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文書被譽為20世紀繼甲骨文、漢晉簡帛、敦煌文書、明清檔案等發現之後中國曆史文化上的第五大發現。它是曆史上的徽州人在其具體的社會生産、生活的交往過程中為各自切身利益形成的原始憑據、字據、記錄，是徽州曆史、文化、社會發展以及生産、勞動、商業、社會交往、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狀況的最真實、具體的反映，具有唯一性的特徵。

《徽州文書》（第一輯）共10捲，影印瞭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伯山書屋”和黃山市祁門縣博物館所藏徽州文書5000餘份。這些文書都是20世紀90年代以後新發現的，其最大的特點是突齣文書的歸戶性：以戶為單位，以文書本身産生和形成的自然順序編排。第一捲～第五捲收錄瞭“伯山書屋”藏黟縣文書十戶，第六捲～第十捲收錄瞭祁門博物館藏祁門文書五戶。

《徽州文書》是我們進行中國傳統社會多維實態研究的第一手的珍貴資料，在曆史學、社會學、文化學、文獻學等領域都有著重要的研究價值。

前 言

——徽州文書的遺存與整理

劉伯山

徽州文書是曆史上的徽州人在其具體的社會生産、生活、發展與交往過程中為各自切身利益形成的原始憑據、字據、記錄，它是徽州曆史、文化、社會發展以及生産、勞動、商業、社會交往、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狀況的最真實、具體的反映。其大規模的發現並獲得確認最初是20世紀50年代中期的事，當時就發現有近10萬餘件，其數量之多，研究價值之大，曾被譽為是20世紀繼甲骨文、漢晉簡帛、敦煌文書、明清檔案發現之後中國曆史文化上的第五大發現， 在學術界和文化界有極大影響。之後，徽州文書還在不斷發現，特彆是在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徽州文書的發現幾乎是進入瞭一個新的高潮，數量不斷在增多，徽州文書的搶救工作仍在進行。

一、徽州文書遺存的數量

徽州文書遺存至今的數量到底有多少？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編《徽州文書類目》推測是“流傳至今的徽州文書的總數當不會少於20萬件。” 這一推測，指的是“流傳至今”的徽州文書總數；而周紹泉先生在《徽州文書與徽學》一文中的估計是“已被各地圖書館、博物館、檔案館、大專院校、科研單位收藏的徽州文書，以捲、冊、張為單位計算，恐怕不下20餘萬件。” 這一估測，指的是“已被”“收藏”的徽州文書總數。

實際上，關於徽州文書的數量問題，筆者認為至少有五個層次的概念需要區分：

其一是徽州文書本身的數量。這是指曆史上所有真實形成的徽州文書的數量全部，可以說它數量之巨大是今人乃至後人永遠都無法統計與估測的，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即其數量遠遠大於以後遺存和已發現的數量。

其二是遺存下來的徽州文書數量。這是指經過瞭多少年的風風雨雨而被徽州人一代代地保存、保護下來，至今還客觀存在的徽州文書的數量，它們有的已被發現，有的還未被發現，其未被發現甚至是包括一些文書的客觀擁有者其主觀上也不知它們的存在，因此，其真實的數量，至少是到目前為止，我們也是無法知曉，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即它的數量必然大於已發現的和已收藏的數量。

其三是能夠發現的徽州文書數量，它包括已發現和尚待發現兩種情況。“發現”是個主體性很強的相對概念，它應具有被積極的主體尋得、確認價值、社會認同等幾個方麵的屬性要求。所謂已發現的徽州文書是指已經獲得並得到社會的確認與認同、已經或可以進行研究的文書，它的數量一般是可以確定的；而尚待發現的徽州文書則是指目前還不為人們知曉但通過努力可以發現的文書，它的數量到底有多少，難以確定，但一般地，我們可以通過分析、摸底予以估測，至少可以確定一個上下限。但不管怎樣，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即能夠發現的徽州文書的數量總是要大於已發現和已收藏的數量。

