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鹏（1857——1942），字友凤，号卧虎山人，别号梦醒子，晚年又号遁世翁，山西太原县（现为太原市晋源区）赤桥村人。

刘大鹏幼年从师受业，23岁毕业于太原县桐封书院，翌年入省城崇修书院学习，为书院山长杨深秀赏识，学识大进，清光绪二十年（1894）中甲午科举人。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二十八年，曾三次进京会试均未中。以怀才不遇，隐居家乡。其间，他曾在山西太谷县南席村票号商人武佑卿家塾中任塾师近20年。1914年回到家乡大原县，任县立小学校长，兼营小煤窑，并种有少量土地。他一生基本上生活在晋中农村，对下层社会生活有较多的接触；在地方上办过不少好事，曾募捐集资修葺晋祠殿宇以及附近道路，兴办过晋水水利，在地方上有相当的名望。光绪三十四年，山西省咨议局成立时，任省咨议局议员，民国建立以后担任过县议会的议长、县教育会副会长、县清查财政公所经理和公款局经理等职务。他长期寓居乡村，对农民疾苦体察颇深，亲怀“康济斯民之愿”，常以不得行其志为恨。对官吏贪暴与政治腐败，多有谴责。清光绪三年（1877），太原县境遭受旱灾，晋祠边山一带饿死者十之八九。他在记述此事时，愤然写道；“丁丑灾荒酷虐特甚，而晋省赈务亦至太极渥，可穷乡僻壤之饥民，得实惠者百不获一耳。盖由州县官绅奉行不善，或亲现衰鸿，赈恤延缓；或侵吞赈款，饱其私囊……”，表示了对贪官污吏的愤慨。1934年因目睹阎锡山政权搜刮民财，横征暴敛。曾上书南京中央政府，为民请愿，指斥山西当局“捐涉于苛，大伤治国之本，税成为杂，必失民众之心”，促使南京政府转饬山西省署，豁免苛捐杂税，上书署名“鲍伯坪”，意为抱不平。此讯传出，晋民称快。

晋祠一区，在太原县治西南十里悬瓮山麓，水绕山环，境极名胜，甲于三晋名胜之首。但向无专志以志其盛，刘大鹏有鉴于此，踏遍晋祠一带山川寺院，寻幽访古，钞碑录碣，又博览古典书籍文献资料，采集故老传闻，于光绪二十八年编著《晋祠志》。五易寒暑，光绪三十二年成书（该书已由慕湘点校，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42卷，有祠宇、亭榭、山水、古迹、宸翰、祭赛、金石、乡校、流寓、人物、河例公案、文艺、植物、故事、杂编等多方面的丰富内容。该书汇集历代有关晋祠的文献记载与民间故老传闻，详细描绘了当时晋祠风物。其河例公案则如实记载了晋水流域历代的水利纷争及统治者欺压、剥削农民的史实。书中还记述有明、清以来历次农民起义与庚子以后当地反帝运动的史实，为研究历史者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刘大鹏博学多才，著述宏富。其代表作主要有：《醒梦庐文集》 8卷、《卧虎山房诗集》35卷、《从心所欲妄咏》50卷、《琢玉闻吟》8卷、《砭愚录》8卷、《衔恤录》10卷、《寄慨录》12卷、《随意录》4卷、《潜园琐记》6卷、《游绵山记》2卷、《唾壶草》2卷、《遁庵随笔》2卷、《迷信丛话》17卷、《愠群笔谭》25卷、《乙未公车日记》4卷、《刘氏世系谱》3 卷、《藜照堂家训》2卷、《梦醒子年谱》12卷。惜其均系手稿，未能刊行问世。当时士人以读书为求仕进，退居林下也多是诗酒自娱，消遣岁月。而刘大鹏能自甘淡泊，累月穷年，跋山涉水，遍搜广求，在古迹淹没、文献零散的情况下，仅凭个人奔波，于重重困难中而成洋洋巨著，诚属难能可贵。

刘大鹏很关心地方公益，对地方水利也颇有研究。当时晋水灌溉稻田三万多亩，而太原县受益者30 多村，他编撰了《晋水志》13卷。书中详述了晋水之源，分水口岸，核实溉亩情况，水程定规；及有关迷信。“祀事”，渠甲分布等。各卷之首又冠以小序与河图，阅者能穷其源而究其流。又别著《汾水河渠志》若干卷。对本县河害较大的北河边孙家沟，他又殚精竭谋改筑堤堰，并撰写了《重修孙家沟幻迹》2卷，希望后人能继往开来，除害兴利。

他的这些考察和研究，不仅为当时的地方公益和水利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今天仍有重要参考价值。

刘大鹏一生为保护文物古迹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晚年贡献更为卓著。1932年以前，晋祠天龙山石窟石雕文物被帝国主义分子勾结劣僧盗窃严重。刘大鹏当时是太原县保存古迹文物委员会的特别委员，是追查被盗事件的主要成员。其所著《柳子峪志》便记述了当时太原县追查和保护文物古迹的史实及相应措施。书中既写了天龙神像严重损伤情况，也论列了“太原县天龙山古迹文物保护委员会组织大纲”、“太原县天龙山古迹文物保存规则”等文献资料，是研究天龙山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史料。他曾呈请省署撙节太原县经费、葺修晋祠庙宇，并著有《重修晋祠杂记》 2卷。他为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可谓呕心沥血，功垂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