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字鶴卿，又字孑民，漢族，中國紹興山陰人，原籍諸暨。革命傢、教育傢、政治傢。中華民國首任教育總長，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學校長，革新北大，開“學術”與“自由”之風，對近現代中國教育、中國革命作齣瞭不可磨滅的貢獻。主要著作有《文化運動》《中國倫理學史》《妖怪學》《美術的起源：學術講演錄》《石頭記索隱》等。他的演講、雜文多輯錄在《蔡孑民言行錄》《蔡元培全集》中。

蔡元培：被譽為“中國一完人”的民國鬥士

劉繼興

被毛澤東譽為“學界泰鬥，人世楷模”的蔡元培先生，是中國近現代著名的民主鬥士和教育傢，他一生愛國，並緻力於科學與民主的踐行，奠定瞭我國新式教育製度的基礎，為我國教育、文化、科學事業的發展作齣瞭富有開創性的貢獻。他不僅有先進而獨到的教育理念，而且能排除萬難付諸於實踐，尤其他創造的北大輝煌，曆來為人所敬仰。

執掌北大，不拘一格納賢

1916年袁世凱死後，黎元洪齣任大總統，北京政府明令恢復瞭民初《臨時約法》，在德法考察與學習的蔡元培應邀迴國。北京政府教育部奉大總統令，於12月26日正式任命蔡元培為北京大學校長。

北大這一舞颱，使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得到瞭盡情的發揮與施展；北大也因蔡元培的到來，而獲得瞭新生，且迸發齣無限的活力，成為瞭真正意義上的大學。

蔡元培上任北大校長時，正值北洋軍閥政府推行封建專製主義統治的黑暗時期，當時的北京大學官僚積習很深，校政極其腐敗。其學生以上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對研究學問沒有興趣。教員中也有不少是不學無術的。課堂講授敷衍塞責。這一切，都亟需徹底扭轉。

尊重每一個人，從小事做起，且以身作則，是蔡元培治校的一大特色。有一個事例很能說明這一點：蔡元培到北大的第一天，校工們排隊在門口恭恭敬敬地嚮他行禮，他一反以前曆任校長目中無人、不予理睬的慣例，脫下自己頭上的禮帽，鄭重其事地嚮校工們迴鞠瞭一個躬，這就使校工和學生們大為驚訝。此後，蔡元培每天齣入校門，校警嚮他緻敬，他都脫帽還禮。

他上任不久，就嚮全校發錶演說，倡導教育救國論，號召學生們踏踏實實地研究學問，不要追求當官。同時在管理中革故鼎新，在校內大力推行西方先進國傢大學的教育方針和製度，將北京大學原來的那一套封建腐朽的條例掃進瞭曆史的垃圾堆。

蔡元培深知，要振興一所大學，僅靠思想與製度是遠遠不夠的，必須注重人本，師資纔是最關鍵的要素。為此，他求賢若渴，唯纔是舉，且不拘一格。老友湯爾和嚮蔡元培推薦瞭《新青年》主筆陳獨秀，蔡與陳本相識已久，他翻閱瞭《新青年》，並嚮湯打聽到陳在北京的住處。他被任命為北大校長的當日，就到西河沿中西旅館訪問陳獨秀，力勸陳齣任北大文科學長。陳獨秀迴憶說：“蔡先生約我到北大，幫助他整頓學校。我對蔡先生約定，我從來沒有在大學教過書，又沒有什麼學位頭銜，能否勝任，不得而知。我試乾三個月，如勝任即繼續乾下去，如不勝任即迴滬”（石元皋：《陳獨秀生平點滴》）。考慮到齣任文科學長需要一定資曆方能通過，蔡元培甚至為陳杜撰瞭履曆，使他順利地到北大任教，《新青年》雜誌社也隨之遷至北京。

1917年7月，另一位新文化領袖、白話文運動的倡導者鬍適，從美國學成迴國，被蔡元培聘為北大教授，並因鬍適的介紹給北大引進瞭不少新派學者。

被蔡元培聘入北京大學的，還有中國最早的馬剋思主義傳播者李大釗，任圖書館主任一職。

梁漱溟之進入北大，更能體現蔡元培用人特色。梁漱溟投考北大未被錄取，他在《東方雜誌》發錶瞭一篇講佛教哲學的文章《究元決疑論》，蔡元培看瞭認為是“一傢之言”。1917年，蔡元培就破格請梁漱溟來北大任教，講印度哲學。這一年，梁漱溟年僅24歲。後來，梁漱溟在北大這個舞颱上盡情施展，終成瞭舉世聞名的大哲學傢。

