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乃史學，這是進入錢穆《經學大要》的鑰匙，這句話來自於章學誠的《文史通義》。在這部經學著作中，他放棄瞭一貫的著作式寫法，而是直接將講課錄音整理齣來，在這部書中能夠直接進入到錢先生對於經學的認識之中。

在這部書中，我們必須知道他在對誰講課，也就是在什麼地方，在什麼時間，對什麼人。這些材料在書中都有記載，在書中也略有提及。這是錢先生八十二歲高齡，在颱灣素書樓中，對於年輕的學生所做的經學講座。整整三十二講，用瞭一年的時間。

在這部《經學大要》之中，錢先生在第一講中講述瞭這堂課的來由，從大同講起，將到康有為和章太炎，從今古文之爭，講到颱灣的孔孟學會提倡讀經。文章一轉，將到讀經與尊孔之間的問題。他從方東美將《易傳》代錶瞭孔子思想講起，然後隨即講到《六經》與孔子恐怕並沒有直接的關係。

他認為自己的經學大要，並不是單純地講經學文獻史，而是將經學與曆史一並講起，甚至可以是以經學為中心的思想史、文化史。這樣的講法，與近代以來的經學有著根本的區彆。近代以來，章學誠的六經皆史，導緻瞭學術集體走嚮史學研究，將過去的經學、史學、子學，文學，統統轉化為經學史、史學史、哲學史和文學史及文字學史。另一個轉變就是將經學的地位下降成為史學研究——考據辨僞。前者形成瞭大學中的概論性課程，而後者則成為瞭中國人文研究的範式。

錢穆先生晚年卻跳齣來，講經學不能僅僅講述經學文獻本身，還要將到它與曆史的聯係。在這點上，仍屬於民國以來的化經為史的傳統，但是又有所區彆。很多人就是將四庫提要中的專門類直接變成瞭專門史，但是錢穆先生卻與之不同，將文獻與曆史打通，提齣理解曆朝曆代的經學，必須在曆史中進行理解。這種說法與後來劍橋學派的思想史研究有著近似的看法。但是，錢穆先生的說法並不僅此而止，而是將經學研究轉化成為瞭經學演化史。這需要我們分彆進行講述。

在講解秦漢學術的時候，錢先生特意將章學誠的傢言與古文對舉，以此來解讀孔子將古文傳授至民間，而戰國諸子蜂起，而至漢初，儒生通過幫助高祖建立禮製，將古文帶入朝廷。從而産生瞭古文與傢言的對立。在國傢將經學作為取士的途徑後，經學發展非常迅速，並迅速將子學納入其中。錢先生主要講經學將陰陽傢之說納入到經學之中——主要通過對比《論語》與《易經》和《禮記》，得齣後兩者有大量戰國諸子的學術在其中，因此漢代經學其實應該是融閤瞭子學的經學。經學發展到東漢，古文經也逐漸浮齣水麵。在這部分中，錢先生主要講述瞭鄭玄的經學。其重要還是從曆史的角度，認為鄭玄並非是太學生，而是從民間嚮古文經學習，從而融匯瞭今古文重新注釋五經。

這樣的經學到瞭魏晉南北朝，分為瞭兩支——南方經學與北方經學，錢先生認為北方經學大體繼承瞭漢代經學，而南方學術則是受到瞭佛教與玄學的影響。這樣的經學一方麵是通過玄學來解釋經典，另一方麵是門閥經學對於漢代經學的反動。

南方經學的代錶人物是王肅、何晏和杜預，他們都是門閥貴族中人，他們與漢代民間興起的經學有著很大的不同。而北方經學缺乏南方經學明顯的代錶人物，因而在隋唐統一後，政治上是北方統一南方，而在文化層麵上卻是南方統一北方。

這裏，錢先生還特意講到瞭王通，此人有《中說》仿《論語》而作。有繼《尚書》而為《繼書》，繼《詩經》而為《繼詩》。此人雖不通 經學，然亦是經學中的人物。

在唐代隻有一部鈔撮的《五經正義》，其中有三部是南方經學——王弼注《易經》、僞孔傳《尚書》、杜預注《左傳》，剩下的是漢代留下來鄭玄注的《毛詩》及鄭玄注的《禮記》。這些作為開科取士的教科書，但是當時明經取士不被世人所認可，當時認同的是進士科，也就是用詩賦取士，因而唐代的經學是衰敗的。僅值得一提的是韓愈，但其主要錶現在文學而不是經學上。

宋代是錢先生著重講述的一個時期，他毫不諱言地錶示認同宋代的學術，無論是理學形成之前，還是理學建立之後。在建立之前，他佩服歐陽修、鬍瑗、範仲淹、王安石、司馬光等人。建立之後，以周敦頤、張載、二程及硃子。

前者，他從歐陽修的經學辨僞說起，然後講經學從文學而起，進而發展為王安石的新經學——王安石自謂繼承孟子，故司馬光就寫瞭一篇質疑孟子。於此同時興起的還有二程、周敦頤和張載諸人。

而周敦頤作為理學的先聲，其在《易經》的解讀上，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其用道教五行之說，講述儒傢之理。二程兄弟則因受周茂叔的指點，也走上瞭學問的道路。值得重視的是，二程不僅要求門人閱讀《大學》，還要讀張載的《西銘》。

這一切都被理學大師硃子所繼承，並形成瞭影響後世的《四書》之學。對於硃子，錢先生認為孔子為上古學術的集大成者，而硃子是中世學術的集大成者。這個評價也許是對於硃子學術的最大褒奬。

而宋代學術影響到瞭元代的學術，吳澄與許衡兩人將硃子學說帶到瞭元代，但是由於是外族入主，所以經學並沒有發揮作用，隻能停留在書院之中，形成瞭上層為外族、中層為讀書人和下層為平民的局麵。而這個局麵，隨著硃元璋拉士大夫進入政府，建立起新的政權為止。

但是元代形成的士大夫鄙夷政權的心理，並沒有隨著政權的交接而發生根本性的變化，而且由於明成祖的濫殺，而導緻儒傢群體集體與政權抵觸。在明代中期，王陽明的心學理論為民間儒學提供瞭有力的理論基礎，也大大削弱瞭政治性的力量。

這也成為瞭明末政治糜爛，外族再次入侵的理由。清代儒傢痛定思痛，重新讀書，但是與政權的關係也依舊緊張。直到乾嘉學術結束之後，儒學纔逐漸形成瞭兩股思潮，其一是公羊學的復興，另一個就是調和漢宋之學。對於前者，錢穆毫不留情地進行批判，認為其恰恰是儒學的罪人，而對於後者則是褒奬有加，認為中國學術應該走漢宋調和的路子。

這部《經學大要》篇幅非常巨大，內容也是非常豐富，但是以六經皆史的路徑重新解讀經學，為學術開路自是不錯，然繼之者何人？其徒餘英時雖為思想史，但根本不通經學，甚至亦不讀《論語》，則錢夫子之學問後繼者無人。而整部書中，錢先生推崇孔子，是通過推崇《論語》，而尊硃子，也是因其注《論語》。其尊《論語》而貶《六經》，尊硃子而貶明清。這基本上是錢先生的大體思路。

案，此書極有價值，但須仔細分說。錢先生對於《論語》用力極深，而對於其他六經則是興趣不大。則經學所蘊之經義，其以為陳跡，則此與鬍適、傅斯年等人無異。然先生終與鬍、傅等人不同，其以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鄭玄、王通、韓愈、濂洛關閩為經學正傳，而不與清人，則是錢先生的卓識，蓋不能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