其四是已發現的徽州文書數量。這又包括過去已發現瞭的和新發現的兩種。所謂過去已發現瞭的徽州文書往往是指已發現且已被登記收藏的文書，它的數量應該說是比較確定的；而所謂新發現的徽州文書則是指暫時還沒有被收藏單位登記收藏但已獲得社會確認其存在的文書，它的數量盡管還不能十分確切具體，但也能大緻確定。應當指齣的是，已發現的徽州文書未必就是指被圖書館、博物館等機構組織收藏的文書，還應包括一些個人收藏；同時，已收藏的徽州文書也未必就等於已經發現並得到登記公布的文書，這其中還存在瞭一個再發現、再公布以期成為新發現的問題，特彆是一些個人的收藏，如果得不到公布，則社會無法知曉。實際上，不管是單位還是個人，其收藏的徽州文書如果得不到社會認同與采用，則永遠是潛在而非實在的，無法歸入已發現範疇。由之則又可以肯定，已發現的徽州文書的數量必定是大於已收藏登記及公布的徽州文書的數量。

其五是已收藏登記和公布的徽州文書數量，這又包括組織結構的收藏登記和民間個人的收藏公布兩種情況。被一些組織結構收藏登記的文書，其數量是明確的；個人收藏的文書，隻要其公布，數量也應該明確。因此，在以上五個的徽州文書數量的概念中，隻有這個概念的數量理論上最為確定，但數值量也最小。

那麼，到底至今還遺存的徽州文書數量是多少呢？應當說明的是，對徽州文書的統計，由於過去一直沒有嚴格的進行，且沒有統一的統計標準，因此，所有的數字都應是大概的估測。這裏我們姑且依周紹泉先生依據的“以捲、冊、張為單位”計。根據上述意見，《徽州文書類目》的作者推測“流傳至今的”徽州文書的總數不少於20萬件，缺乏根據，因為這一數字，正如上文所說，我們無法估測；周紹泉先生所估測的“不下於20餘萬件”的數字當是指已被組織機構收藏登記和公布的徽州文書數量，這是根據他的調查與摸底而得齣的結論，其主要依據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所收藏有一萬四韆餘件，黃山市博物館收藏有三萬多件，南京大學曆史係收藏有近五韆件，嚴桂夫先生主編的《徽州曆史檔案總目提要》中公布的安徽省各級檔案館係統收藏有九萬多件等等，據筆者掌握的材料看，這是有一定的根據的，但問題是，這個數字僅是2000年以前甚或是更早時間的數字，至少是其中沒有包含一些民間個人收藏的數量，因此，還遠不能反映徽州文書遺存的真實情況。

筆者認為，徽州文書遺存至今的實際數值是遠超過20萬件的。一方麵，就已發現的徽州文書看，其數量除瞭我們已知的有20萬件左右外，近幾年來新發現的還在不斷湧現。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是1999年底以後纔建立的教育部首批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其作為特藏室之一的“伯山書屋”所藏的徽州文書係筆者2001年5月19日正式捐獻的，共計一萬一韆多件，其中明代以前的有近二百件，最晚的一份是1984年的。 它們均是筆者2000年6月份以前在黃山市工作期間曆十二年時間於原徽州六邑的民間收集獲得，當屬新發現的徽州文書，並且這項工作還在繼續，數量還在不斷增加。祁門縣博物館也藏有萬餘件的徽州文書，據筆者的調查，絕大部分也都是在1994年以後獲得，並且過去一直沒有公布，亦屬新發現；黃山學院圖書館過去很少有徽州文書，但自2000年下半年以來，加大瞭徽州文書的收集力度，至2004年10月，所獲徽州文書原份已近四萬份。黃山市檔案館係統2000年以來至2004年10月也新徵集徽州文書六七韆份等。民間一些個人手上收藏的文書也不少。據筆者所知，目前個人收藏徽州文書超萬份的至少有兩位。一個是筆者本人。2001年5月筆者捐獻給安徽大學的徽州文書是2000年以前所收集到的文書，這之後，筆者仍在以個人的力量努力地搶救著徽州文書，至2004年10月，至少又收集到徽州文書三萬多份。再就是上海有一位學者，他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一直在收集徽州文書，至今已達到萬份左右。收藏徽州文書在一韆份至五韆份之間的至少有六位，主要分布在黃山市和閤肥市。收藏徽州文書在五百份至一韆份之間的有十位，主要分布在黃山市、宣州市、廣州市、北京市、蘇州市，其中還包括一位學者日本。至於收藏徽州文書在百餘份的則更多，其人數至少有三十餘位。因此，初略的估測，至2004年10月至，個人收藏者手上收藏的徽州文書總量當在七萬五韆份左右，它們都將會暫時留在收藏者手上，保持一定的收藏穩定性，並且遲早會得到公布和開發利用，應屬新發現的徽州文書。總之，依筆者的估測，到2004年10月止，新發現的徽州文書的總數當在15萬份，因此，已發現的徽州文書的數量實際是達到35萬份。

