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思想界，经历了规模宏大而方向各异的重大变迁。从早期冲决旧思想的网罗,西方新思想、新观念澎湃涌入、叠彩纷呈，到1920年代后国民党建立全国政权、民族主义高扬、意识形态统制强化，新知识界的人士难有不受这些时代潮流的影响。黄文山就是中国现代思想和知识变动格局中的一位代表性人物。他较早受到西方新思潮的熏染，与早期共产党人、国民党人都有一定历史渊源，经历过思想上的巨大变化，社会交往广泛，学术领域广阔。他是一位在时代思潮中相对活跃的思想家和学者，对现实问题又非常关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代表国民党官方政治立场、为国民党意识形态服务，同时直接参与了国民党在文化、学术等方面的实际工作，担任过一些重要的职务。

一

黄文山（1897—1982）刘伯骥：《黄文山》，华侨协会总会编：《华侨名人传》，390页，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关于黄文山的生年，有1897、1898、1900、1901年等各种说法，较早出版的日人桥川时雄所编《中华文化界人物总鉴》“黄文山”条目下记载为1897年，所本不详（桥川时雄编：《中华文化界人物总鉴》，北京，中华法令编印社，1940）。黄文山的两位友人：谢康1969年记到该年黄文山71岁（谢康：《黄文山先生的“书”和“人”》，《艺文志》第48期），卫惠林曾在1978年记到该年“正值文山兄八秩大庆”（黄文山：《黄文山文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据此，黄文山应生于1899年（若以中国传统计龄习惯）或1898年（按实岁计）。，号凌霜，笔名兼生、兼胜等，广东省台山县人。出生于台山县洞口乡长兴里。幼时跟从其四叔祖黄兖文学习旧学，后入广州千顷书院肄业。1911年，因为其父亲黄世河在港经商，便转学于香港皇仁书院。四年后（1915年），赴上海考取清华学校，到北京求学，旋转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参见刘伯骥：《黄文山》，华侨协会总会编：《华侨名人传》，390页。

黄文山在求学时期，对于新思潮就情有独钟，对新世界和新思想十分向往，并很快感知新思潮的影响。在香港读书的几年里，他便组织世界语学会。年轻时受师复的政府主义影响已经很深，并参加了师复组织的“心社”。到北京后，迅速接受“人道主义与自由的社会主义”。在北京大学时，他又与赵太侔等组织“实社”，主编不定期刊物《自由录》，以凌霜为笔名，自是凌霜为其别号。这一刊物在思想上承接巴黎《新世纪》，以激进著称。黄在北京时受蔡元培影响至深，五四运动爆发，黄文山由北大学生会选举为《北京大学学生周刊》总编辑，同时又为《新青年》杂志撰译。五四运动后，黄文山与李大钊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过从甚密，在联络建立北京、广州的早期中国共产党组织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1920年9—10月，一度加入北京的共产党小组，参与《劳动音》周报的主编工作。参见黄尊生：《记黄文山先生》，张益弘主编：《黄文山文化学体系研究集》，2页，台北，中华书局，1976。这一时期他的思想徘徊于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思想倾向激进。

1921年黄文山毕业于北京大学，应广东机器工会领导人马超俊邀请，代表广东机器工会赴莫斯科参加“东方劳苦大众大会”同上书，3页。，即1921年底共产国际决定在苏俄召开的远东各被压迫民族代表大会（苏联文献称为“远东革命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当时中国有30名代表参加了大会，其中有中共党员张太雷、邓培、张国焘等10人，国民党党员张秋白等10多人。在回国路时，黄文山执笔写了一封信给陈独秀，陈独秀把它公开刊登于《新青年》杂志上。信中黄文山表示认可“产阶级专政”为社会革命的唯一手段。参见凌霜：《关于产阶级专政致陈独秀函》，载《新青年》第9卷第6号。

