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

出版者:文物出版社

作者:苏秉琦

页数:0

出版时间:1984

价格:0

作者简介

（1909-1995）河北省高阳县人。1934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1934～1949年在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任副研究员。从1949年至今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其间，1952～1982年任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教授，兼考古教研室主任。1978～1984年任考古研究所第三研究室主任。从1978年起为考古所学术委员会委员。1983年为北京大学考古系学术委员会委员。1979年当选为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1983年被任命为文化部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

苏秉琦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主持工作的30年中，为办好这个专业、培育考古人才，充实全国各地的考古队伍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苏秉琦从1934年起在陕西省的渭河流域从事田野调查，并参加了宝鸡斗鸡台墓地的发掘。在他所著的《斗鸡台沟东区墓葬》(1948)报告中，就周秦文化的面貌进行了分析，并且提出了先周、先秦文化的问题。1950年，参加了河南辉县战国墓的发掘和《辉县发掘报告》的编写工作。1954年主持了洛阳中州路(西工段)沿线的发掘工作，对认识洛阳地区的仰韶文化和商殷、两周、汉唐各时期的物质文化面貌及其发展的阶段性，是一项基础性的有意义的工作。在《洛阳中州路(西工段)》(1959)报告的结语中，他运用地层学和类型学，对仰韶文化和商、周、汉、唐几种不同文化遗存的分期和性质进行了理论性探索。其中对东周墓葬的分期研究，为建立中原地区东周墓葬的断代标尺奠定了基础。1957～1960年间，先后主持了河北省邯郸市涧沟和龟台龙山-商周遗址、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和元君庙墓地以及洛阳王湾遗址的发掘，这些工作对揭示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面貌及其类型划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他发表的《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考古类型学的新课题》等学术论文，就一些考古学文化的渊源、特征、发展途径等问题作了尝试性分析，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区域分布的格局、系统等问题，提出了创见，并对此赋予研究方法的意义，在考古学界有广泛影响。

苏秉琦的主要学术论著还有《瓦鬲之研究》(1941)、以及一系列论文，其中主要的论文已被编集为《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

用户评价

《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这本书给我带来的冲击，是持续而深刻的。我一直对“中国”这个概念，以及它的历史渊源有着浓厚的兴趣，但总是感觉隔着一层纱，看不真切。苏秉琦先生的论述，就像是为我掀开了这层神秘的面纱。他通过大量的考古学证据，展现了中国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和“多元一体”。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观点，更是一种对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深刻解读。我特别喜欢他关于“考古学文化”的论述。他如何通过对遗址、遗物特征的归纳和分析，来界定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并进一步分析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研究方法让我觉得非常令人信服。书中，他对于中国不同地理区域，如东北、华北、西北、长江流域、岭南等地，早期文化发展差异性的细致描绘，让我看到了中国这片土地的辽阔和多样。同时，他又强调了这些不同文化之间如何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最终汇聚成中华文明的主流。这种“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辩证思维，贯穿于他的整部作品中。我常常在阅读时，会想象着那些史前人类，如何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发展出各自独特的文化，又如何在交流中，不断学习、借鉴，最终走向共同的繁荣。苏秉琦先生的文字，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它既有学术的严谨，又不失人性的温度，让人在领略文明的壮阔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先民们的不懈奋斗。

说实话，拿到《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这本书的时候，我心里是有些打鼓的。我对考古学的了解仅限于一些泛泛的常识，诸如墓葬、陶器、青铜器之类的名词，但具体到它们代表的意义，以及如何去解读，我却是一窍不通。然而，苏秉琦先生的文字，以一种极其平易近人的方式，打开了我通往考古世界的大门。他没有使用大量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而是通过生动形象的比喻和严谨的逻辑推演，将复杂的考古学概念解释得浅显易懂。我尤其喜欢他对中国考古学研究方法论的探讨。他详细介绍了如何从考古遗址的层位关系、遗物的形制特征、材质构成等方面入手，来推断古代社会的生产力水平、社会结构、甚至精神信仰。这种“拨开迷雾见真相”的学术探究过程，让我感到非常着迷。书中对中国史前社会从分散走向统一的过程的论述，更是让我为之动容。他描绘了一幅幅画面：在广阔的土地上，不同的文化单元各自发展，又相互交流，最终汇聚成一股强大的文明力量。这种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火”的演进过程，充满了生命力和创造力。我常常在读到关于某个重要考古遗址的介绍时，会感到一种强烈的现场感，仿佛自己也置身于那个古老的时空，亲眼见证着历史的发生。苏秉琦先生的文字，就像一把钥匙，为我打开了通往中国古代文明深处的大门，让我得以一窥其堂奥。