另一方麵，就能夠發現的徽州文書看，目前還散落在民間的數量還十分可觀。它主要有三種分布：第一種是，由於徽州文書早在20世紀90年代就已經大量流入黃山市的街頭，而黃山市作為一個有國際性影響的重要旅遊城市，每年又有大量的海內外遊客，他們中有許多是齣於好奇和把玩而購買徽州文書並帶走，其數量多少不得知，至少的估測當在萬份左右。第二種是一些社會商販手上擁有瞭不少文書。它們大多是近些年在徽州鄉間農村獲得，最終是要進入買賣過程之中，許多人囤積，無非是要尋得一個好的買主，其數量粗略的估測也當在萬份左右，不知以後花落誰傢。第三種是到目前為止還藏在文書戶主傢裏的徽州文書，其數量，據筆者積十幾年收集搶救徽州文書的經驗及對所獲文書數量的地理區域分析情況看，目前還保存較為完好、可資研究利用的，至少的估計也還有8—13萬份。它們是徹底地散落分布在民間，依然掌握在徽州人的手上，而這些徽州人，有些是知道自己擁有瞭自己傢庭、傢族的曆史檔案，有些人甚至還不知道。這些文書的歸宿，一部分是徽州人自己要留住，至少原件永遠留在民間；大部分恐怕還是要流落齣來，不知飄嚮何方。

總之，依筆者所見，到目前為止，已經發現的徽州文書的數量當至少不下於35萬份；還散落在民間、可資研究利用的徽州文書又該有10—15萬份，兩者相加就是45—50萬份。這是不是徽州文書在今天遺存的全部，無法肯定，但至少是理論上我們可以發現的徽州文書的數量，由之，也可知徽學這門學科得以成立的基礎厚實。

二、徽州文書的特點

徽州文書是一種民間檔案的遺存，它是由曆史上的徽州老百姓在其具體的和實實在在的生産、生活及社會交往過程中自發地、真實地形成與産生的，産生之後又是作為瞭一種與自己的生産、生活緊密相關的傢庭檔案而保存下來的原始憑據、字據、記錄，因此，真實性應是徽州文書首先具有的本質特徵之一。

徽州文書是一種曆史實態的直接寫照，這種直接的寫照甚至是不加修飾的，是作為瞭一種原始事件、事態以及情態、心態的直接和最初的反映。正史、野史、小說、筆記等等，往往是由某人，以自己的視角和眼光而進行有選擇的記錄與描寫，從而還隻是作為瞭一種客觀對象二次反映的曆史副本，還不能完全真實地反映曆史的實態。徽州文書則是完全地曆史實態的一次反映，盡管它也是以一種文字形式的東西而存在，但這種文字所反映的內容是努力地與所要反映的對象保持一緻的。如一份土地買賣契約，其賣者必須將所賣土地的來源、四至大小等交代清楚、價錢注明，並且還要明確是大賣還是小賣，這些都是不能有錯的，必須十分明瞭、屬實，並有畫押，纔能成約，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如果沒有真實性，文書也就無法形成。所以說，徽州文書都是當時、當事和當人的，我們今天所見到的每一份徽州文書，除去曆史保存的因素外，其現在是這個樣子，當年也就是這個樣子。即使是有些文書是屬於所謂的“抄白”，錶象上看，仿佛已不是所抄內容原載文書的原件，但由於這“抄”的事件本身是曆史的和真實的，抄白文書本身也是原件，所抄內容基本與原件相符，甚至在格式上都能保持一緻，因此，真實性還是存在的。

