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翔：大地上的异乡人 （作者：刘春）

作为最早出道的一拨“70后”诗人，阿翔有太多的理由受到关注，而彼此的熟悉程度把这篇文章的撰写日期推迟到了今天——自从2001年初登陆“扬子鳄”网开始，阿翔应我之邀担任论坛值班版主，一做就是两年，可以说彼此每天都有无数次的“见面”。因此每次提起笔来，我都会有无从下手之感。也许，我一直在寻找一个合适的线索来展开那些文字。

在90年代初，阿翔便加盟了《扬子鳄》，比我接触和接办《扬子鳄》还早，可谓不折不扣的“老鳄”。《扬子鳄》在他的诗歌道路上是举足轻重的，他曾在一篇文章谈到：“第一次接触地下民刊是从广西《扬子鳄》开始的，准确地说是在上世纪1990年夏天，当时记得我的写作处于某种苦闷，麦子（黎文新）首先给我寄来了一大堆《扬子鳄》，包括1988年8月的创刊号，让我惊喜莫名。我恍恍惚惚触摸到了诗歌写作的原生态，它至少告诉我什么叫做‘民间诗歌’。感谢麦子，他无意中给我作了引路者。”（《以旁观者看广西诗歌》）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尽管阿翔1986年就开始接触诗歌，但他真正意义上的写作却是从《扬子鳄》开始的。从阿翔的“表现”看，他的确是一个标准的“民间诗人”，十几年了，他的作品只在《扬子鳄》、《面影》、《坚持》、《表达》、《诗歌研究》、《诗歌与人》等民刊发表，公开杂志很难见到他的影子，因而他的写作状态和生存艰难并不为更多人所知。

2002年夏天在南京的会面，才让我目睹了阿翔的艰难——由于他自幼患后天性的耳疾使他的听力几近于无，并影响了他的口头表达能力。他的语音含糊不清，有时也能分辨出来，但更多还要通过纸和笔才能沟通。他的短诗《很久以前》是这种状况的表现物，由于被健全的视力、微弱的听力与艰难的口头表达能力的分割，生活变得短句一般地破碎，在看似各不相干的各种事物之间，阿翔展开了悲伤而宁静的想象。面对阿翔，我深感惋惜和悲伤，一个多好的人，怎么会说不出听不见了！但阿翔不需要怜悯，在朋友面前，他很开朗，笑声大得有点夸张。这让人觉得他的内心盛不下悲伤。因此，我从未觉得阿翔与我有什么不同，他乐观、大方且有爱心。从更高处说，只有那些心理阴暗者才是不可救药的残疾人。也正是因为如此，无论是什么时候、无论是谁、无论他曾经是多么正确，只要他从对诗歌的争论有意识地转移到对生理缺陷的攻击时，我马上开始了对这样的人的恶感。

阿翔还是一个民刊收藏者和研究者，从80年代末至今的诗歌民刊几乎被他一网打尽，很难想象刚过而立之年的他竟有十二年的民刊收藏史。民刊，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部中国诗歌发展史，新时期以来，大量严谨而有探索性的文本都是民刊提供的，没有人收集整理，就会埋没于时间的灰尘中。阿翔曾与人合作主编过一本《中国新诗群诗选》，这本书几乎集中了当时诗歌民刊的精华，至今仍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我原来保存的民刊《黑蓝》——这是最早提出“70后”这一命名的刊物——也被阿翔绞尽脑汁以一本收录有我的作品的《全国诗歌报刊十年精华》作为诱饵“哄”到手中。阴谋得逞后，他还“假惺惺”地来信说心痛，我酸溜溜地回信说“心痛”两个字应该由我来说才对啊！他可能并不知道，我是有意将《黑蓝》交给他收藏的，他是一个知道珍惜资料的专业收藏者，我则常常丢三落四，那些对别人有特殊价值而对我意义不大的东西哪一天被无意中扫地出门也难保。其实，我总是把阿翔的资料当作我自己的资料，有一次，我的一篇关于选本的文章因为要在《南方文坛》发表而需配发图片，阿翔花了好几天时间扫描并分多次寄来了30多种珍稀民刊和选本的封面。

阿翔喜欢漂泊，在大西北一带有过游历，这一经验促使他的诗歌写作脱离了江南小才子那种地理概念，又明显地多出了一种焦虑。由于包括受身体在内的各种因素的影响，这里的焦虑，已不仅仅是写作上的困境，而是源于生存压迫的愤怒和挣扎。他那在大地上不停走动的双脚，使我们感受到即使在他的故乡江南，他依然是大地上的异乡人，如同他在网上的签名：“走过来，走过去，没有根据地”。而阿翔在诗歌中对这种生活经验的处理方式，正是这样一种游离中的自我审视与低语。