初次翻阅《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我脑海中浮现的是那些在博物馆里静静躺着的古老文物，以为这本书会是一本关于“宝贝”的图录。然而，当我深入阅读后，才发现苏秉琦先生的论述，远远超出了这个狭隘的范畴。他以一位思想家的深度，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理论构建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我尤其被他关于“考古学文化”的概念所吸引。他并没有将考古学文化简单地看作是地理上的划分，而是强调了它在时间、空间、文化内涵上的统一性。他如何通过对遗址分布、遗物特征、墓葬形制等一系列要素的综合分析，来界定和区分不同的考古学文化，这种严谨的学术逻辑，让我为之折服。书中，他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理论的阐释，让我看到了一个更加真实、更加鲜活的中国史前史。他认为，中华文明并非是单一中心起源，而是在广阔的土地上，孕育出了多个早期文明的火种，这些火种相互碰撞、融合，最终汇聚成中华文明的璀璨星河。这种观点，打破了我过去对中国文明起源的单一、线性的认识，让我看到了其内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苏秉琦先生的文字，有一种引导作用，他能够引领读者，从宏观的视角去审视历史，从细微之处去发现规律。

这本书的名字虽然叫做《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但我拿到手的时候，脑子里其实并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关于“考古学”的完整概念。我一直以为考古学就是挖挖古墓，找找宝贝，然后那些出土的东西会摆在博物馆里，让我们去参观。然而，这本书给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它不是那种浅尝辄止的介绍，也不是单纯的文物图录。相反，苏秉琦先生的文字，充满了深邃的思想和严谨的逻辑。我尤其被他对于中华文明起源的探讨所吸引。他并没有简单地将文明的产生归结于某个单一的事件或者地区，而是通过对大量考古资料的梳理和分析，提出了“满天星斗”式的多元一体的文明发展模式。这种观点，对于我这样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有着浓厚兴趣但又缺乏系统知识的读者来说，简直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我曾经混沌不清的认识。他反复强调的“地区性”和“整体性”的辩证关系，让我开始理解，我们所看到的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并非是凭空出现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是在不同的地理区域、不同的文化土壤中，相互交流、融合、发展而形成的。书中对早期文化遗址的细致描摹，例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不仅仅是罗列出它们的年代和发现，更是深入挖掘了这些遗址所蕴含的社会结构、经济模式、宗教信仰等信息。我读的时候，仿佛能看到那些遥远的先民们，如何在一片片土地上辛勤耕耘，如何创造出属于他们的独特文化。苏秉琦先生的文字，有时像是一位慈祥的长者，循循善诱，将复杂的道理娓娓道来；有时又像一位锐利的学者，直指问题的核心，引人深思。我常常在读完一段之后，会放下书本，久久地望着窗外，回味他提出的观点，尝试在脑海中构建出那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世界。这种阅读体验，远比我在学校里学习历史课程要来得更加深刻和生动。

读《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的过程，与其说是一次阅读，不如说是一次精神的跋涉。苏秉琦先生的论述，绝非简单的学术堆砌，而是一种思想的熔铸与升华。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对中国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精彩论证。他并非武断地下结论，而是铺陈了大量的考古证据，从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到不同地区早期文化的多样性，再到这些文化最终如何汇聚成一股强大的洪流，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的独特面貌。这种论述方式，严谨而富有说服力，让我不得不佩服他深厚的功底和敏锐的洞察力。我常常在读到一些关于具体遗址的描述时，会情不自禁地想象当时的场景。比如，当他谈到某个新石器时代的聚落时，我脑海中会浮现出简陋的房屋，忙碌的先民，以及他们赖以生存的农作物和工具。苏秉琦先生的文字，有一种奇妙的力量，能够将那些沉寂了数千年的遗物，重新赋予生命，让我们得以窥见古人的生活百态。他对中国考古学发展史的梳理，同样令人印象深刻。他不仅仅是列举了重要的考古发现和重要的考古学家，更是深入分析了每一次重要的学术争论和理论突破，以及这些突破是如何推动中国考古学走向成熟的。他对于“中国考古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强调，更是让我看到了中国学者在探索自身文明起源道路上的艰辛与成就。这本书，让我对“文明”这个词有了更深的理解。它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而是一个动态的、不断演进的过程。它是在无数次碰撞、融合、创新中诞生的。苏秉琦先生的论述，恰恰揭示了这个过程的曲折与壮丽。