徽州文書的真實性，必然決定其存在本身的唯一性。徽州文書除瞭一些印製的官府票證如“清丈單”等和商傢印製的宣傳廣告單等外，絕大部分都應是各個明確的“這一個”，每一份都是唯一的。盡管有些文書，如閤約、公約類的文書，往往是一式幾份，多的時候達一式幾十份，仿佛不是唯一的，但每份文書都有畫押，而每一個的畫押都是唯一的，並且如果是一式多份，其多份的具體數量都是要在文書中注明的，是多少就是多少，一點也不含糊這是從另一方麵說明瞭它的唯一性。存在上的唯一性或許就是文書檔案區彆於一般曆史文獻的地方。狹義的文獻，如刻闆印製品，往往是多存在並存的，即使是所謂的孤本，也隻是因為遺存的原因而成為孤本，其最初的産生及存在還是數量大於一的。徽州文書就不一樣，它的産生就是唯一的，如果有相同，則必定有假。抄白的文書是一種對原文書的復製，但這種復製是一種沒有當事人畫押的復製，區彆還是很明顯的。並且，即使是作為復製行為的抄白，由於所抄的往往隻一份，每份抄白本身都是各個的具體曆史行為所緻，因此，僅就這份的抄白本身來說，它還是唯一的。徽州文書的唯一性是對其真實性的另一種說明，它們兩者的一體，構成徽州文書在存在上的本質特徵。

除此之外，就我們已發現的徽州文書看，其在整體上還有以下幾個特點：

1、內容極其豐富，文書形式多樣。

徽州文書是徽州社會曆史的綜閤反映，所涉及的麵是非常廣的，內容極其豐富。從目前已發現的徽州文書的情況看，它們所涉及的內容既有田地、山場、房屋、店麵、樹木、池塘、牲畜等等的大小買賣文約、招承租約；也有宗族文書、立議閤同書、鬮書、繼書、招書、遺囑、訴訟文書、賦稅票據、賦役文書、官文、告示、會書、信函、傢乘宗譜、祭文祭禮、謄契薄、收藉條、記事簿、日記、賬單賬本、收租薄、黃冊歸戶冊、實徵底冊、歸戶清冊、魚鱗圖冊、禮單、貨單、支用單、鴛鴦禮書、工尺譜、麯本、戲本、詩聯集、鄉音字類、風水圖冊、各種日用類書等等，所涉範圍近乎包括瞭徽州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民間交往及習俗、信仰等各個方麵；所涉文書形式，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的歸納，僅中國社科院曆史所所藏的一萬四韆餘件的徽州文書就分有3種9類，117目，128子目， 而依筆者所見，其類目還應再多，其形式近乎是要包括瞭中國傳統社會後期農村社會與文化的發展所應形成和産生的文書形式的絕大部分。

敦煌文書是敦煌學支撐的重要基點，目前已知遺存的有六萬件左右，其中佛教經典方麵的文書就占有近五萬件，所謂的社會文書隻有萬份左右。而徽州文書，其絕大部分是社會文書，林林總總，五花八門，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研究的空間很大，價值極高，或許這也是徽州文書的一個特點。

2，時間跨度大，持續的朝代多且係統完整。

從目前已發現和收藏的情況看，徽州文書已知最早的是北京圖書館收藏《南宋嘉定八年祁門縣吳拱賣山地契》， 南宋嘉定八年即公元1215年，距今有近七百九十年。但據周紹泉先生考證，該契約是一件抄白而非原件，屬於原件的徽州文書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當為中國社科院曆史所收藏《淳祐二年休寜李思聰等賣田、山赤契》， 淳祐二年即公元1242年，距今有七百六十多年。較後的徽州文書，過去一般認為是到民國三十八年即1949年， 但黃山市博物館就藏有1952年的文書，內容為休寜縣漳梓鄉鄉長程巧雲為本鄉王有恒去景德鎮代已故屋主收取屋租、納稅的證明；而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特藏室“伯山書屋”則藏有1984年的文書，為一份房産析分確認閤約，其房産的最初析分是幾十年前的事，房産的來源則更早。 因此說，目前已知的徽州文書原件，其時間跨度至少有742年，曆經宋、元、明、清、民國（含洪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彆是明代以後的文書，則是各朝各代應有盡有，極為完整。

敦煌文書目前已知最早的是東晉永和九年（353年）的，晚的為北宋天聖八年（1030年），唐朝的文書最多；而徽州文書則是從南宋直至1984年，明清的文書最著。敦煌文書和徽州文書在年代上存在一種自然連接，總跨度有1631年，這是十分有意義的。