但是黄文山并不认为这封通信代表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产阶级专政问题的看法，很快与马克思主义者分道扬镳。此后，黄文山主要转入学术研究。1922年夏，黄文山赴美留学，入哥伦比亚大学及克拉克大学，专攻社会学、哲学、史学、文化人类学。1928年得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同时加入了国民党，并开始精研三民主义。1928年，黄文山由美赴欧，经历欧洲各国，返抵上海，出任劳动大学教务长，后任国立暨南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两年后，至北平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兼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社会学系主任。1932年发生“一?二八事变”，黄南下广州，任国立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局势稳定后，又赴南京改任国立中央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并获选制宪国民大会代表。1936年两广事变后，黄文山到广州，任国立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这时黄不仅在学术上已经具有一定地位，而且在政治上也具有一些职务，直接参与国民党的党务工作。南下广州后，先后担任过中国国民党广州市党部委员、市立第一中学校长。抗战爆发后，复兼《广州日报》社社长，创办《更生评论》等政论性杂志，组织中国文化研究会，出版《民族文化》月刊。参见刘伯骥：《黄文山》，华侨协会总会编：《华侨名人传》，392页。1939年至1941年间，奉派赴美国视察党务侨务。1941年出任立法委员。1945年8月，任广东省府委员、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委员。1947年当选国民大会代表、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

同时黄文山仍有学术界的任职，1941年5月，任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抗战胜利后，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复员广州，同时原广东省立勷勤大学法商学院发展成为广东省立法商学院，创办社会学系，黄文山接任院长兼系主任。在1946—1949年，他为推动广东的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的发展，开展过许多学术组织工作，使在华南建设学术中心的工作颇有声色。

1949年国民党政权垮台，大陆解放。黄文山继续在海外为国民党政府效力，1956年在洛杉矶出版中英文《华美周刊》，1961年在洛杉矶创办“华美文化学院”，以保存及阐扬中国文化并促进东西文化之交流与混融为目的，讲授东方文化哲学历史艺术的课程，自兼院长。并继续担任台湾的“中华民国”教育部驻美文化顾问委员会委员。1968年，应台湾的“国家科学委员会”之聘，为客座教授，返回台湾，任教于台湾大学社会学系及考古人类学系。1970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新亚学院客座教授一年。聘期完毕，又应香港珠海书院之邀，留港讲学，任该校文学院院长。后因肾病施行手术，1973年夏，辞退香港职务，返回美国，任洛杉矶东方大学研究院院长及教授。1982年6月20日在洛杉矶逝世，葬于玫瑰坟场。参见刘伯骥：《黄文山》，华侨协会总会编：《华侨名人传》，397页。

黄文山在台、港和海外有较大的影响1976年，张益弘主编了《黄文山文化学体系研究集》（台北，中华书局，1976）一书，其中收录对黄文山生平的一些回忆、对黄文山著述的介绍和对黄文山“文化学体系”研究的心得。有关黄文山的生平和著述情况，可参阅该书。，大陆学术界对黄文山的研究，过去多在论述早期的政府主义思潮时,对“黄凌霜”之名有所提及，专文不多。阮青曾撰有《黄凌霜》一文，作为《中国现代哲学人物评传》之一，对黄氏的生平和主要学术、思想有初步的介绍。参见李振霞、傅云龙编：《中国现代哲学人物评传》（下），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黄兴涛在提议开展“文化学”的学科与理论研究时，特别注意到黄文山在这一领域的贡献，指出黄文山称得上近代中国最早具有明确的文化学方法论意识并试图在此基础上建构中国文化学的先驱人物。参见黄兴涛：《近代中国文化学史略》，氏著《文化史的视野》，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作为学者的黄文山，近年来有蒋志华、钟少华、田彤、黄有东及笔者作过探讨性的研究。大陆学者的研究，主要有蒋志华：《广东文化学研究一瞥》，载《广东社会科学》，1997（3）﹔钟少华：《中国学的文化创建者黄文山》，载《中国文化研究》，1998（2）﹔田彤：《转型期文化学的批判：以陈序经为个案的历史释读》，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2﹔赵立彬：《黄文山文化学与文化观述论》，载《暨南学报》，2004（6）。黄有东对黄文山有系列的研究，如：《黄文山文化思想研究》，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黄文山与“五四”时期的政府主义思潮》，载《燕山大学学报》，2008（3）﹔《黄文山与现代“文化学”》，载《中山大学学报》，2009（5）﹔《中国现代“文化学”双峰:黄文山与陈序经之比较》，载《理论月刊》，2010（7）﹔《民族本位?中庸型文化:黄文山的“文化出路”观述论》，载《现代哲学》，2010（4）。