梁漱溟欲當北大學生而不得，卻一下子就成瞭北大的教師。如此用人之氣量與魄力，除蔡元培外，難有第二人。

大力納賢的同時，蔡元培還痛裁庸纔，吐故納新並舉。當時北大各科尚有若乾洋教員，皆從中國駐外使館或外國駐華使館請托介紹而來，學問參差不齊，來校後又感染瞭中國教員的懶散習氣，北大依照閤同辭退瞭其中不閤格的數人。於是有洋教員要控告校長，英國教員剋德來、燕瑞博請英國公使硃爾典來同他談判，均為所拒。硃爾典曾揚言“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長的瞭”，蔡元培則一笑置之，根本不予理會。在蔡元培的心中，隻有“教育質量”四字，彆無其它。

多方延攬和優勝劣汰等用人舉措，使北大的師資力量得以大幅度提升，且名傢雲集，鼎盛一時，此皆蔡元培之功也。據北京大學1918年初的統計，全校教員217人中有90位教授，平均年齡僅30餘歲。對76人的統計顯示：50歲以上6人，35歲以下43人，其中陳獨秀39歲，梁漱溟24歲，徐傢璜25歲，硃傢驊26歲，李大釗、劉文典、鬍適28歲，這在當今的大學中是無法想象的。這樣年輕而富於活力的教師隊伍，一掃北大過去的陳腐之氣，使北大成為魯迅所說的“常為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

文明薪火相傳，名師多齣高徒。當時北大本科學生平均年齡為24歲，師生年齡段的接近，給校園帶來瞭清新活躍的學風，其中傅斯年、羅傢倫、顧頡剛、馮友蘭等學生，後皆成為一代學術宗師。

兼容並包，各種思想爭鳴

一花獨放不是春，萬紫韆紅春滿園。蔡元培執掌北大之後，強調自己的治校方針是：“依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蔡元培教育文選》第244頁）。他堅決貫徹“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提倡學術民主，教學自由，使每一朵花兒都能在此盡情綻放。

在蔡先生這種辦學方針指引下，那時北大不但聘請左派和激進派人士李大釗、陳獨秀當教授，請西服革履的章士釗、鬍適當教授，還聘身穿馬褂、拖著一條長辮的復闢派人物辜鴻銘來教英國文學，喜談怪論的國學傢黃侃，甚至連贊助袁世凱稱帝和籌安會發起人之一的劉師培，也登上瞭北大教壇。特彆是“性博士”張競生，被封建衛道士辱罵為“四大文妖”之一，被蔡元培延攬來他北大講“美的人生觀”，在校外齣版《性史》，竭力提倡“情人製”、“外婚製”和“新女性中心論”。在半封閉半濛昧的中國，張競生的言論絕對算得上聳人聽聞，驚世駭俗。蔡先生主校以後，許多學者名流來到北大，人纔雲集，麵目煥然一新。像魯迅、錢玄同、劉半農等，都來到北大教書。不同的思想在這裏碰撞，不同的風格營造瞭共同的魅力。一時百花齊放，百傢爭鳴，教學相長，學術精進。

為瞭進一步把自己“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落實到實處，蔡元培還采取瞭一係列的有力措施。例如，在他的提倡下，學校成立瞭“少年中國學會”等各種學會、《新潮社》等各種社團、“馬剋思主義研究會”、“新聞研究會”、“書法研究會”、“畫法研究會”等各種研究會，還有“靜坐會”等體育組織。蔡元培先生還親自主持成立瞭一個“進德會”，師生都可入會，條件是：不嫖、不賭、不娶妾。學校還經常開音樂會，辦體育運動會，允許成立學生自治會。凡此種種，逐漸地把學生的注意力引導到研究學問、研究大事上來瞭，使師生的言行都空前活躍。學生們打麻將、吃花酒的越來越少，研究學問和關心國傢前途命運的越來越多，北大很快成瞭真正的一流學府，執全國高校之牛耳。

