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本名埃裏剋·亞瑟·布萊爾（Eric Arthur Blair）。1903年生於印度，當時，他的父親在當地的殖民地政府供職，用他自己的話說，他傢屬於“中産階級的下層，或沒有錢財的中産傢庭”。

1904年，由母親帶他先迴到瞭英國。他自幼天資聰穎，11歲時就在報紙上發錶瞭一篇詩作《醒來吧，英格蘭的小夥子們》。14歲又考入著名的伊頓（Eton）公學，並獲取瞭奬學金。但早在小學時期，他就飽嘗瞭被富傢子弟歧視的苦澀，從他後來的迴顧中可以看齣，憑他那天生就很敏感的心靈，這時已經對不平等有瞭初步的體驗。

1921年，布萊爾從伊頓畢業後考取瞭公職，到緬甸當瞭一名帝國警察，在那裏，被奴役的殖民地人民的悲慘生活無時不在刺激著他的良知。看著他們在飢寒交迫中、在任人宰割的被奴役中掙紮，他深深感到“帝國主義是一種暴虐”。身為一名帝國警察，他為此在良心上備受煎熬，遂於1927年辭瞭職，並在後來寫下瞭《絞刑》（A Hanging,1931年，此為正式齣版年代，下同），《緬甸歲月》（Burmese Days,1934年）和《獵象記》(Shooting an Elephant，1936年)，這些紀實性作品，對帝國主義的罪惡作瞭無情的揭露。

但是，這一段生活經曆仍使布萊爾內疚不已。為瞭用行動來錶示懺悔，也為瞭自我教育，他從1928年1月迴國時起，就深入到社會最底層，四處漂泊流落。盡管他自幼就體弱多病，但在巴黎、倫敦兩地，他當過洗盤子的雜工，住過貧民窟，並常常混跡在流浪漢和乞丐之中。次年，布萊爾寫下瞭關於這段經曆的紀實性作品《巴黎倫敦落魄記》（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1933年），真切地描述瞭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民的苦難。正是在為這部作品署名時，布萊爾用瞭“喬治·奧威爾”這一筆名。某種程度上說，“奧威爾”的齣現，開始瞭布萊爾的新生活。

這時的奧威爾已經把自己深切的情感係於無産階級的命運上，在思想上也開始傾嚮社會主義。他不能容忍勞苦大眾在英國處於一種“被忽視的”地位，他曾這樣深情地寫道：“他們纔是真正的英國人。”趕巧，在1936年，有一位進步齣版商聘請一位屬於“不是受害者自己，而是見證人”的作傢，去北部工業區（蘭開郡，約剋郡）對工人的窮睏狀況作實地調查。被認為是最閤適的人選的奧威爾欣然應聘，曆時數月，通過自己的親眼所見，並參考瞭包括恩格斯《通往威根碼頭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1937年）--其中記述瞭大量的事實，深切地反映齣工業區人民生活的悲慘和世道的黑暗。奧威爾不但據此憤怒地譴責資本主義工業化對人性的摧殘，還主張用社會主義來拯治社會的弊端。

1936年7月，西班牙內戰爆發。同年年底，奧威爾與新婚的妻子一同奔赴西班牙，投身於保衛共和政府的光榮戰鬥。奧威爾在前綫擔任少尉，喉部曾經受過重傷。他為記述西班牙內戰而寫的《嚮卡特洛尼亞緻敬》（Homage to Catalonia,1938年）一書，後來成為關於這場內戰的一個權威性文獻。

但是，這場正義的戰爭，由於左翼共和政府內部分裂，最後竟失敗瞭。沒有死於法西斯槍彈下的奧威爾，竟差一點喪身在共和政府內部黨派之爭的傾軋中。這個慘痛的經驗對奧威爾影響巨大。他曾說自己“從1930年起就是一個社會主義者瞭”，而這時候，他又開始考慮“捍衛民主社會主義”的問題瞭。這個思想齣發點，一直影響到他後期的兩部名作《動物莊園》和《1984》（Nineteen Eighty-Four,1949）創作。

他為後人留下瞭大量的作品，僅以《動物莊園》和《1984》而言，他的影響已經不可估量。以至於為瞭指代某些奧威爾所描述過的社會現象，現代英語中還專門有一個詞叫“奧威爾現象（Orwellian）”。如果說，貫穿奧威爾一生的作品主要是反映“貧睏”和“政治”這兩個主題，那麼激發他這樣寫作的主要動力就是良知和真誠。1950年1月，奧威爾病逝，享年46歲。

馬諾爾農莊一隻名叫老梅傑的豬在提齣瞭“人類剝削動物，動物須革命”的理論之後死去。幾個月後，農莊裏掀起瞭一場由豬領導的革命，原來的剝削者——主人瓊斯先生被趕走，動物們實現瞭“當傢作主”的願望，嘗到瞭革命果實的甘美。馬諾爾農莊被更名為“動物農莊”，還製定瞭七戒，然而不久，兩隻領頭的豬為瞭權力而互相傾軋，勝利的一方宣布另一方是叛徒、內奸。豬們逐漸侵占瞭其他動物的勞動成果，成為新的特權階級，“所有動物一律平等”的原則被修正為“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動物們又迴到從前的悲慘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