二

黄文山既是一名思想家，又是一名学者，他的思想主张与他的学术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在思想上，黄文山受到20世纪初以来主要的思想大潮所影响，早年主张政府主义，并对马克思主义有较深的了解，后来更是亲身参与了国民党意识形态的建构，在民族主义、中西文化观、文化政策等方面都深深带上了国民党党派学者的印记。在学术上，黄文山涉猎的领域颇为宽广，在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哲学、历史学等领域都有相关著述和译述，特别重要的是，黄文山有着强烈的创立“文化学”的学术理想，将“文化学”作为一门学科加以倡导，并努力开展学科构建的实践，从而在近代中国的知识和学术转型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早期黄文山是一名政府主义的积极倡导者。他的政府主义思想，主要承袭师复的主张，和区声白等人以社会主义学派自居，反对强权和国家（包括产阶级专政），主张个人绝对自由，主张建立政府共产主义社会。他们以公有制度作为他们的理想社会，主张政治生活由自由组织的各种公会和团体主持，社会平等，个人独立，各尽所能，各取所需。黄文山将社会主义分成政府主义的“共产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集产社会主义”，极端反对后者，并从政府主义的立场出发，对当时马克思主义和俄国社会主义实践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提倡“政府共产党”的“以各个人能享平等幸福为主”的主张。这一时期，黄文山在《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和实社《自由录》、《新青年》、《进化》、《解放与改造》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宣扬政府主义，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黄文山何时告别政府主义，未有可靠的材料说明。但他很快从文化的视角，对世界视野的政府主义观点有所修正，在美国留学期间，已显示出与国民党的思想观念日益接近，先后任纽约《民气日报》总编辑和旧金山《国民日报》总编辑，阐扬三民主义理论。留学回国后，国民党已经确立了在全国的统治，黄文山在国内的学术和政治活动，均与国民党及其内部派系有密切关联，转而用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来阐述其文化观，不仅理论上发生了完全的转变，而且前后时期发表的文字在风格上都截然不同，判若两人。1932年1月，黄文山在广州国民党中央执监委非常会议出版的机关刊物《中央导报》上，发表了《中国革命与文化改造》一文，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出发，阐述其对中国文化的基本看法。他认为中国革命的意义，就是要建立新的文化系统。革命是实行主动的文化变革，“革命是文化转向的唯一因子”。“中国今日的民主革命是拼命的飞跃，社会生产诸力的进展，文明的演进，都系于这个飞跃的能否成功。”黄凌霜：《中国革命与文化改造》，载《中央导报》第23期，1932年1月。1935年初《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发表时，黄文山是署名者之一。他当时担任中央大学教授，和北京大学教授陶希圣、中央政治学校教授萨孟武、中央大学商学院教授武堉干四人都是后来被拉进来参加签名的。参见叶青：《〈中国本位的文化宣言〉发表经过》，载《政治评论》第8卷第11期。但这篇宣言的观点，确实代表了黄文山对于中西文化的态度和对中国文化的出路的答案。宣言发表后，引起激烈讨论，批评者甚众，黄文山认为大多数人对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的理解，都离开宣言的本意，是一种“曲解”。尤其对于论战中批评本位文化宣言有“复古”倾向、主张对西洋文化应该全盘接纳的胡适和陈序经，黄文山认为“实在不甚妥当”参见黄文山：《中国文化建设的理论问题与文化学》，《文化学论文集》，154页，广州，中国文化学学会，1938。。黄文山是从中西文化的比较中来求答案的，中国文化的改造，要改造基本精神的方面，以家族伦理为根本的中国传统制度是没有出路的，中国文化必须改造。其途径，便是当时国民党政府正在进行的文化运动。黄文山此后更为积极地参与国民党意识形态的宣传，抗战爆发后所创办的《更生评论》周刊，以宏扬“抗战建国”之国策为主要目的，另组织中国文化研究会，出版《民族文化》月刊，也以发扬“民族精神”、“民族文化”为主旨。参见刘伯骥：《黄文山》，华侨协会总会编：《华侨名人传》，392页。黄文山在《更生评论》、《时代动向》、《三民主义半月刊》、《中山文化季刊》等期刊上发表了大量的理论文章，对于国民党三民主义的宣传工作十分积极，并大力倡导符合国民党文化控制政策的“文化统制论”，认为在这种文化的转型时期，“一切文化之统制的变易，有赖于理论的文化学与应用文化学，为之指标，实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可致疑者”黄文山：《文化学论文集?自序》，《文化学论文集》，6页。。从配合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运动，到鼓吹“精神力之统制”，直到晚年倡导中国文化复兴，黄文山坚持不懈地致力于“文化学”的著述，而在政治上都是与国民党的文化意识形态相一致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的主张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时，本身处于中西文化选择的矛盾之中，虽然在思想的深处受到西方文化影响至深，在西学占据主导地位的形势下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反对西方文化或将中国文化地位估计过高，但实际上已暗含文化自大的基因。后来黄文山晚年再谈及中国文化复兴时，便又将中国文化凌驾于世界文化之上，不为因。

