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香港文學評論向來被論者忽略,本卷致力梳理香港戰前之文學評論發展過程。主題包括二○年代新舊文學之論爭;三○年代初年輕新文學作家嶄露頭角,議論新詩流派,譯介西方文學評論;抗戰開始大批文人從內地南移香港,香港成為臨時文化中心,南來文人各據報刊陣地,開展了民族形式論爭、抗戰文學論爭、反新式風花雪月等多場重要論爭;抗戰時期的和平文藝理論,本卷皆予以收錄,力圖多角度反映香港文學評論全貌。
導言/陳國球
一、「文學評論」的意義
「文學評論」與「文學」一樣,是現代知識架構底下的一個「現代」觀念。它的名稱也是近世才見出現,用以和近代西方文學術語“criticism”──尤其十七、十八世紀以還由德萊頓(John Dryden, 1631─1700)、蒲柏(Alexander Pope, 1688─1744)所習用者──作對譯;例如C. T. Winchester, Some 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1899)就被翻譯為《文學評論之原理》。除了「文學評論」之外,另一個比較通行的譯法是「文學批評」。不過,羅根澤在比較中西文論異同時,特別指出「文學評論」比「文學批評」更合乎中國的評論傳統。更有趣的是,“criticism”又曾被茅盾翻譯為「批評主義」。他在一九二一年《小說月報》的〈改革宣言〉中說:
西洋文藝之興蓋與文學上之批評主義(Criticism)相輔而進;批評主義在文藝上有極大之威權,能左右一時代之文藝思想。新進文家初發表其創作,老批評家持批評主義以相繩,初無絲毫之容情,一言之毀譽,輿論翕然從之;如是,故能互相激厲而至於至善。我國素無所謂批評主義,月旦既無不易之標準,故好惡多成於一人之私見;「必先有批評家,然後有真文學家」,此亦為同人堅信之一端;同人不敏,將先介紹西洋之批評主義以為之導。然同人故皆極尊重自由的創造精神者也,雖力願提倡批評主義,而不願為主義之奴隸;並不願國人皆奉西洋之批評主義為天經地義,而改殺自由創造之精神。
“Criticism”又譯「批評主義」,一方面可反映出當時對新概念的命名,還有其「不確定性」;另一方面,可見這個概念在新文學運動時期不僅指向一種文學體類或者文學活動,更是一種文學的主張(「主義」);茅盾等人認為這是西方文學的優勝之處,國人要師法學習。由此而言,被認定為源自西方的「文學評論」,在當時具有先進和啟蒙的象徵意義;而其功能不止於評斷高下,更在於建設新文學與新文化。次年,茅盾發表〈文學批評管見一〉,繼續指摘中國傳統中文學評論活動之不足,再借「文學批評論」向羣眾宣導革新的意義:
中國一向沒有正式的什麼文學批評論;有的幾部古書如《詩品》、《文心雕龍》之類,其實不是文學批評論,祇是詩、賦、詞、讚……等等文體的主觀的定義罷了。所以我們現在講文學批評,無非是把西洋的學說搬過來,向民眾宣傳。但是專一從理論方面宣傳文學批評論,尚嫌蹈空,常識不備的中國羣眾,未必要聽;還得從實際方面下手,多取近代作品來批評。
當是時,不少言論都認同中國有必要重視這種文學活動,望能「互相激厲而至於至善」;這種想法與傳統詩話詞話「資閒談」的非嚴肅態度截然不同。例如與茅盾〈改革宣言〉差不多同時,有張友仁在《文學旬刊》發表的〈雜談:文學批評〉:
要曉得若欲使我們文學不歇地向前發展、進步,臻於精善,非有文學批評與之相輔而行不可;且比較尤其重要。近代西洋文學之所以發達,都是靠着文學批評的。
《小說月報》率先在一九二二年第十三卷七號開闢「評論」專欄,刊載沈雁冰〈自然主義與中國小說〉一文;十三卷八號開設「創作批評」欄,一連登載三篇評論冰心小說的文章。同年郭沫若、郁達夫等的創造社,也在《創造季刊》設「評論」欄,第一號就收有郭沫若、郁達夫、張資平三篇文章。這種文學評論的風氣,連作為「新文學運動」對立面的「學衡派」也不敢輕視,例如胡先驌在一九二二年發表〈論批評家之責任〉,對批評活動的社會意義作出申論:
批評家之責任,為指導一般社會。對於各種藝術之產品、人生之環境、社會政治歷史之事跡,均加以正確之判斷,以期臻於至美至善之域。
當然他們心中的「正確」與「新文學家」所追求的「開新」,方向並不相同;但對相關文學活動,仍然多所期許。此後,我們還見到一九三○年六月現代書店出版由李贊華編輯,專門以中外文學的介紹和評論為主的期刊《現代文學評論》;三○年代結集成書的還有范祥善編《現代文藝評論集》、劉大杰著譯《東西文學評論》、錢歌川編《現代文學評論》等等。
另一方面,當時對文學評論的活動,還有一個着眼點。例如贊成「為人生而藝術」的王統照,在〈文學批評的我見〉提出:
中國以前的文壇上,只有種作為個人鱗爪式的觀察,而無有謂「文學批評」。這也許是由科學化而來的新精神,「文學批評」,乃隨了近幾年來新文壇上的創作與介紹的波浪,在後面助着「翻瀾」。……文學只是「感動」的媒介而已,此外一切都不免是題外的餘支,批評者只是在「感動」的範圍內,用明敏的眼光,去探求作者潛在的意識,或抒寫他自己真實的見地,這便是最重要的任務。不過這已是不容易担負的的任務了。
可見他以「感動」和「意識」作為批評活動的線索。此外,鼓吹「革命文學」的成仿吾,在〈批評與批評家〉一文說:
文藝批評的本體,是一種批評的精神之文藝的活動。……一個文藝批評家作文藝批評的時候,是一個批評的精神在做文藝的活動;……真的文藝批評家,他是在做文藝的活動。他把自己表現出來,就成為可以完全信用的文藝批評──這便是他的文藝作品。
推崇「人文主義」的梁實秋,在〈文學批評辯〉說:
如其我們把文學批評當作人類心靈判斷的活動,則文學批評與文學創作在時間上實無先後之別,在性質上亦無優劣之異。批評與創作同是心靈活動的一種方式。文學批評所表示的是人類對於文學的判斷力。文學批評史就是人類的文學品味的歷史,亦人類的文學的判斷力的歷史。……文學批評只是人的心靈之判斷力的活動而已。偉大的批評家必有深刻的觀察,直覺的體會,敏銳的感覺,於森羅萬象的宇宙人生之中搜出一個理想的普遍的標準。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成、梁二人分屬文壇的左右翼,但都以「精神」、「心靈」之活動,來理解「文學批評」;這種講法,應該是當時的共識。
「文學」本來就必然牽及作者讀者的交流溝通,讀者除了被動地接受作者發出的訊息以外,還可以主動加以詮釋、品味與評鑒;「文學評論」正是把這個受容與興發過程「前景化」的活動。由是,作為閱讀一方的批評家,可以其「專業化」的形象,擴大某種閱讀方向與判斷的社會影響力;從而面向原處於主動創發位置的作者羣,與之對話、協商,甚至發揮限制、導引的作用。這些批評活動,正如成仿吾與梁實秋所意會,與極富流動性的精神領域有絕大關聯,當「文學」被賦予國族、階級、經濟等意義的時候,「文學評論」更容易成為文化政治與意識形態的爭逐場。事實上這正是現代中國文學評論的主要發展方向。就在《中國新文學大系》當中,與「評論」相關的兩卷各題為「建設理論集」和「文學論爭集」。胡適在《建設理論集‧導言》中表示:
這一冊的題目是「建設理論集」,其實也可以叫做「革命理論集」,因為那個文學革命一面是推翻那幾千年因襲下來的死工具,一面是建立那一千年來已有不少文學成績的活工具;用那活的白話文學來替代那死的古文學,可以叫做大破壞,可以叫做大解放,也可以叫做「建設的文學革命」。
鄭振鐸編《文學論爭集》,更標榜戰鬥精神:
我們相信,在革新運動裏,沒有不遇到阻力的;阻力愈大,愈足以堅定鬥士的勇氣,紮硬寨,打死戰,不退讓,不妥協,便都是鬥士們的精神的表現。
「推翻」、「破壞」、「紮硬寨」、「打死戰」……,烽煙莽莽的戰場氣氛,猶在胡適和鄭振鐸的回憶裏。他們親身經歷新文化與新文學運動,以當事人的身份依「正反方」作史料與敘述角度的取捨;於是,「反方」基本被消音,只遺下零落的殘蹟,成全被扭曲的敗戰者形相。另一方面,《中國新文學大系》編纂的時刻距離新文學運動已有二、三十年,這個歷史距離對於當事人自有今昔之別的感喟。鄭振鐸在〈導言〉中說:
敘述着這「偉大的十年間」的文學運動,卻也不能不有些惆悵、悽楚之感!當時在黑暗的迷霧裏掙扎着,表現着充分的勇敢和堅定的鬥士們,在這雖祇是短短的不到二十年間,他們大多數便都已成了古舊的人物,被「擠成了三代以上的古人」了。……他們反而成了進步的阻礙。無數青年們的吶喊的熱忱,只是形成了他們的「高高在上」的地位,他們踐踏着青年們的犧牲的軀體,一級一級的爬了上去。當他們在社會上有了穩固的地位時,便拋開了青年人而開始「反叛」。
至於胡適的感慨,也見諸〈導言〉:
十幾年來,當日我們一班朋友鄭重提倡的新文學內容漸漸受到一班新的批評家的指摘,而我們一班朋友也漸漸被人喚作落伍的維多利亞時代的最後代表者了!那些更新穎的文學議論,不在我們編的這一冊的範圍之中,我們現在不討論了。
事實上《中國新文學大系》各集的編者,這時已有不同的政治信仰;從整體而言,編輯團隊當中自是充滿多音複調。但綜觀《大系》,只有牽及文學評論活動的第一、二集,編者才在其導言清楚宣露歷史感喟。胡適和鄭振鐸以兩種不同的態度,體味歷史的變遷,固或有其個人的為文風格;然而,「評論」作為一種文學活動,更需要深入文字宇宙,游走於不同主體之間的精神領域;再加上時代又賦予淑世的責任,其間春秋之義特別容易彰顯。
《香港文學大系》的編纂意旨不離歷史的考掘,《評論》兩卷的作用,就如時間的感光紙,讓早被遺忘的「文學香港」的一段精神史樣本得以顯影。當然,比之於胡適與鄭振鐸之編纂工作,我們編《香港文學大系‧評論卷》沒有親歷其事的有利條件,但處於「局外」的位置加上更長的歷史距離,說不定也能帶出另一種審視「過去」的眼光,稍減大論述中「正反方」的倫理規限。再說,正因為「文學香港」至今還未見有完整體系的歷史載記,這些感光紙上的顯影,各以其形相的象徵與聯想互為勾連或者互成抗衡,有待異日更富辯證的歷史眼光作適切的敘述。
二、作為文化活動平台的「畸形香港」
早年香港的華文文學活動,不免局限於精英士紳階層,以保存民族文化於天壤海隅的想法佔主導。然而,隨着受教育的人口增多,作為通商口岸,各方訊息輸入的渠道不缺,例如十一歲從廣州來香港的袁振英,先後在香港英皇書院和皇仁書院接受英式教育,接觸到不少西方現代思潮,與同學創立「大同社」,主張無家庭、無國家,提倡世界大同;後來升學北京大學英國文學門,成為陳獨秀的追隨者,並得胡適的賞識,被邀約在《新青年》的易卜生專號發表長文〈易卜生傳〉。少年袁振英在香港的生活經驗,以至所接受的外語訓練、新思潮薰染等,對他日後的思想路向顯然有重大影響。因此我們可以說,早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已出現香港的身影。袁振英日後還兩度回香港工作,曾擔任重要的香港報章副刊──《工商日報‧文庫》──編輯,長期在香港的報刊發表評介外國文藝思想的文章和譯作。
「新文化/新文學運動」在中國內地是以革命的形式出現,以打倒「舊文化/舊文學」的壟斷勢力為鵠的。由這種思維帶動的歷史敘述,「正方」的光源只有白話文學一端,其餘「選學桐城」、「鴛鴦蝴蝶」,全被統合簡約為封建腐朽的黑暗面。但在香港的殖民統治階層眼中,「舊文化」從來只有民間意義,與土風民俗、地方信仰無殊。換一個角度看,傳統文化其實也是抗衡殖民文化侵略的一種力量;因此,在香港的華人社會當中,新舊文化固然有其爭持的局面,但卻不似內地的殊死爭戰。比方說,魯迅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八、十九日來港作〈無聲的中國〉及〈老調子已唱完〉兩場演講,一直被視為香港文學史上的大事。當時《華僑日報》的報道和論述非常多。其中署名「觀微」的一篇評論就很值得注意。這篇文章舉出在香港深具民族文化承傳意義的「學海書樓」每星期三、六的公眾演講,與魯迅兩場演講相提並論:
夫談詩書講禮義之演講會,香港既已有其人矣,且有碩彥鴻儒為之主持其事矣,是闡揚國學,其力已綽有餘裕矣;故吾不患舊學之無人提倡,而患新學之無人發明耳。使吾人徒知古而不知今,則世界大勢,懵然不知也;時代思潮,昧然罔覺也。……尚有新學者惠然肯來,從事演講,是無異航行之星火;其所以賜益于後學者,豈淺鮮哉!