蔡元培當北大校長期間做的最駭人聽聞的事是開放女禁。那時有一個勇敢的女生王蘭（曾任民革中央主席的王昆侖的姐姐）嚮蔡先生請求入學，蔡元培就讓她到北大當瞭旁聽生。這件事當時轟動瞭全北大、全北京。此後招生時，就允許女生和男生一樣地應考瞭。蔡元培曾談到：“有人問我：‘兼收女生是新法，為什麼不先請教育部核準？’我說：‘教育部的大學令，並沒有專收男生的規定；從前女生不來要求，所以沒有女生；現在女生來要求，而程度又夠得上，大學就沒有拒絕的理。’這是男女同校的開始，後來各大學都兼收女生瞭。”（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曆》）

改革的航船，並非一帆風順。在那個時代，新的教育理念的施行遇阻甚多。為捍衛“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思想，蔡元培也多次應戰。據顧頡剛的《蔡元培先生與五四運動》迴憶，在五四運動前夕，蔡元培和林琴南曾經發生過一次有名的公開辯論，轟動瞭全國。林寫信給蔡，攻擊蔡主辦北京大學以來“覆孔孟，鏟倫常”，“盡廢古書，引用土語為文學”。蔡元培於1919年3月18日寫瞭一封公開信答復林琴南：“對於學說，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無論有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命運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對於教員，以學詣為主。例如復闢主義，民國所排斥也，本校教員中，有拖長辮而持復闢論者，以其所授為英國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籌安會之發起人，清議所指為罪人者，本校教員中有其人，以其所授為古代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嫖賭娶妾等事，本校進德會所戒也，教員中間有喜作側艷之詩詞，以納妾挾妓為韻事，以賭為消遣者，苟其功課不荒，並不誘學生而與之墮落，則姑聽之。夫人纔至為難得，若求全責備，則學校殆難成立。且公私之間，自有天然界限。”

蔡元培緻林琴南的公開信，通篇平實深沉，入情入理，不亢不卑，很理性地闡述瞭自己“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思想，且行文彬彬有禮，立論有據，令對手無法不摺服。

學術上的爭論則更多。蔡元培均能很好地處理各方的關係，連最頑固的、拖著一條長辮的教授辜鴻銘也對蔡校長深為欽佩。尤其難能可貴的是，蔡元培自己也身體力行“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方針，以身垂範，雅量高緻，絕不以權壓人。1917年，蔡元培齣版瞭《石頭記索隱》一書，提齣《紅樓夢》是一部“政治小說”的概念，並指齣：“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亡，揭清之失，而尤於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由於恰逢五四時期，人們“反對滿清”的情懷甚重，因此這本書在當時得到瞭廣泛傳播。1921年，鬍適發錶《紅樓夢考證》，矛頭直指蔡元培。他毫不客氣地指齣蔡的索隱是牽強附會的“大笨伯猜笨謎”的方法，認為校長和他的親友團走錯瞭路。推翻索隱派，成瞭鬍適研究紅學的目的之一。

鬍適為瞭推翻蔡元培的觀點，曾到處尋找錄有曹雪芹身世的《四鬆堂集》這本書。就在他求而不得、心灰意冷、近乎絕望的時候，蔡元培卻托朋友為他藉到瞭此書，鬍適根據書中的史料記載，更加充分地證明瞭自己關於《紅樓夢》是“曹雪芹自述”的說法。

蔡元培的舉動無異於給敵人送彈藥，此等雅量，幾人能有？在蔡元培的影響與治理下，北大容納瞭各派的學說和思想，空氣新鮮得很。特彆是教師們對於學術爭論的態度，都頗具大師風範。如有一次錢玄同在講課，對麵教室裏黃侃也在講課。黃侃大罵錢玄同的觀點如何如何荒謬，不閤古訓；而錢玄同則毫不在乎這些，你講你的，我講我的。

“大德垂後世，中國一完人”

全部身心獻教育，不為自己置一物。蔡元培的兩袖清風，也是有口皆碑的。1935年9月7日，蔣夢麟等聯名給蔡元培祝壽．提齣要為一生清廉直至晚年仍全傢租賃房屋連藏書的地方都沒有的老校長造一所“可以住傢藏書的屋”。後來這個計劃雖然由於抗戰全麵爆發而未能付諸實現，但反映瞭北大師生對蔡元培的深深敬愛之情。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蔣介石在陪都重慶主持公祭，紅都延安則舉行各界追悼大會。毛澤東在唁電中稱其為“學界泰鬥、人世楷模”；周恩來的挽聯雲：“從排滿到抗日戰爭，先生之誌在民族革命；從五四到人權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蔣夢麟的挽聯是“大德垂後世，中國一完人”，吳稚暉的挽聯是“平生無缺德，舉世失完人”。

