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政治伦理的研究，自古以来就受到政治学家和伦理学家的关注。由于政治伦理这一问题涉及政治和伦理两个概念，因此，在政治与伦理的关系上，一直存在两种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政治和伦理是对立的，二者互不相容，它们之间没有内在的一致性。如中国古代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认为，政治的内容就是“法”、“术”、“势”，道德不仅无用，甚至有害，可以为了政治的目的不择手段；在西方，过去人们普遍认为马基雅维里是政治和理论“对立论”的典型代表，把他称为政治上的“非道德主义者”、“邪恶的导师”，认为他向人们推荐了一种政治上“不道德的实践”。［1］西方现代行为主义政治学认为，政治学应该是一门能对政治现象进行充分定量，像数学和逻辑学一样精确说明各种政治关系和规则，从而排除政治中的“价值观念”、“价值喜好”的科学；还有一些政治家认为，在政治生活中，对伦理规范应持实用主义的态度，允许为了国家的最高利益采取一切非伦理的手段。

　　另一种观点认为，政治与伦理具有内在统一性。这种观点自古以来就受到统治者、政治家的关注。在古代，所谓伦理，笼统的意义就是治国之道，做人之道，为官之道。如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我国古代思想家孔子的《论语》等，讲的既是伦理，也是政治；既是治国之道，也是做人之道，为官之道。在当代，政治伦理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程。20世纪60、70年代，可谓是政治伦理研究重新受到高度关注的重大转折点。这一时期，在理论上出现了对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否定，以及规范政治学的复兴，它以1971年出版的罗尔斯的《正义论》为主要标志。《正义论》的出版打破了政治哲学和政治伦理长久以来的沉寂，在西方政治学领域内引起了前所未有的轰动，重新恢复了政治哲学的传统方法论；在实践上，1972年美国“水门事件”的曝光，以及西方国家现实政治中出现的诸多伦理问题，如渎职、受贿及变相受贿、以权谋私、违法乱纪等，也重新唤起人们对政治伦理的关注。

　　对政治伦理研究，不仅涉及政治和伦理两个概念，而且涉及政治学和伦理学两门学科。因此，对两者的不同偏好，形成了人们对政治伦理研究的两种不同致思取向：其一是以政治学视角关注伦理，表现为一种“政治的伦理论”。这种致思取向试图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一种新的分析框架，为政治研究提供一种察看社会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的系统化的伦理观点，一组彼此关联的赋有伦理意味的政治学概念、定义及命题。它认为，政治学必须集中地去实证分析政治意识、政治行为、国家、权力、选举、选举制度、政党、政治发展、民主的条件、民主政制、国际关系等课题，同时也不可偏废地对政治规范问题进行探索。因为社会重大的政治问题必然要涉及道德和伦理问题，政治学研究必须关心价值、规范、是非问题，否则政治学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政治学永远不可能是“中立”的，这种致思取向多表现为：一方面是政治学的范畴、命题和体系，另一方面则是伦理学的评价和判定标准。其二是从伦理学的视角关注政治，表现为一种“伦理的政治论”。这种致思取向期望伦理学能为政治学提供目标、方向和方法，期望把伦理精神转化为一种政治理念和政治规范，在政治理论、政治实践、政治行为中体现伦理追求和伦理原则、伦理规范。与此相联系，伦理知识、方法和手段被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活动方式被运用。它认为，政治伦理并不为政治活动提供答案，而只是被作为一种以明智的方法寻求答案所需要的分析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