從行文風格與語氣來看,作者應是熟知「舊學」的文化人,但他的態度卻相當開放,認為現今之世,有必要接觸「新學」,瞭解「世界大勢」。他的結論是:
至于或新或古,同皆致其力于學術之林,吾今不能為左右袒。惟研古者不忘乎今,研今者不忘乎古;新舊同和,不作偏畸,則新舊之學,必有同時發揚光厲者;所望者在此。但不知此種妥協性,有人笑我為紳士態度否耳。
陳國球,加拿大多倫多比較文學碩士,香港大學中文系博士。現任香港教育學院人文學院院長、文學及文化學系講座教授及中國文學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曾任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系主任,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中國文學教授,加拿大雅博特大學東亞系訪問教授,美國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日本東京大學、北京大學、台灣清華大學、東華大學訪問學人。著有《香港地區中國文學批評研究》、《中國文學史的省思》、《鏡花水月──文學理論批評論文集》、《文學香港與李碧華》、《感傷的旅程:在香港讀文學》、《文學史書寫形態與文化政治》、《情迷家國》、《結構中國文學傳統》、《文學如何成為知識?──文學批評、文學研究與文學教育》、《抒情中國論》等,合編有《文學史》集刊、《書寫文學的過去:文學史的思考》。陳教授專長文學史理論研究,曾整編香港文學選本目、發表〈香港的文學選本〉、〈「選學」與「香港」──香港小說選本初探〉,以及關香港文學史論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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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在想,文學究竟是什麼?是文字的堆砌,還是情感的抒發?是在現實的基礎上,進行虛幻的想像?《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這套書,讓我對這個問題有了更為深刻的理解。它所呈現的,是那個時代香港的真實面貌,是那個時代香港人的心聲。書中的每一篇作品,都像是從那個時代的土地上長出來的,帶著泥土的芬芳,帶著生活的氣息。我特別喜歡其中一些描寫殖民時期香港的文字,那種複雜的文化交融,那種身份認同的掙扎,都被描繪得淋漓盡致。作者們用他們敏銳的觀察力,捕捉到了那個時代的細微之處,並將其轉化為動人的文字。我對其中關於“南來作家”的討論也很感興趣,他們帶著內地的文化和思想來到香港,又在這裡生根發芽,為香港文學注入了新的活力。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也反映了香港作為一個移民城市,其文化的包容性和多元性。我常常會想像,在那個時代,這些作家們是如何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進行交流,又是如何將這些交流的成果體現在他們的創作中。這套書的閱讀體驗,也如同在品味一杯陳年的普洱,初入口時或許有些許的澀,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越發能夠感受到其醇厚的韻味。它讓我們看到,文學的力量,不僅在於其藝術價值,更在於其能夠連接過去與現在,連接不同的人群,連接不同的文化。
评分這套書,我花了不少時間仔細閱讀,從中我得以窺見1919年至1949年這段時間香港文學的豐富面貌。我一直認為,文學是一個地方最真實的鏡子,它能夠反映出一個時代的社會結構、價值觀念以及人們的情感世界。而這套《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正是這樣一部能夠照見香港過去的明鏡。書中,我看到了不同階層、不同背景的香港人,他們的生活,他們的掙扎,他們的希望。從碼頭工人的辛勤勞作,到知識分子的思辨探索,再到普通市民的喜怒哀樂,都被細膩地捕捉和記錄。我對其中關於殖民時期香港的文學探討很感興趣,那種東西方文化交匯的痕跡,那種身份認同的困惑,都讓我覺得既熟悉又陌生。我常常會想像,在那個多元化的社會裡,不同的文化是如何碰撞,又是如何融合,最終形成了獨特的香港文化。同時,書中對戰後香港文學的發展,特別是新文學的興起,也有著深入的描寫。這是一個充滿挑戰和機遇的時期,作家們在變革的浪潮中,不斷探索新的文學形式和思想表達。這套書,不僅僅是文學作品的匯編,更是一部關於香港歷史、文化和社會變遷的生動畫卷,它讓我們得以穿越時光,與過去的香港進行一場深刻的心靈交流。
