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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泛滥的时代，知识变得无处不在。鼠标轻轻一点，我们就坐拥一座巨型图书馆。然而，我们并没有因此就离真相更近。相反，互联网的普及使人们早已习惯于凡事问搜索引擎，并形成了一种“搜索即相信”的认知模式。当社交网络把数字人类带入一个个彼此隔绝的线上群体中，我们清楚地看到，真相与谎言在互联网中交织，知识与观念混为一谈，情绪宣泄掩盖了事实分析。联网的世界让我们更容易看到彼此的观点，但同时也制造了浮躁的气息。因此，本书作者呼吁，我们要从现在开始提高自己对知识与信息的甄别和理解能力，不仅知道“是什么”，也要多问“为什么”；我们应该注意防范隐私的泄露以及互联网上的数字霸权；我们要随时跳出藩篱，拾回理性，因为我们不是数字人，而是拥有智慧的真实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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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内外知名学者徐贲长文作序，解读互联网无形之中对我们思维方式的改造，反思互联网时代人们的知识焦虑。

这也是一本互联网时代的清醒之作！帮助你拥有智慧的大脑！互联网是嘈杂世界里的洗脑利器，情绪之火总是瞬间被点燃。当意见领袖层出、思维碎片蔓延，你比任何时候都需要独立思考！

名人推荐

这是一本关于互联网时代许多人不会质疑，因而让虚假大行其道的书。林奇关注的首先不是经济欺诈、身份盗用、不实广告或兜售假药这样的事情，而是虚假信息被人们在不加警觉和验证的情况下，被轻易当成了可靠的知识。

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 徐贲

林奇从一位领先哲学家的视角出发，以自然历史学家清晰易懂的写作风格，向我们展示了“知识”如何变成了受到控制的商品，人们对知识的理解力和创造力正在衰退。 这本书特别值得教育者、家长、政策制定者以及所有希望平等参与知识经济的人阅读。

《冲动的社会》作者 保罗·罗伯茨

林奇观察到，我们现在很少发现事实，相反，我们在不断地下载它们。当然，我们也会上传它们：每次点击鼠标和敲击键盘，我们都会拿出自己的某个部分，把它们交给数据利维坦……林奇看到了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一个众所周知的悖论：说明理由可以不用诉诸于理性。

《纽约客》

林奇准确地发现，在互联网时代，我们知道得更多了，理解得却更少了。于是他提出了一个关于“我们到底理解些什么”的问题。林奇的基本观点是，只有更好地理解知识是在怎样的条件下产生和传播的，我们才能变成更有责任感的认知者。

《华尔街日报》

这本书为我们从谎言中辨别真相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视角。

《科克斯书评》

媒体推荐

这是一本关于互联网时代许多人不会质疑，因而让虚假大行其道的书。林奇关注的首先不是经济欺诈、身份盗用、不实广告或兜售假药这样的事情，而是虚假信息被人们在不加警觉和验证的情况下，被轻易当成了可靠的知识。

——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徐贲

林奇从一位领先哲学家的视角出发，以自然历史学家清晰易懂的写作风格，向我们展示了“知识”如何变成了受到控制的商品，人们对知识的理解力和创造力正在衰退。这本书特别值得教育者、家长、政策制定者以及所有希望平等参与知识经济的人阅读。

——《冲动的社会》作者，保罗·罗伯茨

林奇观察到，我们现在很少发现事实，相反，我们在不断地下载它们。当然，我们也会上传它们：每次点击鼠标和敲击键盘，我们都会拿出自己的某个部分，把它们交给数据利维坦……林奇看到了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一个众所周知的悖论：说明理由可以不用诉诸于理性。

——《纽约客》

林奇准确地发现，在互联网时代，我们知道得更多了，理解得却更少了。于是他提出了一个关于“我们到底理解些什么”的问题。林奇的基本观点是，只有更好地理解知识是在怎样的条件下产生和传播的，我们才能变成更有责任感的认知者。

——《华尔街日报》

序言

你的认知被“困缚”在网络里

人们常常将互联网变革与印刷业带来的变革相比较。两者都是由技术进步引发了信息分配的新方式。知识的获取方式变得更加多元，成本也更为低廉，进而推动了大众教育的进步、新型经济的产生，乃至社会革命的进程。但事实上，这样的比较不能凸显互联网变革的重要性，互联网的功用更像是书面文字。

文字写作是一门技术、一种手段。然而，文字的发明不仅带来了信息和知识分布的演变，它还是一种自我认知的新方式。文字可以帮助我们打破时间的界限，与另一个时空的自己以及他人进行对话。文字让我们免于繁复的记忆，从而减轻了我们的认知负荷。

