。但它的重点还是暴露官场的黑暗。作者笔下大大小小的文武官僚，都是肮脏龌龊、贪财无耻的家伙。其中有作贼的知县、盗银的臬台、命妻子为制台“按摩”的候补道……。作者在九十九回中借卜士仁的口概括了当时的官场哲学：“至于官，是拿钱捐来的，钱多官就大点，钱少官就小点；……至于说是做官的规矩，那不过是叩头、请安、站班，……至于骨子里头，第一个秘诀是要巴结，只要人家巴结不到的，你巴结得到；人家做不出的，你做得出。”五十回中九死一生这样说：“这个官竟然不是人做的。头一件就要学会了卑污苟贱，才可以求得着差使；又要把良心搁过一边，放出那杀人不见血的手段，才能弄得着钱。”小说八十九回写苟观察（苟才），为了升官发财，竟无耻到逼使寡媳去做制台的姨太太。

夫妻两个直走到少奶奶房里，双双跪下。……苟才双眼垂泪道：“媳妇呵！这两天里头，叫人家逼死我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望媳妇大发慈悲罢！”少奶奶到了此时，真是无可如何。只得说道：“公公、婆婆，且先请起，凡事都可以从长计议。”苟才夫妇方才起来，姨妈便连忙来搀少奶奶起来，一同坐下。苟才先说道：“这件事，本是我错在前头，此刻悔也来不及了。……”少奶奶道：“媳妇从小就知妇人从一而终的大义，所以自从寡居以后，便立志守节终身，……却不料变生意外。”说到这里就不说了。苟才站起来，便请了一个安道：“只望媳妇顺变达权，成全了我这件事，我苟氏生生世世不忘大恩。”少奶奶掩面大哭道：“只是我的天唷！”说着便大放悲声。……苟太太一面和他拍着背，一面说道：“少奶奶别哭，恐怕哭坏了身子啊！”少奶奶听说，咬牙切齿的跺着脚道：“我此刻还是谁的少奶奶唷？”

这些官吏们为了升官发财，就连这样下流无耻的事情都干得出来。对于帝国主义也是一味地奴颜婢膝。作品写在庐山问题的交涉上，总理衙门的一员大臣给江西的巡抚信中说：“台湾一省地方，朝廷尚且送给日本，何况区区一座牯岭，值得什么？将就送了它吧，况且拿了回来，又不是你的产业，何苦呢？”就这样把一座庐山白白地送给人家。这些官吏在对外战争中，更是贪生怕死。十四回写中法战争时，中国兵轮仅仅看到海上有一缕烟，就疑为法舰，放水沉船，事后还谎报仓促遇敌，致被击沉。

小说还着力鞭打了洋场才子和斗方名士。他们胸无点墨，却到处卖弄才情，附庸风雅。他们把李商隐的号玉溪生送给杜牧，把杜牧之的别号“樊川”加在老杜（杜甫）头上，更把少陵、杜甫说成是父子两人。

作品中还揭发和批判了封建道德的虚伪和社会风尚的败坏。九死一生的伯父，表面道貌岸然，实际却拐骗亡弟钱财、欺凌寡娣孤侄。开口就讲忠考节义的符弥轩，却百般虐待老祖父，几乎把他打死。莫可基不仅冒充弟弟顶替他的官职；而且霸占弟媳，又把她“公诸同好，作为谋差门路”。黎景翼逼死弟弟，又把弟媳出卖为娼。通过这些衣冠禽兽，反映了当时封建宗法制度和伦常关系已到了总崩溃的时候。

书中出现了蔡侣笙、九死一生、吴继之等几个正面人物。在这些形象身上，寄托了作者改良主义的理想。他们对现实不满，但又不敢触及当时的政治制度和官场中的根本问题。他们正直、贤良，有一定的才能；但又恪守封建道德。因此，在这个社会中不可能有出路。蔡侣笙任荣阳县令时，被老百姓称作“青天大老爷”，却因蝗灭动用公款赈济百姓，被革职严追。吴继之虽然熟谙人情，有应付险恶环境的能力，但也是到处碰壁，走投无路。通过这些描写，正反映了作者改良主义理想的破产。

吴趼人的小说，还有《九命奇冤》、《恨海》、《痛史》等。其中《痛史》写得较好。小说主要写南宋末年贾似道等权奸的卖国求荣，苟延残喘。同时表彰了坚决抗敌的爱国志士。

吴趼人小说的结构比较完整。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全篇以“我”为线索，把二十年耳闻目睹之事串连一起，比起《官场现形记》来显得集中一些；但由于题材庞杂，缺少剪裁，因此还不够谨严。吴趼人大量运用讽刺手法，但只是浮光掠影地摹写一连串丑恶现象。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惜描写失之张皇，时或伤于溢恶，言违真实，则感人之力顿微，终不过连篇‘话柄’，仅足供闲散者谈笑之资而已。”这种评价，基本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