评分《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這套書,我讀得相當仔細,從中我看到了香港文學的萌芽、成長和發展的軌跡。我一直認為,文學是文化的靈魂,而香港文學,在1919年至1949年這段時期,恰恰經歷了最為關鍵的轉折點。書中,我看到了許多對當時社會現實的深刻反映,例如貧富差距、階級矛盾,以及殖民統治下的社會問題。這些作品,不僅僅是文學的創作,更是一種社會的記錄,一種對不公義的控訴。我對其中關於早期通俗文學的討論很感興趣,例如報刊連載小說,它們雖然不一定像嚴肅文學那樣具有深刻的思想內涵,但卻貼近大眾,反映了當時市民的生活趣味和情感需求。這是一種非常接地氣的文學形式,也是理解當時香港社會的重要窗口。我常常會想像,在那個年代,人們是怎樣在街頭巷尾的報攤上,熱切地等待著下一期的連載故事。同時,書中對於當時新思潮的湧入,以及文學創作對這些思潮的回應,也有著詳盡的闡述。這是一個充滿變革和挑戰的時代,作家們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們用文字引導思想,啟迪民智。這套書,就像是一張歷史的地圖,標示出了香港文學發展的每一個重要節點,也讓我們得以回望那個時代的輝煌與艱辛。
评分這套書,我前後讀了好幾次,每次都有新的體會。我一直認為,要了解一個地方,除了看它的歷史記載,更要讀它的文學作品,因為文學更能觸碰到一個地方的靈魂。《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正是這樣一部作品,它讓我看到了那個時期香港文化的多元性與包容性。書中,我看到了來自內地、海外的作家在這裡匯聚,他們帶來了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創作風格,共同塑造了香港文學的面貌。我對其中關於“五四”運動對香港文學的影響的討論很感興趣。儘管“五四”運動的中心在內地,但其影響力也擴散到了香港,啟發了香港的知識分子,推動了香港文學的現代化。我常常會好奇,在當時的香港,這些來自不同地區的作家們是如何交流,又是如何碰撞出新的文學火花的。同時,書中對戰前和戰後香港文學的對比,也讓我對香港的歷史變遷有了更深的理解。那種從繁榮到動盪,再到重建的過程,都在文學作品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這套書,不僅僅是一堆作品的集合,它更像是一面鏡子,照出了那個時代香港的社會風貌、人文精神,以及知識分子的思考與追求。
评分作為一個對香港歷史有濃厚興趣的讀者,我一直以來都在尋找能夠深入了解那個時代的資料,而《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的出現,無疑填補了我長久以來的空白。這套書的內容之豐富,讓我感到驚喜。它不僅僅是羅列了那個時期的文學作品,更重要的是,它通過對這些作品的深入分析和解讀,為我們勾勒出了當時香港社會的複雜圖景。從日常生活中的瑣碎描寫,到宏大敘事下的時代變革,書中幾乎涵蓋了那個時期香港社會的各個層面。我對其中關於女性文學的探討尤其印象深刻。在那個相對保守的年代,女性作家們是如何突破社會的束縛,用她們獨特的視角去觀察和書寫世界,這本身就是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她們的作品,往往細膩而深刻,觸及了女性內心深處的情感,以及她們在社會中的掙扎與追求。同時,書中對於當時的政治氛圍,以及文學創作所受到的影響,也有著相當的篇幅。這些內容,讓我們能夠更清晰地理解,在那個動盪不安的時代,作家們是如何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尋找平衡,又是如何用文字去記錄歷史,傳達思想。我常常會聯想到,在那個無線電波尚未普及,網絡更是遙不可及的年代,這些文字的力量,是何其巨大。它們不僅僅是娛樂,更是一種思想的傳播,一種精神的撫慰。這套書的價值,在於它讓我們能夠跨越時空的阻礙,與過去的香港進行一場深刻的對話。
评分《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這套書,我已讀過多次,每一次翻閱,都如同重新走進那個已經逝去的時代,感受著那些文字帶來的溫暖、感動與啟迪。我特別喜歡書中對早期香港社會生活的細緻描寫,那些充滿市井氣息的文字,讓我彷彿能聽到老街巷裡的叫賣聲,聞到茶樓裡的點心香,感受到那個時代香港人真實的生活狀態。書中,我也看到了知識分子們在那個動盪年代的艱難抉擇和精神追求。無論是面對時代的挑戰,還是個人的困境,他們都用筆作為武器,記錄歷史,傳達思想,為後人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我對其中關於戰時香港文學的探討尤為深刻。在那個黑暗的時期,文學不僅是記錄苦難,更是傳遞希望,凝聚人心的力量。這些文字,如同黑暗中的星光,指引著人們前進的方向。我常常會思考,在當時那樣的環境下,這些作家們是如何保持創作的熱情,又是如何將個人的情感與時代的命運緊密聯繫在一起的。這套書,不僅是一部文學史,更是一部關於香港歷史、文化和社會的百科全書,它讓我們得以跨越時空的界限,與過去的香港進行一次深刻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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