当我翻开《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时，内心是带着一种好奇和一点点敬畏的。毕竟，苏秉琦先生在考古学界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他的名字本身就代表着一段辉煌的学术历程。然而，我并非考古学专业的科班出身，因此，我更希望从中读到一些能够触及我内心、引发我思考的真知灼见，而不是枯燥的专业术语和艰深的理论推导。这本书恰恰满足了我的这一期望。苏秉琦先生在论述中国考古学发展历程时，多次强调了“考古学自身的发展”与“时代的需求”之间的紧密联系。这句话让我感到非常震撼。它意味着，考古学不仅仅是对过去的“打捞”，更是与当下社会现实紧密相连的。它所揭示的古代信息，能够为我们今天理解社会、反思历史、乃至规划未来提供宝贵的借鉴。我特别喜欢他关于“中国史前时期”的论述。他并没有将史前时期简单地看作是一个“未开化”的时代，而是将其视为中华文明孕育和发展的关键时期。他通过对大量出土遗物的分析，展现了史前社会在农业、制陶、建筑、艺术等方面的非凡创造力。这些发现，颠覆了我过去对史前文明的刻板印象，让我看到了先民们智慧的光芒。书中对于“中国考古学”的理论框架构建，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提出了诸如“考古学文化”、“考古学分区”、“考古学类型学”等一系列重要的概念，并对它们进行了详细的阐释。这些概念，虽然听起来有些专业，但在苏秉琦先生的笔下，却变得生动而易于理解。他通过具体的考古实例，将这些抽象的概念具象化，让我能够清晰地把握考古学研究的方法和逻辑。读这本书，就像是在和一位博学而睿智的智者对话，他用他的智慧和经验，引领我穿越时空，去探寻那些隐藏在历史尘埃中的秘密。

初次接触《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我并没有期待它能给我带来多么大的惊喜，毕竟，对于我这个门外汉来说，考古学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领域。然而，这本书的内容，却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苏秉琦先生的文字，充满了一种理性而又深情的基调，他用一种近乎诗意的语言，描绘着我们祖先筚路蓝缕、开拓进取的壮丽画卷。我尤其被他对中国考古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所吸引。他并没有止步于对出土文物的描述和分期，而是试图建立一套能够解释中国考古学现象的理论框架。他提出的“考古学文化”概念，以及如何通过对遗址和遗物的系统分析来识别和界定这些文化，让我对考古学研究的科学性有了全新的认识。书中对不同考古学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如何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相互影响、融合的论述，更是让我大开眼界。他没有简单地将各地文化看作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强调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和互动，以及这种互动如何最终促成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我常常在阅读时，会联想到一些现代的社会学理论，比如文化传播、文明交流等。苏秉琦先生的考古学研究，似乎为这些理论提供了最扎实的史前实证。他对于中华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论，不仅仅是一个学术观点，更是一种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深刻洞察。这本书，让我看到了考古学作为一门学科，其内在的逻辑力量和广阔的视野。它不仅仅是在研究过去，更是在为我们理解现在和未来提供深刻的启示。

