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李治安

刘成群博士撰《元代徽州理学家群体与新安理学的传承发展》付梓在即，索序于我。我对理学无甚研究，但对理学给元人的精神世界、士大夫和地域社会等带来的深重影响颇为关注。所以，不揣浅薄，说几点体会和感想，就教于方家同好。

一般认为，理学盛行于两宋和明代，宋代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等理学名家辈出，明代又有王阳明等巨擘。元朝统治时间较短，又缺乏与程朱等匹敌的理学大家，故学界多对元代理学略而不论，径称宋明理学。就思想理论建树而言，元代理学的确难望宋明之项背。然而，元代理学在古代思想史和学术史上的角色与贡献，似不能小觑。元代理学借官办儒学和后期恢复的科举，正式上升为官学；“朱陆和会”或”引陆入朱”，亦为理学自宋代到明代的必要过渡；元代理学北上和向地域社会延伸、发展，进而形成了若干地域性学派。此三者，比起两宋理学有所前进，也为明代理学的高度成熟及其在朝野的主导支配做了良好的铺垫。在这个意义上，元代理学承上启下的作用，显而易见。因此，探研元代理学也是重要的，只可惜有分量的相关著作相对偏少，对元代理学上述三项建树的揭示与宣扬，存在严重缺憾，亟待一批优秀成果面世。

谈到元代理学的地域性学派，最有名的不外金华、四明、新安、江西等四群体。金华、新安、江西三派皆尊崇朱学，四明则主要是陆学的重镇。多年来，有关江南理学的研究，成果丰富的是新安学派。尤其是赵华富、周晓光等学者对郑玉、朱升、赵汸等新安理学家的一系列探讨，最为热烈和丰富。但是，对新安学派全面系统的研究，尤其是与地域社会相结合的探讨，《元代徽州理学家群体与新安理学的传承发展》是第一部，它顺应了宋元明理学研究的急需，有“雪中送炭”之功效。

综观本书各章节内容，大致有三个特点：

其一，多元视角的系统探讨。以往多数哲学史和思想史的著述，多半重在哲学义理的阐释辨析，或囿于对专人、专书的“平面”探讨。一些有识之士，则从事思想史、社会史、政治史等多视角的探研，并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作者受他们的启发且结合元代徽州实际状况，首次从“地域社会论”、“长时段”、经学诠释和儒学南北格局对比等四个视角，展开多元视角的系统探讨。这样说来容易，做起来就比较困难。因为每增加一种视角，既需通晓这方面的知识和方法，又要对元徽州实际了然于胸。一般学者只能着手两种左右，达到三种的几乎是凤毛麟角。作者却能同时展开上述四个视角的综合探研，实属难能可贵。而且，由此增加了对新安理学探研的维度和立体性，增加了取得学术突破的几率。

其二，勤于独立思考。由于是“地域社会论”等四个视角的综合探研，作者大量蒐集了相关史料文献，也大量征引和继承了国内外学者有关元代徽州理学家群体的研究成果。但是，作者没有人云亦云地重复和照搬，而是把前人成果当作基础和阶梯，继续作综合维度的独立思考，在宏观、微观两方面皆有斩获。譬如，作者所揭示的南宋中后期徽州朱子学传播的“五种面相”，元代前期新安理学家部分修正朱熹经说时所把握的“度”，江南儒士与北方儒士代表李孟之间的纠葛及其背后的原因，元代新安理学前期后期所发生的“从《四书》、《易》学到《春秋》学的兴趣偏转”，等等，或阐释有独到之处，或挖掘深入，见解新颖，取得若干学术突破。

其三，理学群体与地域社会综合研究的良好尝试。朱熹不仅是两宋理学的集大成者，还巧妙地总结士大夫向地方发展和同姓家庭联合体的宗族复兴等实践经验，较系统地从“家礼”、“义学”和“社仓”的层面予以理论提升和规范。又在复兴宗族、乡村教化、赈济等方面积极呼吁，率先垂范。这无疑为致力于乡村建设的士绅群体及时提供了精神支撑与理论先导。新安理学既是元代朱子学说地域性的传承体系之一，也是某一区域朱子门徒践行朱子“家礼”、“义学”的较好典型。作者从这种实际状况出发，花费了较多笔墨，做了新安理学群体与地域社会综合研究的良好尝试。例如，第二章“元代前期的新安理学家群体”的第二节为“家族及地域关系网络的营建”；第六章“新安理学与元代徽州的宗族建构”又专设“从家族经营到宗族建构”、“由《家礼》到始祖崇拜”、“谒祖墓与修族谱——元代前期新安理学家们的坚守”、“墓祠与宗祠——元代后期新安理学家与士绅们的合作”等四节，予以系统阐述。据我所知，赵华富先生曾较早分别研究过元代新安理学家和元代徽州宗族问题。但是，将元代新安理学家与宗族等地域社会紧密结合的系统性研究，本书当属首次。作者力图以此揭示：理学不仅仅是一场“思想运动”，同时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运动”，而且获得了成功，具有很好的学术价值。