黄文山的中西文化观以及他对国民党文化意识形态的拥护，是以他的“文化学”学理为基础的。黄文山是近代中国“文化学”学科建构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文化学”也是他一生最重视和用力最多的学术事业。自1920年代末，黄文山已经开始关注文化问题，特别是1921—1922年的苏俄之行，在经过乌拉尔山脉时， “目击欧罗巴和亚细亚分线的碑记，对于东西文化的根本区别，究竟何在的问题，在心影上便留着一个不可磨灭的印痕” 黄文山：《文化学的建筑线》，载《新社会科学季刊》第1卷第2期，1934。。1930年代中期，他在“文化学”的倡导上取得重要进展，在他任教的各校中，“颇以文化学相号召”黄文山：《文化学在创建中的理论之归趋及其展望》，载《社会学讯》第8期，1948年12月19日。，试图应用人类学、史学、社会学等各学科领域的知识，综合研究文化现象，建立“文化学”作为一门“纯粹的、客观的”并且是综合了其他各门具体文化科学的学科，以解决关于文化的重大问题。除在《新社会科学季刊》、《社会科学丛刊》等杂志上发表提倡“文化学”和阐述“文化学”研究的方法、文化法则问题的论文外，1938年，由中国文化学学会在广州出版了他的《文化学论文集》，收录了他关于“文化学”学科的概念、文化法则、“文化学”研究方法等方面的文章。1940年代，黄文山致力于《文化学体系》的著述，但直到1949年大陆政权易手，全书并未完成，只有《文化学及其在科学体系中的位置》一章，篇幅较紧，曾由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别印专刊。抗战后的一段时期，黄文山的“文化学”相关著述发表较多，一些新的论文或经过修订后的重要论文，如《文化学的建立》、《文化体系的类型》、《文化学在创建中的理论之归趋及其展望》等分别在《社会科学论丛》、《社会学讯》上发表。1968年，黄文山在台湾出版了约70万言的巨著《文化学体系》，全书共分三篇十九章：上篇：文化学的建立；中篇：文化体系的分析；下篇：综合观察。除下篇成书于1960年代外，上两篇均为1949年以前所作。由于黄文山“用文化学特有的概念及方法论解释人类及其社会的一切”，因而后来有研究者提出，黄文山的“文化学”是一种“文化还原论”或“文化归因论”，即用“文化学”特有的概念及方法论解释人类及其社会的一切，因而“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化学’”顾晓鸣：《追求通观：在社会学文艺学文化学的交接点上》，51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在“文化学”研究的统领下，黄文山在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哲学、历史学等领域也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对于这些学科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1920年代始，黄文山在广泛接触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理论的基础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社会学、人类学的论文，编撰了《社会进化》、《西洋知识发展纲要》等著作，对于西方相关学说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33年2月，黄文山等人参与创办了一个“中华社会科学学社”，黄文山是三名常务理事中的一员，负责编辑期刊工作，同时担任社会组兼史地组组长。这个团体所主办的期刊，就是《新社会科学季刊》。参见《中华社会科学学社社务报告》，载《新社会科学季刊》第1卷第1期，1934。1934年，黄与何联奎、孙本文、凌纯声等一起筹设“中国民族学会”。参见何联奎：《自述》，《何联奎文集》，406页，台北，中华书局，1980。1946年4月，中国社会学社广东分社成立，主要由中山大学、广东省立法商学院、岭南大学三校社会学系人员组成，黄文山任理事长。参见《中国社会学社广东分社成立经过》，载《社会学讯》第1期，1946年5月20日。抗战时期，他在《民族学研究集刊》、《青年中国季刊》发表了多篇与民族学有关的论文，他在中国的民族学研究领域颇有声名。史学也是他的主要学术领域之一。就其个人的史学实践，曾经因19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发表过对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的方法论的看法，并引起过商榷，相关文字（包括他人的商榷文字）都发表在1934年和1935年《新社会科学季刊》上。参见黄文山：《对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的方法论之检讨》，载《新社会科学季刊》第1卷第3期，1934年11月15日﹔《阶级逻辑与文化民族学》，载《新社会科学季刊》第1卷第4期，1935年3月15日。1930年5月，黄文山在东南社会学会（后为中国社会学会）主编的《社会学刊》上，发表《史则研究发端》一文，论述了自己对于历史法则的认识。参见黄文山：《史则研究发端》，载《社会学刊》第1卷第3期，1930年5月。1934年又在中山文化教育馆主编的《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的创刊号上，发表《民生史观论究》一文，主要围绕孙中山的民生史观和陈立夫的“唯生论”进行了阐述。参见黄文山：《民生史观论究》，载《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1卷第1号，1934年8月。这两篇文字具有密切的关联，1935年，黄文山以《民生史观论究》的内容为主体，将《史则研究发端》的一部分，作为《由史的“偶然论”说到史的因果法则》一章，并补写了《史的唯生论的方法论》一章，合为一体，撰成《唯生论的历史观》一书，由南京正中书局出版。1937年初，黄文山又在自己于广州主办的《更生评论》上发表《历史科学与民生史观》一文。参见黄文山：《历史科学与民生史观》，载《更生评论》第1卷第2期，1937年2月。黄文山以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知识为主要学术资源，从“文化”的视角来整合对于历史的认识，将“史则”和“史观”与“文化学”理论联系起来，为国民党主流意识形态的民生史观作为最高历史法则提供学术论证。

