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庸(1900.4.13—1950.6.25),原名羅鬆林,考入北京大學後改名羅庸,字膺中,號習坎,筆名耘人、佗陵、修梅等。原籍江蘇江都,齣生於北京大興,是清初揚州八怪之一“兩峰山人”羅聘的後裔。
1917年,先生考入北京大學文科中國文學門(1919年改稱國文係),與鄭天挺、張煦同學,並一起於1922年考入研究所國學門,研究生的同學還包括容庚、馮沅君等。畢業後,供職曆史博物館、教育部(與魯迅同事)等地,曾與人創辦華北大學,邀蔡元培任校長,後因主張不同未果。1927年,應日本東京帝國大學之邀,與馬衡等人赴日講學。1928年鞦,應魯迅之邀,任廣州中山大學中文係教授兼係主任。1931年任浙江大學教授,次年鞦,返迴北平,任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兼任北平大學、輔仁大學教授,並在故宮博物院兼職。1937年鞦隨校赴長沙,任長沙臨時大學教授。次年春,學校遷昆明,更名西南聯閤大學。先生取道香港、越南入滇,於西南聯大執教九年,期間又在雲南大學、五華學院兼課,聽者甚眾。1939年鞦,恢復北大文科研究所,先生任導師。1942年12月,先生的任職情況是“國立北京大學中國文學係教授兼國立西南聯閤大學中國文學係教授、中法大學文史係主任”[ 羅常培《恬庵語文論著甲集》,(颱灣)香港書店1973年版,第356頁。]。1944年11月,羅常培赴美,先生擔任西南聯大中文係主任。1946年,先生填詞《滿江紅》作為西南聯大校歌,並書寫紀念碑碑文。鞦,西南聯大解散,先生留滇,任昆明師範學院國文係主任。1949年5月,應梁漱溟之邀赴重慶勉仁書院講學。8月初至9月初,先生與梁漱溟、謝無量等在北碚縉雲山上修習藏密功法。1950年6月,逝世於重慶北碚醫院。
這一次我們把羅庸先生有關中國文學史的論述,進行瞭搜集整理,成就《中國文學史導論》這本小冊子納入“大傢小書”。
第一編《中國文學史導論》,是先生為五華文理學院授課講稿,分四次刊發在《五華》雜誌上。第二編《中國文學史上的幾個新問題和新見地》,分兩次發錶在《雲南教育通訊》上。這兩編應該說是緊密聯係的一個整體,作者以宗趣論、方法論、史料論綜包全局,詳細闡述瞭自己建構文學史的基本設想,從而提齣瞭中國文學史的學科體係。
第二編《中國文學史上的幾個新問題和新見地》中作者鮮明提齣瞭“展拓與發明的四基件”:新材料、新工具、新問題、新見地,並舉例詳細說明。
第三編《〈九歌解題及其讀法〉提要》,這是羅庸先生文學史研究的珍貴個案,我們把聞一多先生《什麼是九歌》文章附後,意在使二者觀點碰撞,讀者能有所得。
第四編《國文教育五講》,所收五篇文章在納入本書時都根據原刊重新進行瞭仔細的校訂。他們既屬於羅庸先生文學史觀的延伸,又可見先生對國文教育的思考。
發表於2024-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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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篇文章可看齣羅庸先生的功力 可惜沒有專著
評分羅庸先生用“緣生史觀”解釋中國文學史的發展過程,認為中國文學史的源頭有二:一是民間的,一是外來的,文學史就是在這兩種因素的作用下“生、住、異、滅”,經曆瞭四次更迭。治文學史的目的一是為明瞭一民族內心之發展,二是測定一民族文學之前途,說的簡單一點,其實就是鑒往知來,但文學史的編纂和研究又是很不容易的,“文學史的研究,完全不是編纂和敘述的事,必須有問題,有方法,有見地,有發明,使得文學史本身,時時在前進和展拓中,成為活的學問。”在《九歌》的研究中,羅先生否定《九歌》為屈原所作,而是汾河、渭水流域祭祀眾神的樂章。不過以漢代的論據進行論證,似有以果證因之嫌。書末的幾篇小文“聞之者足以戒”,尤其是《感與思》,對“質然無感”“茫然無思”的我們真有醍醐灌頂之用。
評分看看吧,那時候人的氣魄,或者說看看為文學史跑馬圈地的第一代學者的氣象!
評分治文學史之方法論。及國文教育二三
評分隻可惜羅教授著作吉光片羽,湮沒在曆史塵埃中頗令人扼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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