3，連續係統，有很強的歸戶性。

這是徽州文書一個極其有價值的特點。徽州文書是曆史上真實形成的東西，其最初的形成當有明確的歸戶指嚮，而得以妥當保存至今則完全在於其歸戶性。任何徽州文書除少數官方文書等外，基本上都應當有其歸戶的特性，甚至官方文書等也應具有歸戶歸類指嚮。所屬歸戶性，一般意義上說就是屬於性，歸戶的文書亦即是屬於誰的或由誰擁有並作為檔案保存的文書。這類的文書，其每一份都應是與歸屬的主體之間存在某種密切聯係，有著一定內在關係的，其得以保存也正是在於它於歸屬戶來說具有一定的價值和意義，由之纔得以構成“傢庭檔案”。沒用的東西都扔瞭，留下的東西必當有些用。這一簡樸的道理也就是徽州文書得以遺存的一個真理。歸戶性就是徽州文書本身具有的一個重要特性，我們現在之所以有許多徽州文書的收藏單位，其收藏的文書難以確定其為歸戶，問題不是齣於文書的曆史産生和曆史遺存本身，而是齣在其收集、整理和保存管理環節上。原本是歸戶的文書，收集的時候沒有閤戶收集，而是逐件挑選，導緻歸戶性缺失；整理的時候又不是一戶一戶的整理，而是人為打亂，導緻歸戶性喪失；保存管理上又不注意一戶戶的分開保存管理，而是籠統置放，導緻歸戶性流失。這些遺憾都是我們應當記取的教訓。

歸戶的文書其份數一般是大於1的，年代上總是存在一定的跨度，種類也比較繁多，各文書之間基於歸戶主體來說，還都應該是存在某種的聯係，曆時性上，它們存在一定的連續；共時性上，它們存在一定的關聯，從而構成瞭一個整體，並且正是這種整體性的存在纔更為體現瞭其真實性，反映的是多維空間的曆史實態。一戶的文書往往就是這一戶傢族變遷發展曆史的真實記錄與寫照。實際的情況也正是這樣，從目前我們已發現的徽州文書情況看，歸戶的文書往往是幾十份、一百多份、幾百份甚至一韆多份為一體的，時間跨度上一般是曆一百多年或幾百年而連續，有很強的係統性，個案研究價值極高。

如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的“伯山書屋”《黟縣五都四圖榆村邱氏文書》共有300多份，係筆者1998年—2000年在黃山市分三次從不同的人手上獲得的，其最早的一份是明天啓四年，遲的是民國後期，內容極其豐富，舉凡買賣租典契約、閤同公約、收藉條、分書遺囑、賬單賬冊等等皆有，種類繁多。三百多份的文書，內容上許多是連續有關聯的，舉其一份土地買賣文書看。道光二十二年六月，黟縣五都四圖榆村的邱三賜曾買瞭一個叫鬍履豐的人所賣的一塊風水地，形成瞭一份赤契。這份赤契是包在一張包契紙裏的，在同一包裏還有另外三份契約，分彆是：明天啓四年三月初十日鬍奎賣風水地與程氏赤契，在這份契紙的對摺另一麵還寫有一份立推單；道光十一年十二月程百達等賣風水地與葉名下赤契；道光十五年十月葉賞齡賣風水地與鬍名下赤契。包這四份赤契的包契紙正麵注有：“天啓四年六都鬍姓賣與程姓名下契一紙已印無尾 道光十一年五都程姓賣與葉姓名下契一紙已印粘尾 十五年五都葉姓賣與鬍姓名下契一紙已印粘尾 二十二年六都西遞鬍姓賣與邱姓名下契一紙但印粘尾 共計老新契四張土名馬駝山風水地計契價銀四拾兩整 老推單新推單收稅單均在內昆字號計三韆七百五十八號”。原來是同一塊地，曾轉買轉賣瞭四次，前後時間曆二百多年，先是鬍姓賣給程姓，後是程姓賣給葉姓，再後是葉姓賣給鬍姓，最後是鬍姓賣給邱姓，最終歸邱姓所有，各次買賣的文書具在，並歸戶為邱氏文書，十分連續和係統。

又如《祁門十七都環砂程氏文書》是祁門縣博物館2002年1月從環砂程氏一位後裔手上一次性獲得的，其數量竟達到1380多份（部），最早的一份是明代宣德四年（1429年 ）的，最遲的一份是民國二十年（1931年），總跨度為502年。2004年7月，經過筆者和所帶領4個研究生對其進行的整理，發現這應是一戶與祁門十七都環砂程氏宗族本身有密切關係的傢族文書，盡管我們目前還不能確認它就是宗族祠堂文書，但至少是可以知道這戶文書的擁有主人，曆史上一定有幾位與宗族祠堂有密切關係，可能是族長一類的人物，其文書反映的　　也是一個傢族或宗族的興衰發展史。

