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彥修，四川宜賓人。

1919年生。1933年入本縣敘州聯中讀書，1935年在重慶北碚兼善中學畢業。1936年在北碚中國西部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做初級練習生。1937年上半年在成都聯中（石室中學）讀書。1937年12月到延安，入陝北公學。1938年加入中國共産黨。1938年4月後入馬列學院學習、工作。1941年夏調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1943年3月調中央宣傳部。1949年南下，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宣傳部副部長、南方日報社長。1954年3月調北京，任人民齣版社副社長兼副總編輯。1957年劃“右派”。1959年摘帽。1960年到1978年在上海辭海編輯所做編務工作。1978年夏調京。後任人民齣版社社長、總編輯等。1983年申請退休。

著有《嚴秀雜文選》、《審乾雜談》、《牽牛花蔓》、《一盞明燈與五十萬座地堡》、《半杯水集》、《天堂往事略》、《微覺此生未整人》、《京滬竹枝詞》等。

1981年，他和範用拍闆，齣版《乾校六記》，

2011年，他大熱天伏案，寫就《平生六記》。

一位九十五歲的人道主義者、終身的魯迅先生信徒，

在革命洪流過後，念念不忘幾件“小”事。

是婦人之仁，還是良知未泯？

本書是曾彥修先生最近完成的一部迴憶錄，記錄瞭他一生中記憶深刻的幾件事，都和普通人的命運相關。曾老是高級乾部中少數頭腦清楚、沒有被革命鍛造為工具的幸存者之一。他晚年常自慶幸的，是平生未整人。這在不斷革命的過程中，是鳳毛麟角的個案。這本篇幅短小，意義卻很大的書稿中，充滿瞭人道主義的光輝。

名傢推薦：

良知未泯。

——周有光

曾彥修老人《九十自勵》詩中說：“夜半捫心曾問否，微覺此生未整人。”

這本書裏講的是，作者親曆的真實的曆史，貫徹瞭作者實事求是、無私無畏的處事精神，值得一讀。

——吳道弘

六十年前，我就在彥修同誌麾下當小兵。從那時開始，我已深深感到這位老領導敢於堅持真理，絕不退讓、動搖。1957年他成為當年齣版界最大的“右派分子”，我對他的信賴並未動搖。老人現在年過九十，依然寫作不輟，為文充滿朝氣，誠為文壇奇跡。渴望看到這位在任何荒唐麵前永不退讓的老領導更多的作品。

——瀋昌文

精彩文摘：

在我一生經過的一些大事中，我的原則是：一切按具體情況處理。明知其錯的我絕不乾。為此要付齣多大代價，我無條件地承擔就是。世界上很多事情，常常都會有例外的，唯獨有一件事情，我以為絕不能有例外，那就是：良心。（《前記》）

我寫此書，有一個微小的希望，即：對任何人的生命和聲譽，均應該予以無比尊重，這是人與非人的界綫，韆萬不要去做相反的事，或頌揚相反的東西。（《前記》）

像1957年那樣九十級地震式的反右派運動，沒有被打成“右派”的人固然是大幸，像我這樣被提前一點反瞭右從而免掉瞭我去發號施令去打他人為“右派”，其實也是大幸。在我尤其是大幸。再不去打他人瞭，這不是大幸是什麼呢？

身而為一個負責人，在 1957年能夠免於去打他人為“右派”，這不是大幸是什麼呢？在“打人”與“被打”之間，無意中得到瞭後者，這不是大幸是什麼呢？

（《反右記幸》）

對全社的“反右”是另外的戰場，據說是由文化部某個副部長來主持的。這時，一切政治運動似均已大獲全勝瞭。於是號召全國上陣，翻牆倒屋。爬上屋頂，手執長杆，掛一破布，不斷揮舞，口中“喔喔”不停，用以驅趕麻雀。有人發現，黃昏以後，麻雀還遠未死盡，又昏昏沉沉地掉到屋頂上瞭。聰明人又生一計：三班倒，反正人力是使不完的，比麻雀好辦得多。使各種飛鳥在天空飛翔二十四時，不讓休息，不能進水和食物，那是非力竭墜地身亡不可的。這時，對我的專門批鬥似已告結束，我就說，我到屋頂上打麻雀去吧。批準後，我就天天爬上屋頂，大打其麻雀。其實哪裏還有麻雀可打。但我在屋頂上自由極瞭，那時北京還沒有一座高樓，在屋頂上四麵一望，北京市都到瞭眼底，真是一大奇觀。我這一打，就什麼都忘瞭。彆人則以為這是對我的處分，也不敢管。於是三天的任務，我就打瞭七八天，甚至十來天。單位忙於鬥“右派”，哪還注意到我。有誰一想，怎麼好久不見這個人瞭，是不是齣問題瞭。於是派人立即騎車找我。時我正在屋上“喔喔”地趕麻雀。找到我的人怪我為何早不下來，任務隻有三天，你怎麼一直打呢？我說，我不知道呀！我以為這是一個長期任務呢，就一直打下來瞭。（《反右記幸》）

我們應該使人人有很高的自尊心，而決不能幾十年天天叫人檢討自辱，放棄任何自尊心。真正到瞭人民都必須放棄自尊心的時候，這個民族恐怕也就難於挺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瞭。一個民族的自我削弱，幾全來自內部因素，而非外力。

我寫此時已進入九十五歲瞭，不知怎麼的，這個想法突然冒升起來：羞恥之心，人皆有之，一個人必須檢討一輩子，受辱一輩子，這算什麼生活？但那個鐵骨錚錚、寜死不屈的梁漱溟不管有多少“唯心主義”，卻令人永誌不忘。

記住：人不能永遠生活在飢餓中，也不能永遠生活在屈辱中。此而不改，一個民族的尊嚴何在？

要記住：沒有個人尊嚴，就不可能有民族尊嚴。

（《反右記幸》）

順便說一句，大約1984、1985年，承新聞齣版署人事司多次打來電話，要我去領迴我的“材料”。我未去領。那時，從我的住處上無軌電車，五分錢，就可從我的門口到他們的門口。有一次，我說：“我不領瞭，下次運動時我可少寫點。”我那上麵沒有傷及彆人的一個字。我可以一百次罵我自己是烏龜王八蛋，但我決不會說一次彆人是小狗、小貓。這條界限，我一生未逾越過。我有此把握就不去領瞭。（《反右記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