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2-29
大刚报史 2024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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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反右”派运动之前,有一个短暂的鸣放时期,全国记协曾召开了一系列的座谈会,动员党外新闻界人士积极鸣放,名曰“帮助党整风”。当时《大公报》中有幸被邀请参加这个座谈会的,有一位是毛健吾。他参加座谈会的时间约为当年五月下旬。
他是上午去参加座谈会的,下午回到办公室,兴高采烈地向几位同事转述座谈会的情况,我有幸身临其境。他转述的具体内容我已经毫无印象了,只记得他很兴奋,以为中国新闻改革的时期即将到来,实则是此辈落网的日子已经不远。其后,他又在报社的鸣放座谈会上发言,对肃反、对老报人的安排陈述了意见。不久,他即被大字报点名,并且开了批判斗争会,最后由公安部门公告,宣布他为反革命分子,逮捕法办,时在1958年初。不久即被判刑。
毛健吾是1952年进入天津《进步日报》的。有一天,报社检查组来了一位中年人,中等身材,体态微胖,衣冠整洁,举止稳重。有人告诉我他是抗战时期著名的《大刚报》社长毛健吾,人称“毛大刚”。
在抗战时期大后方生活过的人,大都听说过《大刚报》和它的社长毛健吾,在湖广一带尤其有名。那是一张民办报纸,和《大公报》、《新民晚报》等报纸一样,继承和发扬了中国民间报纸的光荣传统,敢于发言,勇于论政,宣扬抗战,反对投降,关注战场,体恤民生,揭发腐败,监督政府,做出了不小的成绩。
《大刚报》初创时属于国民党部队系统,1937年11月创刊于郑州。毛健吾因为当时是这支部队国民党党部的负责人,被任命为社长。报纸出版约七个月后,郑州危急,报社随着军队南撤到信阳。1938年8月,国民党中宣部决定报纸停办。9月,在经费无着的困境下,《大刚报》全体职工在毛健吾的领导下,决定将报纸改为民营报纸继续办下去。毛健吾出面号召,凡参加工作的,都是报纸的主人。他提出“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办自己的报”的口号。在办报方针上,提出以《大公报》为榜样,坚持民间特色。当年10月,报纸人员、设备迁到湖南衡阳,1938年11月1日在衡阳正式复刊。复刊后战局暂告平静,报纸销路日增。
1939年起,报社先后办起大刚造纸厂、大刚印书馆、大刚书店等实业,用实业收入弥补新闻事业的开支,实行实业与文化并进的方针,报纸得以立足并得到相当的发展。其间,《大刚报》多次遭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机器被毁,人员伤亡,一度被迫在郊区简陋的房屋中安身,过着三餐无定时、居无定所的日子。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毛健吾和大家同甘苦共患难,把报纸办得有声有色。到1944年6月,在衡阳出版达五年半之久。湘桂战起,撤退到柳州、贵阳等处,继续出版。
几年间,毛健吾为《大刚报》敦聘了不少坚持进步立场的著名报人到社工作,羊枣、俞颂华、叶启芳等先后应聘担任过总编辑,他还请来熊佛西、邵荃麟、何家槐等文艺界知名人士编辑副刊。
报纸连续发表过多篇社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痛斥汪精卫汉奸卖国集团,全力报道各地军民英勇杀敌的斗争,包括游击区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报社开展过爱国义卖献金活动、捐集十万个救急包活动、捐献滑翔机活动,还印刷过航空版,由空军空投到沦陷区去,出版过《大刚晚报》。
《大刚报》曾以《青黄不接话豫灾》为题发表社论,揭露河南受灾实况,被检察官删去数百字,报纸以“开天窗”形式刊出,以示抗议。1944年报纸揭露湖南贪污腐败成风,被罚停刊三日。
毛健吾经常给报纸写社论写新闻。1943年,他为报纸撰写《左乎右乎谈青年思想问题》,被国民党新闻检察机关扣押。他工作勤快,苦干实干,事无巨细,亲自动手。
从1937年算起,毛健吾担任了十年社长,凡遇工作人员受到国民党政府的迫害,他必然多方设法救助。十年间,没有一个工作人员因思想政治问题被捕入狱。
抗战八年,《大刚报》三遭轰炸,四次搬迁,战胜了艰难困苦,抵制了各种压力,终于盼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毛健吾以为创办新闻托拉斯的梦想即将实现了。他拟定了一个在上海、天津、南京、武汉、香港、新加坡等地出版报纸的计划。计划首先出版上海版、汉口版和南京版。
他太天真了。除汉口版算是顺利出版外,上海版遭到拒绝,南京版迟迟不批。毛健吾饥不择食,竟然与虎谋皮,求助于当年中央政校的老师陈立夫和陈果夫。此时二陈正准备在南京出版报纸,而《大刚报》民间报纸的声誉正好利用,真乃天赐良机。二陈不仅答应解决出版问题,而且提供入股资金。陈立夫提出组成有限公司,原《大刚报》资产核定为法币二千五百万元,另由三行两局(中国、交通、农民三行,中央信托局、邮政汇储局)各投资五百万元,合成五千万股,并批给十八万美元官价外汇以购置机器。圈套加诱饵,“二陈”就把他们的这位老门生收入彀中。新董事会中,陈立夫任董事长,陈果夫任监事长。不少国民党党棍都当上了董事。《大刚报》虽然得于1946年1月在南京出版,但是大权一步步地落入二陈手中。
毛健吾后来发现自己铸成大错,悔之已晚。虽然在老同事的支持下,还进行过多次斗争,但是终于被排除在《大刚报》社最高领导层之外,悄然于1948年流落美国。他身在美国,仍然关心国内新闻界的发展。1948年国民党当局日暮途穷,倒行逆施,悍然封闭《新民报》时,他毅然参加了抗议签名的行列。
1949年毛健吾回到香港。他谢绝了香港大学邀请他担任新闻系系主任的聘请,和龙云、黄绍竑等四十四人一起宣布起义,随即回到北京,进入华北革命大学学习。毕业后,领导上原拟分配他到政协机关,但是他对新闻工作情有独钟,仍然要求到报社工作,乃于1951年被安排到天津《进步日报》。
《大公报》与《进步日报》合并后,毛健吾转入《大公报》,和原上海《新闻报》副总编辑朱文浦一道在检查组工作。两位资深报人工作十分认真,他们负责检查报纸二校后的清样,用绿色墨水修改、书写,有时候发现问题较多,修改过的小样上呈现一片绿色,被排字车间称为“绿色恐怖”。
毛健吾当时年过五旬,精力依然旺盛,腰板笔直,步履矫健。工余之暇,读了不少中医药书籍,可以熟练地把脉、开处方。早晚休息时间,不时有报社同仁登门求医,被称为“毛大夫”。
1957年他被划为右派分子后,又因“历史问题”被判徒刑,发送黑龙江省兴凯湖农场劳动改造。据同时在农场改造的《大公报》记者谭秉文回忆说,有一天下大雨,他站在牢房窗口,曾看到毛健吾雨中身背一捆柴棒,踉踉跄跄地走过,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和他交谈的机会。
1968年3月28日,一代爱国报人毛健吾瘐死,终年六十二岁。毛健吾的多年老友王淮冰、黄邦和在纪念文章中写道:“毛健吾其成也由于办报,其冤死也与办报有关,这是令人唏嘘不已的。”
《书屋》吴永良:再忆《大公报》的几位老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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