正因為徽州文書有上述特點，因此，它不僅在徽學研究的領域意義重大，在曆史學、社會學、文化學、文獻學等領域也都有著重要的研究價值。美國學者約瑟夫·麥剋德謨特在《徽州原始資料——研究中華帝國後期社會與經濟史的關鍵》一文中就明確指齣：“徽州文書是研究中國封建後期社會史和經濟史不可或缺的關鍵資料。” 日本學者臼井佐知子則更明確提齣：“包括徽州文書在內的龐大的資料的存在，使得對以往分彆研究的各種課題做綜閤性研究成為可能，這些課題如土地所有關係、商工業、宗族和傢族、地域社會、國傢權力和地方行政係統、社會地位和階級以及思想、文化等。這些資料是延至民國時期的連續不斷的資料，給我們提供瞭考察前近代社會和近代社會連續不斷的中國社會的特徵及其變化的重要綫索”。“對於研究中國封建社會末期政治、經濟、文化和探討其發展規律方麵，徽州文書具有很大價值，起著任何東西無法替代的作用。” 國內則有學者認為徽州文書的研究，“將給宋代以後的中國古代史特彆是明清史帶來革命性的變化。” 筆者認為，對徽州文書進行研究至少是進行著一種中國後期傳統社會的農村實態研究，籍以可瞭解與弄清中國作為一個農業大國其後期傳統農村社會變化發展的多維真實情況，具有不可替代的 研究價值和深刻的意義。

三、徽州文書的整理

1925年，王國維在總結概括甲骨文、漢晉簡牘、敦煌文書、明清內閣大庫檔案這四大發現時，曾經說道：“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於新發見。有孔子壁中書齣，而後有漢以來古文傢之學；有趙宋古器齣，而後有宋以來古器物、古文字之學。……然則中國紙上之學問賴於地下之學問者，固不自今日始矣。自漢以來，中國學問上之最大發現有三：一為孔子壁中書，二為汲塚書，三則今之殷虛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處之漢晉木簡、敦煌韆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寫本書捲、內閣大庫之元明以來書籍檔冊，此四者之一已足當孔壁、汲塚所齣，而各地零星發見之金石書籍於學術有大關係者尚不與焉。故今日之時代可謂之發見時代，自來未有能比者也。” 在《故史新證》裏，他又說“我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傢不雅馴之言亦不無錶示一麵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

既然徽州文書在多學科領域都有著重要的研究價值，因此，我們除一方麵要要進一步地做好徽州文書的搶救收集外，另一方麵就是要對已發現的徽州文書進行很好地整理與公布，充分的開發、利用好這一寶貴資源。

應該說，過去我們在徽州文書的整理與公布問題上已經做瞭大量的工作，取得瞭一定的成績。早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傅衣淩先生就注意發現並整理公布瞭徽州文書資料，1960年，曾發錶瞭《明清徽州莊僕文約輯存》一文。 從1983年開始，安徽省博物館就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與經濟研究所、中國曆史博物館共同協作，對安徽省博物館和原徽州地區博物館所藏的徽州文書進行編校整理， 1988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齣版社齣版瞭第一部徽州文書資料集《明清徽州社會經濟資料叢編》第一集，收編文書950件；1990年中國社會科學齣版社又齣版瞭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徽州文契整理組編校齣版的資料集的第二集，收編文書697件。

但真正在學術界造成極大影響的還是1991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整理，花山文藝齣版社影印齣版的《徽州韆年契約文書》。它將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圖書館收藏的徽州文書，宋、元、明代的，挑選散件1800餘件，簿冊43冊，魚鱗圖冊13部，編成宋元明編20捲；清代和民國的，挑選散件1400餘件，簿冊79冊，魚鱗圖冊3部，編成清民國編20捲。兩編共達40捲。這也是徽州文書第一次大規模地、係統地嚮學界和社會影印公布，其造成的影響，正如編者所相信的那樣：“引起國內外學者的重視，推動徽學研究的進一步發展。”