比如，我有一把父亲留给我的旧电锯，就在不久前，我发现电锯背面贴着一张他写的字条。与其说这是一张字条，不如说是一篇小小的随笔，里面详细记录了这把电锯的使用技巧和注意事项。我父亲的家里贴满了这样的便签，无论是更换割草机上的汽油过滤器，还是关停热水器，他都会随手记下各项zui佳操作方式，并且把这些便签贴在能看得到的地方，避免以后杂乱无章地做事情。我小时候觉得这样做很难为情，但现在我懂了。父亲是个大忙人，他知道自己可能会忘记第一次做某事时学到的某个小窍门。总之，他在和未来的自己进行交流，同时也减轻了自己现在的记忆负担。从小处着眼，这就是文字的功用，也说明了为什么它是人类进程中zui重要的发明之一。文字不只是传播知识的新方式，也是了解世界的新方式，有了文字，我们可以来一场时间的旅行，分享前人的思想。

互联网也在以这样的方式颠覆我们的认知。文字为我们带来了一场时间的旅行，而互联网则突破了空间的限制—至少可以跨越广阔的海湾，实现即时通信。信息技术的变革使空间阻隔趋于无形，图书馆不再囿于砖墙，我们在访问和处理图书馆资料时也不一定要接触实物。因此，我们再也不需要亲自去某个地方找寻所需的信息。如今，zui快捷、zui简单的认知方式就是Google（谷歌）认知，它指的不仅是“通过搜索引擎获得知识”，还包括我们越来越依赖的数字认知手段。这或许是件好事，但也可能会减损我们其他方面的认知能力，以至我们不能以更具创造性和整合性的方式进行认知。

新兴技术无一例外地会引发类似的争论—这也合乎情理。在20世纪50年代战后技术扩张的全盛时期，哲学家和艺术家们都曾担心核技术对人类的影响，以及我们的伦理思维是否能

够协调并进。伯特兰·罗素（BertrandRussell）在《星期六晚报》上写道，他认为我们需要的是集知识、意志和情感于一体的智慧，而不仅仅是更多的求知渠道。罗素的观点很简单：知识多、智慧少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我也有同样的忧虑，并希望能够对此做点什么。不过罗素关注的是特定的知识类别—核弹知识，而我关心的是知识本身的扩张，以及瞬息万变的科技在如何影响着我们的认知过程和认知担当。

不过，这可不是一本“反科技”的书。我是社交媒体及其运行平台（有时被称作“Web2.0”）的忠实用户。我使用推文（Tweet）、Facebook（脸谱网）、智能手机、平板电脑，而且不知用过多少台式计算机了。我没有理由去写一本反科技的书。技术本身不是问题。与核武器或枪支不同，信息技术本身通常不具有杀伤性（虽然它可以起到协助作用），问题在于我们如何使用这些技术。

我的目标是要对我称之为数字化生活的哲学基础进行研究。无论我能否得出正确的结论，这项工作的必要性都是显而易见的，它可以帮助我们逃离罗素所担心的命运：被技术吞噬。

文摘

我们可以看到，互联网已经成为一种革命性的工具，它使人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独立寻找真相，而不是由政府、科研机构或自己的母亲来主导真相。目前有充分的证据显示，社交媒体——尤其是Twitter——不仅能够让抗议者们有效地组织起来，而且可以让全世界都知道他们的国家发生了什么。如果没有互联网，只要政府对传统媒体进行残酷的打压，信息就会丧失扩散的渠道，无法传播出去。如今，通过互联网与权威对话，揭露真相，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同样众所周知的是，互联网在控制和扭曲真相方面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工具。我们已经谈到了互联网效应如何带动从众心理、狐猴式的信息扩散和群体极化现象。但在哲学家兼评论家杰森·斯坦利（JasonStanley）看来，互联网同样是一款极好的宣传工具。只要在Google上搜索“恐龙时代发生了什么？”——我最近就这样做过，你就会在结果页面的顶部看到一个固定化的答案“标签”：“《圣经》从数千年的历史角度给出了一个用以解释恐龙的框架，包括恐龙的生存年代之谜和恐龙时代发生了什么。在向儿童和成年人灌输几百万年的地球历史时，人们最常提到的就是恐龙。”这样的搜索结果令人警醒，它说明Google可以，而且经常受人操纵。一个精明的组织可以巧妙地将其奉行的准则以搜索结果的形式呈现出来，它将占据搜索页面的首要位置，而且这个定制的结果在漫不经心的Google用户看来俨然就是一个“事实”。这种方式就像所有高明的宣传一样无所不能，同时又不露出宣传的痕迹。

