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屋中的呐喊》共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從心理學的角度回顧家庭和教育對魯迅心理發展的影響，說明中國文學傳統對其文學創作的影響；第二部分是全書的中心，系統闡釋魯迅的文學創作，包括短篇小說、散文詩及雜文；第三部論述魯迅最後的十年，集中研究他對文學和政治關係的看法。通過這三個部分，作者試圖重新描述出魯迅真實的心路歷程，揭示出魯迅內在的深刻悖論與矛盾。作者的一個基本結論就是“魯迅並非一位有體系的，甚至也不是前後一貫的思想家；他的思想的‘發展’也並非順著一條從社會進化論到革命馬克思主義決定論的路線。在我看來，他是一位高度‘思想化’（intellectualized）的作家，他把自己的思想和情緒（內心的鬼）轉化為藝術的意義結構（structuresofmeaning），這種意義結構是決不能膚淺地僅僅理解為抽象的‘革命意圖’的。魯迅最終完成了自己在文學方面的使命，經歷了許多的考驗和錯誤，“他的心智成長的過程其實是一系列的以困惑、挫折、失敗，以及一次又一次靈魂探索為標誌的心理危機的過程”。書名中所使用的“鐵屋”隱喻，是一個雙重隱喻，既指中國社會和文化，是魯迅所反抗的古老社會與傳統的象徵，也指魯迅本人複雜的精神狀態，那存在於其心底深處的絕望與期待。

這種充滿矛盾與悖論的魯迅形象，建立于作者細膩入微的文本分析。作者把魯迅作品置於中國文學傳統的大背景之中來審視其作為藝術家的獨創性，說明在前人積累的極其豐富的文學傳統中進行創新的努力，才是魯迅的“現代”和“偉大”之處，也才是魯迅的現代性之所在。李歐梵認為魯迅的文學創新及其深刻的“現代性”與他對中國文學傳統的繼承不可分割，甚至對西方文學、特別是短篇小說藝術技巧的借鑒也由此而觸發。魯迅創作的現代性與其說體現於象徵、反諷、敘事等形式層面，不如說體現於這些形式層面所表達的主觀的內心的精神活動。因此，李歐梵對魯迅作品的文本分析、對魯迅複雜精神世界的探尋其實是融為一體的。即以《野草》而論，以往論者往往有意無意地忽略其中的抑鬱情緒，而李歐梵卻認為《野草》是一次形式試驗與心理剖析的完美結合，給予了高度的評價。通過對《野草》各篇相類形象的細讀，李歐梵尋繹出文本背後的意蘊，以求重建作者敘述的寓意：詩人的內心自我正處於矛盾絕望之中，開始進行一種荒誕的對意義的求索。但他又意識到，在其長久求索的終點，並沒有什麼至高的目的，只有死亡與墳。當他在過去與未來的時間框架中尋求確定存在的意義時，發現“現在”也並無其他重大意義，只是一個不斷的時間之流，一個變化的過程。因此，詩人的痛苦的情緒，可視為在希望和失望之間的不斷的掙扎。當他到達最黑暗的底層時，他在每一極找到的都是虛空；就在這最虛無的時刻，他決定依靠著從身內看向身外，依靠著確定自己和他人的關係，而走出這絕境。

顯然，這種在絕望中抗爭中的形象，也就是魯迅在小說散文中一直著力描寫的那個清醒的孤獨者的形象，某種意義上說，也是魯迅自我形象與精神的寫照。這個清醒者面對庸眾，進行著無望的鬥爭，這種精神發展的最終點就是厭世或者說死亡，他的命運是註定了的。在絕望的境地中，與生存的無意義進行著殊死的抗戰，這是一個多麼具有悲劇性的情境。對於孤獨者來說，空虛與充實、沉默與言說、生長與腐朽、生與死、明與暗、過去與未來、希望與失望，永遠處於互相作用、互相補充和對照的永恆鏈環中：腐朽促進了生長，但生長又造成腐朽；死肯定了生，但生也走向了死；充實讓位於空虛，但空虛也會變成充實。這種不可能邏輯地解決的悖論正隱喻了魯迅在希望與失望之間的心理的絕境。李歐梵所揭示的魯迅的矛盾與悖論，已越來越為後來汪暉、錢理群等人的魯迅研究所印證，這一切都是由魯迅的“中間物”意識所決定的。中間物意識體現出魯迅一種深刻的內省精神或自我意識，意味著魯迅對自己既反傳統又處在傳統之中，既追求光明又不屬於光明的悲劇命運的洞察，標誌著魯迅對自己的孤獨、寂寞、絕望、反抗、悲劇感等心理狀態和現實際遇所達到的充分自覺。中間物意識更是一種自覺承擔歷史責任的自我要求，就是魯迅所說的肩住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人把自身投入了必然的歷史進程，既然是“必然”或無可選擇，那麼即使是“絕望”也無礙於人坦然地走向未來（汪暉語）。《鐵屋中的呐喊》及其後來者所重塑的魯迅形象，使我們看到了一個真實、複雜而深刻的魯迅，懷疑、否定、探索、創造、自我犧牲、矛盾痛苦，這一切才共同構成了魯迅基本的歷史文化品格和實踐性品格的精神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