之後，徽州文書的原始資料的整理公布工作相對停滯，整理與齣版的主要是文書類目。1995年，北京大學齣版社齣版瞭由張傳璽主編的《中國曆代契約會編考釋》，收入瞭一些徽州文書；1996年，黃山書社齣版瞭嚴桂夫先生主編的《徽州曆史檔案總目提要》，共收入安徽省檔案館係統等收藏的徽州文書類目9600條；2000年，黃山書社齣版瞭由王鈺欣、羅仲輝、袁立澤、梁勇編的《徽州文書類目》，其條目所收均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所圖書館收藏的徽州文書，總計14137件（冊）。直到200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的陳智超先生在安徽大學齣版社齣版瞭《明代徽州方氏親友手劄七百通考釋》三捲，纔既研究又影印公布瞭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歸戶的明代徽州方氏親友手劄七百餘封，堪稱幸事。而恰恰是在這一段時間內

目前已經整理公布的徽州文書隻占已發現的徽州文書中的極小一部分，還有大量的文書特彆是大量屬新發現的文書還不為人知曉。“學術乃天下共器。”徽州文書既作為珍貴的、極有價值的曆史資料，其就應當得到盡快、盡好地整理與公布，以使它充分體現價值，發揮應有的作用。本於此，我們依托國傢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藉助該中心的重大課題《新發現的徽州文書整理》項目，首先重點對新發現的徽州文書進行整理，並努力地在此整理的基礎之上，將它影印齣版，以讓更多的徽州文書天下共器，為徽學事業同時也是包括瞭整個的學術文化事業的發展作貢獻。

十分幸運的是，我們這項工作得到瞭許多徽州文書收藏單位及個人的積極響應和大力支持，特彆是得到瞭廣西師範大學齣版社的全力配閤和共同協作。從2004年6月份開始，這項工作進入瞭實質性的操作階段。

由於徽州文書在整理上工作十分艱巨，每一份文書的整理都存在著識讀、定名、歸類等諸多難點，加上它的收藏量大，收藏單位多，因此，其整理和影印齣版工作我們不可能一次性完成，而隻能是分期、分步進行。

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伯山書屋”和祁門縣博物館所藏徽州文書的整理及影印齣版是我們的第一期工程。它又將分為若乾輯。第一輯收入的是歸戶的文書，共計十捲。其中“伯山書屋”所藏徽州文書編成五捲，祁門縣博物館所藏的徽州文書編成五捲。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研究員、安徽大學特聘教授欒成顯、安徽大學中文係教授程自信、安徽大學曆史係教授徐國利、　　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專職研究人員陳聯、鬍中生和筆者及筆者所帶的研究生等曾參加瞭“伯山書屋”所藏徽州文書的前期登記整理工作；後期成書的整理和拍照則是由筆者與筆者所帶的四個碩士研究生完成，他們分彆是安徽大學哲學係的2002級研究生吳麗麗和2003級研究生趙懿梅、王瑋、李少華。祁門縣博物館所藏徽州文書的整理和拍照工作，是由筆者與祁門縣文化局局長陳琪先生具體負責，參加人員有吳麗麗、趙懿梅、王瑋、李少華和祁門縣博物館的章望南、陳國順、裘霞飛、陳接農等。

本書的編纂是在安徽大學暨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祁門縣政府暨祁門縣文化局等單位的領導和同誌們的大力支持和幫助下纔得以完成的。安徽大學校長黃德寬、副校長韋穗等一直關心著徽州文書的新發現及其整理，並且本書編排瞭文書尋獲記的創意就是在黃德寬教授的直接指導下纔産生的；安徽大學特聘教授欒成顯一直在指導著新發現徽州文書的整理，在文書的定名、分類等基本問題上曾提齣許多寶貴的意見；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的主任硃萬曙、副主任卞利和張啓斌及中心其他同誌為本書的整理和編纂提供瞭全力的支持；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的鬍益民教授、安徽大學中文係的吳春華女士、黃山市地方誌辦公室的翟屯建副研究館員、黃山市李俊工作室的李俊先生、黃山市人民銀行的蔣毅華先生及中國科技大學的吳耀華教授、詹月紅工程師夫婦等等都為本書的編纂給予瞭大量的幫助；廣西師範大學齣版社的何林夏總編、賓長初博士和責任編輯硃榮所、蔣輝等曾直接參與瞭該書的策劃，為本書的編纂和齣版付齣瞭大量的心血；等等。這些都是要感謝的。

由於我們學識水平和攝影技術水平有限，加上時間倉促及工作設備和條件的限製，在文書的識讀和擬題上難免有錯，在所攝文書的圖片上難免不盡人意，還懇請大傢不吝批評指教，以幫助我們改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