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民法典编纂的尾声，我们对《民法学》这一本教材进行了修改。由于未来民法典的首编《民法总则》的出台，我们此次修改主要是围绕着它进行的。其他部分，由于变化较少，修改的幅度并不大，主要是围绕着物权法部分作了个别的修改。

如果说从体系上来说，与《民法通则》比较，此次《民法总则》的变化并不大（当然，未来民法典通过的时候，为了与整个民法典体系的配合，相信《民法总则》部分还要发生一些变化）。如果从个别的“点”来看，《民法总则》还是有一些变化的，主要体现在：法人分类的标准发生了变化——以营利与非营利划分法人，增加特别法人；增加了成年监护（以适应老年人社会的到来）；对于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进行了特别的突出；增加了“虚假法律行为”；当然，在 “民事权利”部分罗列式地增加了一些民事权利，以为将来取消“债法总则”作铺垫。因此，如果从变化的幅度，尤其是体系方面看，变化不大。民法学原理也就变化不大，仅仅是某些点上发生了变化。我们在此次修订中，对于这些变化都作出了积极的调整。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此次《民法总则》对于“意思表示”的特别规定，应该说是一个亮点，甚至在我看来是唯*的一个亮点（或者说应该能够被称为一个亮点）。因为它不仅从民法内在体系上说，契合了“意思自治”的基本理念和指导思想，是所有法律行为的核心问题。从外部体系上说，“法律行为”这一概念是民法典的建构性和基础性概念，是民法典的“公因式”，其内涵与外延决定这整个民法体系的构建。但遗憾的是，它仅仅被规定了6条。因为，按照立法者的规划，将来的合同法要独立成编，为了保持合同编的完整性，法律行为及意思表示的绝大部分内容都要留给合同法。所以，如果说我们的民法典模式的基本框架是借鉴德国民法典的话，那么，我们的法律行为与意思表示在总则部分的规定，与德国民法典就相去甚远了。因此，按照民法总则去阐述意思表示和法律行为的话，这种知识体系必定是不完整的。因此，如果教科书完全按照我国立法的体例来写，民法教义学将不复存在，知识体系可能被撕得粉粹。这也是中国法学教育面临的巨大问题。民法教义学的体系不能影响立法，反过来，立法却影响了教义学体系。我们在修订民法学教科书的时候就面临这种艰难的抉择。希望读者能够理解。

我们国家的民法典已经呼之欲出，2020年3月份应该会毫无悬念地出台。届时我们将在欢呼声中继续修订我们的民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