在我拿到《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这本书之前，我对考古学的印象，大概还停留在“挖宝”和“鉴宝”的层面。我总觉得考古学就是跟那些古老而神秘的文物打交道，它们躺在地下，等待着被发掘，然后被摆放在博物馆里供人欣赏。然而，苏秉琦先生的论述，彻底颠覆了我的这种肤浅的认知。他让我明白，考古学不仅仅是对过去的“打捞”，更是一种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书中，他对中国文明的早期形态，特别是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他认为，正是这种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才最终孕育出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这种观点，对于我来说，是极具启发性的。它让我看到了，我们今天所引以为傲的中华文明，并非是单一来源的，而是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互动过程。苏秉琦先生的文字，充满了一种宏大叙事的魅力，他能够将零散的考古证据，巧妙地串联起来，形成一个 coherent 的整体。我常常在阅读他的论述时，会产生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仿佛置身于那个遥远的史前时代，亲眼目睹着文明的曙光。他对中国考古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也让我看到了这门学科的严谨性和科学性。他如何运用各种方法，从细微之处着眼，最终得出宏观的结论，这让我对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了更深的认识。

《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这本书，给我的阅读体验，可谓是“惊心动魄”而又“受益匪浅”。我常常觉得，历史如同一个巨大的谜团，而考古学，便是解开这个谜团的钥匙。苏秉琦先生，无疑是使用这把钥匙的杰出大师。他对于中国考古学史的梳理，不仅仅是简单地罗列事实，更是深入分析了每一次学术思想的碰撞和每一次理论的突破，以及这些是如何共同推动了中国考古学走向成熟。我特别关注他关于“考古学文化”的论述。他如何将分散的考古发现，通过科学的方法，整合成一个个有机的“考古学文化”，并进一步分析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抽丝剥茧、层层深入的学术过程，让我对考古学研究的严谨性有了深刻的认识。书中，他对于中国早期文明的论述，特别是“满天星斗”式的观点，让我对中华文明的起源有了全新的理解。他认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并非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由多个区域性文化相互交流、融合而成的。这种“多元一体”的格局，既展现了中国文化的丰富性，也体现了其内在的凝聚力。苏秉琦先生的文字，充满了思辨的力量，他能够引导读者，不仅仅是被动接受信息，更是主动思考，去探寻历史的真相。这本书，让我看到了考古学作为一门学科，其独特的魅力和巨大的价值。

《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这本书，带给我的不单单是知识的增添，更是一种思维方式的重塑。苏秉琦先生在书中反复强调的“系统性”和“整体性”的观点，让我对许多问题有了全新的认识。他不是孤立地看待每一个考古发现，而是将其置于更宏大的历史背景和地理环境中去考察。比如，他在论述中华文明起源时，就特别强调了不同地区文化之间的互动和融合，从而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整体。这种宏观的视角，让我看到了过去那些分散的、局部的考古发现，是如何连接起来，最终构成一幅完整的史前画卷。我尤其欣赏他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洞察。他并没有将古代社会看作是停滞不前的，而是看到了其中蕴含的动态发展和内在的逻辑。他对于史前社会如何从简单的氏族公社逐步走向更复杂的社会组织，以及这种转变是如何体现在考古遗址和遗物中的，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阅读这本书，就像是在进行一次思想的“考古”，在苏秉琦先生的引导下，我得以深入到那些埋藏在历史深处的智慧宝藏中去。他对中国考古学学科建设的思考，也让我感受到了老一辈学者对国家、对民族深沉的责任感。他不仅仅是在做学问，更是在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这种精神，令我肃然起敬。

区系类型分析

读得脑壳疼

基本上包括了苏公在考古学文化思考上的重要文章。要考察当代中国考古学的主流方法的形成，则必须回到这一主流方法的祖师的思维方式中去。但真正读了此书后，即便先前再怎么深恶痛绝谱系研究范式，也不得不对这位独立摸索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方向的考古学家致以最高的敬意。那种现在看来冷冰冰的考古学文化研究，实际上在苏秉琦这里是充满着思想的光辉的，只是后来者不得其法，或只得其形，以致中国考古学在理论与方法的思索上至少停住了二十年（自俞先生去世后算）。读这本文集的甲乙部分，从最初如何分出鬲的四类，到考古地层学与类型学的总结，从考古学区系类型的建设，到中华文明探源课题的提出，都可以看到一位勤于思索的大家形象。印象最深刻的是，苏公的瓦鬲的分类，最初是基于制作方式的考虑的，并详细测量诸多变量。反观今日之类型学，做卡片？

读得脑壳疼

苏先生的著作真是高山仰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