黄文山同时在侨界中很有影响，并为国民党政府担负在华侨中的工作。在美国留学期间，黄文山先后任纽约《民气日报》总编辑和旧金山《国民日报》总编辑，这两份报纸“阐扬三民主义之理论，词意风发，气概磅礴，洋洋洒洒，为侨界所重视”刘伯骥：《黄文山》，华侨协会总会编：《华侨名人传》，391页。。抗战时期之初，黄文山为广东的《粤侨导报》撰写了大量文章，论述广东华侨对于抗战胜利后各方面建设的作用。1949年国民党政权垮台，大陆解放。黄文山继续在海外为国民党政府效力，于1949年7月抵达美国旧金山，联络旧人，组织团体，在华侨中开展工作，从事文化宣传。参见何联奎：《自述》，《何联奎文集》，409页。

译著和英文著述也是黄文山著述的重要组成部分。黄文山具有极佳的英文水平，由于香港皇仁书院以英语为教学工具，黄受到良好训练。年轻时翻译过罗素的《哲学问题》和《到自由之路》等著作，并在实社《自由录》、《劳动杂志》、《华铎》等杂志上发表多篇介绍西方政府主义的翻译作品。1930年代后，黄文山大量翻译了西方学者的社会学、人类学著作，如素罗金著《当代社会学学说》、阿贝尔著《德国系统的社会学》、哈尔著《社会法则》等。1971年在台湾出版了黄文山翻译的李约瑟的名著《中国之科学与文明》（即《中国科学技术史》）导论卷。早年在美国时，黄文山著有《中国文化发展蠡测》，系英文写稿，名A Short Survey of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稿存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参见黄文山：《文化学体系》，294页，台北，中华书局，1968。晚年他将《文化学导论》用英文出版，还用英文写了介绍太极拳的著作《太极拳要义》，借宣传太极拳来宣扬中国文化。