在诗歌写作上，阿翔受到过余怒和伊沙的双重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深入骨髓的。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在网上宁愿冒下“偏袒伊沙”的责难也不惜与人翻脸的举动。但与此同时，阿翔对这种影响也是警惕的，上文所说的焦虑也可以说是警惕的一部分。“诗的影响已经成了一种忧郁症和焦虑原则。”（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焦虑的产生，是正视自己的开始。从阿翔最近在一些刊物发表的作品看来，他正在走出别人的阴影而试着用自己的声音说话。“我在写作中把生活状态呈现出来，但不呈现任何意义。实际上，语言对我来说是一个‘道’，在叙述中慢慢从有到无。在放开时还是要有所节制。”（《答珊瑚问》）这是阿翔既有经验的微弱延续与对自身重新审视之后的选择。阿翔从童年时期开始的听力障碍，他对语言的感受肯定与大多数人不一样。在我的猜想中，那是一种类似于雪片一样的感受，微弱、轻盈、断断续续。他的许多作品正是通过对生活表面现象的组织和罗列，甚至故意打破语言的正常结构来达到所需要的效果。“总身不由己，留下破衣服/突如其来的惊慌。/面孔上显现一个黑窟窿/恍惚，莫名其妙。/争吵声一点一点/扩大，胃在胃的抽搐里。/一个人蹲在暗处，抖缩，/手很冷，烟头明明灭灭，黑发变白。”（《绝望》）从一个场景转换到另一个，仅仅是从一个标点符号到另一个标点符号的过渡，而这些杂乱无章的具象叠加在一起，给人的却是凌乱生活的一个有序的片段。他在努力地把锐利的视力、孱弱的听觉和敏感的心灵所感知到的，用自言自语的方式书写到纸上，然后传递给人们。从它的语速，又能感受到一种“笨拙的慢”。对于阿翔而言，只有慢下来，才能使相对含糊的声音变得清晰。自然，这种方式是可取的，也是危险的，一不留神，就会滑入干燥无味与凌空虚蹈的深渊。但阿翔在努力地尝试着，在慢慢地向高处靠近，无论结局如何，这种“敬业精神”都值得钦佩。

在另一些诗里，阿翔几乎就是一个隐形男人，用锐利的目光寻找他“心仪”的女性。“她”有时候是一个泛称，有时具体到个人，有是根本就是一个很大的隐喻，隐喻的背后是幻灭——

她决定把身子洗净

编好一根辩子

和我私奔。

——《像个异乡人》

在《厌倦》里，这种幻灭感似乎还在加重：“一些人还在挂着假面，声音/含混不清。……有时天还未亮，一个女疯子吊死在房梁/脱落的黑裙子，比黑暗更为厌倦。//这些你已看见了/你却什么也不能说。”人世间最残酷的事情莫过于“有苦说不出”了，如同这首诗所说言：“你已看见了/你却什么也不能说。”考虑到作者的身体因素和生活经历，这句话的确有一种切肤之痛。但是，假如仅仅止于这样的理解，我们对诗歌的灵魂是领悟不够的。事实上，这世界何处不存在美好的臆想与不满于生存现状之间的冲突？生活，对于各不相同的人而言，是孤单的，零散的，是被扔得到处都是的乱七八糟的碎片，那么，就注定了一些人拾到精美的金子，另一些人却收获到普通的沙砾。这种“沙砾”拖累了艺术家，也成全了艺术家。当他们面临着来自于生存的压力并与之进行持久地抗争时，他们就有可能成为凡高和爱伦·坡——环境的恶劣退居次席，“人”显露了出来。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上面这些诗歌与阿翔早期作品向度的疏离，由与生存困境的搏斗进入了对生命本身的沉思。此时的阿翔，似乎已经无意于去解构什么，而是试着去还原一种生存现状——基于个人经验的普遍化的时代困境。这无疑是一个小小的野心，我们可以批评他做得还不够好，但我们无法漠视这一追求。

生命中无处不在的孤独，和对孤独无可回避的接纳方式——写作，可能击垮一个人，也可能成就一个人。关于这点，阿翔比我们有更深刻的体会：“其实我们内心苍凉/其实我们冷暖自知。”（《冷暖自知》）因为阿翔无法与人通过电话交流，但愿这些文字能够温暖这个异乡人孤独的诗途。

（作者注：感谢阿翔为本文提供了部分重要资料）

附：

很久以前

阿翔

漂浮物难以移动。哮喘女病人

嗡嗡响着

有时候站起来，面目变得

饕餮的样子

经常迷路。

天真蓝

风吹过叶子。挣脱很多昆虫

事情起了变化：针尖，或乌黑的

铁锤子，互相守护着老年。

一辆旧货车

载着人，在桥上逃之夭夭。

匿名电话里

传来仇人的唾弃。

舌头伸出水面

瞎子们争着开口

水纹一圈一圈扩散

真美妙。

很久以前，房间这么小

不适合一些

沙漏的声音

一滴滴细微的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