近十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出版学术著作已非难事。然而，平庸堆砌者不少，有心得新见或有所突破者无多。我觉得本书当属后者，称得上元代地域理学派别研究的力作。它的面世，可喜可贺，肯定会有力推动元代理学研究的繁荣和发展。

期待作者能够不断收获新的成果，取得更大的学术成就。

2015年5月于天津金厦里

后记

当是在大学时代，我读到了葛兆光先生的《中国思想史》，甫读数页，便觉目醉神飞，当时想要能负笈于葛先生之门该有多好！数年之后，这一想法终于变成了现实，那部《中国思想史》也被我读得惨不忍睹。葛先生向以严格著称，是以在其门下不敢丝毫懈怠。不过，老师严格要求，对学生的成长还是裨益极多的。担负着一定的精神压力，我由葛先生的著作拓展至法国的年鉴学派和日本的地域社会论者，眼界渐渐开阔。葛先生在百忙之中也不忘对我悉心指导，对于本项研究，他就常常提醒我“需要把元代学术与元代历史结合起来”，“需要考虑（一）异族朝代、（二）区域特征、（三）宋代明代之间的学术脉络。”现在翻阅书稿，也能发现研究方法并不脱离葛先生最初给设定的轨迹。

我在清华读博士的期间，葛先生已到复旦筹建文史研究院，当面指导的机会自然少了许多。为此，他还专门让我们赶到上海听课并面谈。从这些细节当中，也能看到他对待学生认真负责的态度。或许是感觉两地相隔实在不便吧，两年之后，葛先生让我转到了秦晖先生门下。在当时，我已经细致读完了葛先生的绝大部分著作，对他的理念及思路比较熟稔。但对于秦先生的研究，却所知不多。虽然秦先生也治中国思想史，却不定于一端，他的研究在不同领域全面开花，总体上还是以经济史、社会史取胜。那时候我已经没办法及时转型，只得一边做着思想史层面的研究，一边一本又一本的读秦先生的著作，从《田园诗与狂想曲》到《传统十论》，一直到现在都不曾停歇。在读书期间，我也有了不少的收获，现在对新自由主义及新制度经济学有一知半解也全靠秦先生的引领。单就本项研究而言，起码第六章《新安理学与元代徽州的宗族建构》就在秦先生那里获得了不少启发，如对传统乡村中的“吏民”社会的认识，又如对士绅阶层的认识，就是在秦先生的论述中刷新了以往固有的陈旧观念。

秦先生待人宽缓不苛，每次见我都是笑眯眯地叫着我的名字，让人感觉十分放松。可以说，秦先生与葛先生的风格谓之截然相反亦无不可，但他们对学生的培养却是殊途同归。我在他们那里都得到了极为可贵的理念与方法，如今想来内心都是充满了感激之情。我以中人之资，却能得蒙两位卓有建树的老师指点，每念及此，也总能生发出幸福兼之幸运的感受。

年近不惑，越发体验到生活之艰难与世事之不易。看待世间一切，不自觉地就少了一些狭隘，多了几分感激。夜里睡不着的时候，常常会想起诸多给予我恩惠和有缘相遇的人，想起他们对我的各种好处，尤其是这么多年来教过自己的每一位老师。且不说精神的慰藉，单是没有老师的引导，有志于从事学术的研究者恐怕就难窥治学门径。所以在这里，我要郑重地感谢我所有的老师，谢谢你们的指引与启迪。尤其是南开大学的李治安先生，李先生以当今元史学界之执牛耳者，却能对无名后辈予以扶持和提携。虽然未曾谋面，但每次与先生通电话都有煦如春风般的温暖。谢谢李先生给我写下的序言，其中的谆谆教导一定是鞭策我前进的动力。

本项研究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的支持，倘无此项基金，本项研究的很多事项将无法开展。在当今学术专著普遍难以出版的大环境下，本项研究成果能够在享有百年盛誉的中华书局出版，这使我深感荣幸！同时也对中华书局鼓励青年研究者的行为深感敬佩！尤其是高天编辑，她认真负责，考虑细致，为本项研究的出版事宜倾注了很多心血。在书稿即将付梓之际，让我对各方面给予我帮助的单位与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有你们的支持与鼓励，我才会在元代儒学研究的道路上大踏步行进，勇往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