总之，互联网是一个真相论争的战场，血腥而又混乱。因此，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难知道何为真相，于是有些人认为真理和客观性的概念已经不再受人追捧。

现实与虚幻、真实与虚假的区分问题并不是数字时代的独有产物，只不过到了数字时代，这个问题有了新的表现形式。请从口袋里掏出一枚硬币，拿在手上，并把手伸向前方。

请观察这枚硬币：它是什么形状呢？如果你像大多数人一样说它是“圆形的”，那么我建议你再仔细看看。除非你把硬币垂直地拿在面前，否则你更有可能看到一个椭圆形，如果你想以写实的方法画出这枚硬币，你就要把它画成椭圆形。小孩子们可能会画一个圆形；但是技法更为纯熟的艺术家则会画成一个椭圆形，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我们的所见。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难免会困惑，硬币是圆形的，而我们看到的却不是圆形，所以我们看到的不是硬币。

洛克由此提出假设：我们直接感知到的不是物体本身，而是我们对事物的认知或呈现，洛克称之为我们对它们的“想法”。洛克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经常会对这个世界产生误解。（硬币的）幻象就是一个例子。

洛克还用这种“想法”理论解释了一个事实：我们的认知通常具有相对性。洛克还做过另外一个实验，可能小孩子们都曾这样做过。拿来三碗水，一碗热水、一碗凉水和一碗温水。把你的右手放进冷水，左手放进热水，然后把两只手都放进温水里面。我们都知道结果：刚刚放进冷水的手会感到温水很热，而刚刚放进热水里的手会感到温水很凉。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洛克在伽利略的理论基础上给出了答案。他认为，就像水和硬币一样，所有的事物都具有两类“特征”，其基本特征就是真正“固化”在物体上的属性，正如洛克所说，这些属性独立于任何人的感知之外。洛克喜欢举的例子就是尺寸、形状和空间延伸，但今天我们可能会认为质量是物质最基本的属性。另一方面，次级属性是指没有“固化”在物体上的性质。正如洛克所说，次级属性是物体借助其微观结构引发我们产生某些认知或想法的能力。洛克说，颜色、气味、口味和冷热感觉都是如此。因此，我说消防车是红色的，并不是说红色是其固有的属性：消防车并非由“红色”的粒子所组成。红色以及其他“次级”属性的定义取决于我们在进行感知时参照的是什么标准。

洛克认为，所有的认知都以我们的感知为介导。我们的感知能力就像是一副永久佩戴在头上的护目镜。当视线清晰的时候，我们感觉到的东西就代表了世界的真实原貌。在洛克看来，这意味着我们此时的想法恰好呈现出了思想之外的实际事物。但我们的视觉不会永远清晰，并由此产生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这个问题由与洛克同时期的乔治·伯克利（GeorgeBerkeley）提出来，因而变得著名：如果我们总是局限于自己的感知，那么我们怎样才能知道哪些感知反映的是真实情况，哪些又是我们大脑的产物呢？伯克利指出，即使再繁多、再精细的校验和实验也无法帮助我们摆脱自己的感知，洛克也认为，我们无法摆脱感知，无法凭空得出观点。

无论我们是否同意洛克的哲学理论，伯克利提出的问题都是显而易见的。在某些方面，我们的确比以往更难分辨何为真实、何为主观判断了。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我们的互联网是一个构建起来的产物。在某种程度上，万维网显然是我们一手打造的，是一种直接的人为产物。我所谓的“直接的人为产物”是指人类本着某种目的特意制造出的某样东西。构成互联网核心物理元件的服务器、电缆和电路都是直接的人为产物，而作为互联网主体的信息数据包同样是直接的人为产物。网站、用户界面、jpeg文件、Netflix（在线影片租赁提供商）视频网站上的电影资源，以及cookie文件（服务器生成的本地文件）都是直接的人为产物。

毫无疑问，它们和任何实物一样真实。然而，这些信息物质的实现方式及其构建方式却大为不同。究其原因，正如哲学家卢西亚诺·弗洛里迪所言，信息物质是“模板化”的产物，因而具有抽象特征。我们在谈论某个音乐文件时并不是在谈论它的独有特征。由于数字副本之间不具有区分性，我们可以为一份数字文件创建若干“副本”，它们在同一时间出现，并且在某种意义上讲并不是“副本”，而是同样可以被称为原本。弗洛里迪认为，这意味着我们已经对真实物质的一般定义进行了扩展，不再局限于（可以触摸的）物质，而是进一步包含了“无须承载物的非实体物质和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