曾任北大教授的民國大佬王世傑在《追憶蔡元培》一文中寫道：“蔡先生為公眾服務數十年，死後無一間屋，無一寸土，醫院藥費一韆餘元，蔡夫人至今尚無法給付，隻在那裏打算典衣質物以處喪事，衣衾棺木的費用，還是王雲五先生代籌的……”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這就是蔡元培一生的真實寫照。

偉哉蔡元培！他既是獨樹一幟的教育傢、大學者，又是真正的民主鬥士，他與清廷鬥過，與袁世凱鬥過，與北洋軍閥鬥過，與蔣介石鬥過，多次被通緝，多次收到恐嚇信，但為瞭救國的理想，毫無所懼，終生緻力於科學民主與教育事業，其不屈不撓之可貴精神，其有節有方的管理智慧，頗值我輩等後人學習。

後記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曾湧現過一批性格獨特鮮明的大師級文化名人，他們的不凡經曆和智慧一直是啓迪後輩的一部大書。蔡元培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一個教育傢，也是一個革命傢，一生雖為公務所纍，但仍然筆耕不輟，著作等身。

說起蔡元培，大傢往往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的“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主張，使北大成為新文化運動的發祥地，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發生創造瞭條件。而他在教育界方麵的成就更是為後代樹立瞭標杆。作為“中國現代最偉大的教育傢”(馮友蘭語)，蔡元培先生不僅有過一段執掌北京大學的辦學經曆，而且提齣一套可稱之為“大學觀”的辦學理念，直到今天仍熠熠生輝。從另外一個方麵說，蔡元培先生又可以說是一個豪無爭議的人物。他性格溫和，人緣極好，鬍適、陳獨秀、辜鴻銘都因其高尚的品格積聚在北京大學。顧頡剛則說，“先生之為人，誠實懇摯，無絲毫虛僞。……其言訥訥也，如不能齣諸口；然至討論學理之時，則又滔滔不絕。”

所以，本書旨在以管窺豹，從曆史的角度，看蔡元培先生對待教育改革、青年人發展和社會變革三個方麵的態度與做法，為當今青年建立獨立人格與思考提供一種參考。全書共分成瞭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編選瞭他在教育方麵的主張，重新溫讀他對大學的定義，迴顧他與北大的淵源，分享他多年來在教育界的經驗。第二部分編選瞭他在青年成長方麵的思考，以及麵對青年運動時的錶現，從中看到蔡元培先生對學生的愛護。第三部分力圖以展現他對義務、權利、生活、文化的態度，對魯迅、孔子、墨子的不同評價來看到蔡元培先生在大時代麵前的自我修養與選擇。

作為一本嚮大眾讀者普及蔡元培先生思想的讀本，編者認為這三個部分既方便瞭讀者們的閱讀，又比較完整地展現瞭蔡元培先生的一生。

讀再多評論與演繹，不如讀他們本身的作品。作為“與大師一起讀曆史”係列叢書的一部分，本書所編選審定的文章，一方麵體現瞭蔡元培在教育方麵和社會政治方麵的主張，另一方麵體現瞭他所經曆的曆史事件和他在曆史事件中的作用。可以說閱讀本書，就像蔡元培先生在為我們讀曆史，而我們在閱讀蔡元培先生，這兩方麵共同構成瞭這本書“讀曆史”的內涵。

在本書編輯過程中，主要參考瞭中華書局齣版的《蔡元培全集》，這套書收錄的蔡元培先生的文字齊全，遺漏甚少，對選擇篇目頗有幫助。但遺憾的是，全集版本比較早，仍有疏漏，因此又參考瞭浙江教育齣版社齣版的《蔡元培全集》，哈爾濱齣版社齣版的《中國人的修養》；廣西師範大學齣版社齣版的《蔡孑民先生言行錄》等書，對文章逐一審定。為此，編者非常感謝上述齣版社和相關同業的辛勤工作。

最後，編者要感謝蔡元培先生為我們留下的文字與精神，讓我們能有幸得以一讀再讀，在變化的時代裏堅定前進的方嚮。

楊茹

2012年11月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