三

总的来说，黄文山一生著述十分丰富，涉及的领域非常宽广。黄文山生前在台湾和香港出版过几部文集，如1959年出版的《黄文山学术论丛》（台湾中华书局出版），所收各论文以提倡建立“文化学”的论著为主;1971年出版的《当代文化论丛》（上、下册）（香港珠海书院出版委员会出版），以1949年以后的许多短篇评论和随笔为主;1983年出版的《黄文山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主要收集了若干篇论述民族学、社会学、中国文化的论文以及一部分评论、序跋、诗词等文字，但较为全面反映其思想和学术的选集尚付阙如。本文集依《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选编的要求，尝试对此作一弥补。兹将本文集选编的若干考虑说明如下：

第一，本集的选编在时段上，以黄文山在1949年以前的论著为主。尽管1949年后，黄文山的著述论在篇目上还是在篇幅上，都远超从前，特别是他在“文化学”领域的集大成著作《文化学体系》，规模宏富，但都不予选编。

第二，本集的选编在内容和篇目上，尽量全面反映黄文山各方面的思想、学术和参与的工作。除学术界较为熟悉的政府主义思想主张外，尽量多地收录黄文山在国民党文化意识形态建构、中西文化观、“文化学”的倡导、民族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的学术研究，以及从事青年、侨务、宣传等方面工作时撰写的政论。因为篇幅所限，这里可能将一些同样也很重要的文章舍弃，以便多收录一些篇幅短小但具有代表性的文章，以体现黄文山一生思想、学术和政治态度的全貌。

第三，多选不易见或学术界较少关注的文章。黄文山是1935年《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及《我们的总答复》的参与签名者，但是一来黄文山在这份宣言的发表过程中不是那么关键，二来这两份文献在别的资料中容易检索，因此尽管也很重要，仍不在本集中选编。相反，一些不为人注意的比较冷僻的杂志，如《新社会科学季刊》、《更生评论》、《粤侨导报》中的文章，在本集中尽量多选编一些。

另外还有几个技术方面的问题需要说明一下：

第一，黄文山是一位学者，他的大多数学术文章本身有许多注释，今已按照出版规范统一改为页下注。这些原本的注释与编者的校注按同一格式和顺序标注，为示区别，凡编者的校注，均在注后标志“——编者注”。

第二，所选编的文字均以原文为准，基本不作任何更动，只有在以下特殊情况下，有未加校注而径改的情形：1部分标点符号，按照现在的横排本出版要求修改;2西文字母的明显误植，这类情况太多，如一一加注，将过于繁琐;3标题中的《本志……》，均改为实际的杂志名称。

第三，原始文献中有大量的法清晰辨认的情况，特别是在抗战时期的杂志中，因为纸张质量低劣、手民误植极多，此情况十分严重。处理方式为：1凡有明确依据可以订正的文字,均进行校改,并在校注中注明修订的依据;2凡存疑而不能明确校正的文字,姑照其旧,待以后有依据时补订;3完全不能辨认者,以“□”代替;4个别篇目中所附西文错误甚多，甚至字迹完全不清，只好将这些内容删除，并在题注中说明。

编者在关注黄文山研究的过程中，得到所在单位领导和同事的鼓励和支持，也结交了一些学术界的同好，如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黄有东博士、原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秦楚硕士，他们的学位论文都是以黄文山为研究对象，在这一研究领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向编者惠赠过论文和自编的黄文山著述目录，编者对他们的研究成果有一定的参考。本集的选编，得到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黄兴涛教授的鼓励和指点，中山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研究生郭奕君、邢根华、刘格花、陈甜、颜彦、陆昊帮助进行了文字输入和校对工作，我的同事周立红和陈喆在部分外文资料的校对方面提供了帮助，在此谨致衷心的感谢！

编者

2012年7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