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伦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影响

出版者:南开大学出版社

作者:徐曼

页数:290

出版时间:2008-10

价格:20.00元

装帧:平装

isbn号码:9787310030163

具体描述

《西方伦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影响》拟从文化史、学术史、伦理学史多角度，对西方伦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其对中国近现代伦理学建构所产生的影响，以及中国伦理学的发展轨迹、学术变迁历程做一系统考察，以便厘清西方伦理学在西学东渐、中西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及所处的地位，把这一课题的研究向前推进一步，使我们能更好地把握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融合发展的脉络，对21世纪民族文化多元化及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国伦理学的发展提供有意的借鉴。全文共分六部分进行论述:第一章 (导论):关于西方伦理学。本章是对西方伦理学学术内涵，其形成、发展、流派、研究方法及特征的概要介绍，尤其是对近代以来传入中国的西方伦理学思想、流派作重点介绍，以期对后几章的论述作理论上的铺垫和准备。

第二章 :中国与西方伦理学的早期接触。通过对“早期启蒙”:传播的前奏、时代转折:传播的历史动因以及西学东渐:传播的文化载体三部分内容的考察，来说明西方伦理学在近代中国传播的历史必然性。同时探讨明清耶稣会士的译著以及戊戌维新前西方伦理观念的输入，这些都为此后西方伦理学的传播做了理论上的准备，客观上成为西方伦理学在中国传播的先导。

第三章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伦理学在中国传播的全面起动。本章主要从四个层面展开论述:1．西方伦理学输入中国之开端——严复及其《天演论》。论述严复及其《天演论》传播西方伦理学的开拓作用和启蒙意义。2．对传播内容与成果的考察。通过宏观的考察和对具体内容的分析，全面了解此期西方伦理学传播的状况。3．传播的主要特点。通过对传播渠道、传播主体、传播途径的考察，掌握这一时期西方伦理学传播的总体特点。4．对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等代表人物进行个案分析。

第四章 :五四运动后西方伦理学在中国传播的繁荣和推进。主要是对这一时期传播背景、传播队伍、传播途径以及繁荣推进中取得的成果的分析、考察。考察传播队伍的组成特点和传播途径的多样化、对西方伦理学著作及学说系统地输入、中西伦理学的会通以及邀请杜威和罗素来华讲学、《哲学评论》的创刊、“西洋名著编译会”的出现、西方伦理学原著的翻译与出版、论文的撰写与发表等等。

第五章 :西方伦理学与中国伦理学的建构。在西方伦理学的影响下，中国人逐渐走上了自我建构伦理学的道路。从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运用西方伦理学观点和方法整理和研究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努力，到以日本伦理教科书为蓝本，编辑出版新式伦理教科书，再到大量伦理学著作及论文的出版和发表，在国人的努力下，中国近代伦理学的建设已初具规模。无论是对伦理学基本问题与方法的探讨，还是对伦理学体系的建构，亦或是对道德原则、道德规范、道德建设等问题的研究都更为自觉、更为清晰，出现了不少有影响的学者和有代表性的伦理学著作，使伦理学真正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

最后，结语部分探讨西方伦理学在中国传播的积极作用和历史启示，力求对全文有一较客观的总结与提升。西方伦理学在中国近一个世纪的传播过程中，对中国的传统伦理文化、人们的道德观念，尤其是中国伦理学学科的建设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积极的作用。回溯西方伦理学在中国传播的历程，总结中国伦理学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对古今中外的伦理文化遗产给予批判地总结和科学地继承，才能真正创造出一种既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既有历史感又有现代性的社会主义新伦理。这是西方伦理学在中国传播及中国近代伦理学建构给予我们最深刻的启示。

用户评价

这部作品在方法论上的创新性是毋庸置疑的，它成功地将哲学史、翻译学与社会史熔于一炉，避免了传统思想史研究中常见的“空中楼阁”弊病。最让我赞叹的是，它对“现代性”的伦理基础进行了反向的审视。西方伦理学被引入的初衷，是为了构建一个现代的、理性的社会秩序，但作者引导我们思考：这种引入是否也带来了新的“非现代性”的遗留问题？例如，过分强调个体权利和自主性，在面对集体主义传统深厚的社会时，其整合的成本几何？书中并未直接给出答案，而是通过呈现历史的复杂进程，促使读者进行更深层次的反思。这种审慎的态度，体现了作者高度的学术自觉——历史研究不应是价值的裁决者，而应是意义的阐释者。它挑战了我们对“进步”的线性想象，迫使我们承认，任何外来思想的嫁接，都必然是一场痛苦的、充满张力的重塑，其中有得有失，难以用简单的“好”与“坏”来评判。

这本书的叙事节奏和选材角度，让人联想到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它没有把历史写成一条直线，而是充满了岔路口和意料之外的转折。我尤其欣赏作者对“非主流”影响途径的关注。很多研究往往聚焦于大学讲堂和核心刊物，但这部作品却敏锐地捕捉到了那些边缘地带的涓涓细流——比如，通过小说、译介的西方戏剧，甚至早期公共卫生教育材料中隐晦的道德说教，西方伦理观念是如何渗透进普通知识分子的日常认知结构的。这种全景式的扫描，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影响”的定义。它提醒我们，思想的传播往往发生在文本的缝隙之中，在那些不被主流史家注意的角落里，新的价值正在悄然萌芽。此外，作者对不同地域、不同派系之间竞争性诠释的描述也极为精彩。在上海、北京、广州这些思想高地，不同的伦理学派系之间存在着激烈的“话语权”争夺，谁能更好地将西方理论“本土化”以服务于眼下的政治或社会目标，谁就能在思想界占据高地。这种充满张力的历史画面，使得阅读体验非常引人入胜，仿佛置身于那场知识的“战国时代”。

这部著作无疑为我们理解近代中国思想史提供了一把至关重要的钥匙。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深入剖析了西方伦理思潮——那些带着启蒙曙光和实用主义色彩的概念，是如何挣扎着、蜕变着，最终在中国这片古老而深邃的土壤上扎根的过程。初读时，我最震撼于作者那种近乎考古学家的细致，他不仅仅罗列了康德、斯宾诺莎或功利主义等学派的传入时间点，更捕捉到了那些术语在跨文化传播中的“语义漂移”。比如，“德性”一词，在儒家体系里承载着经世致用的厚重，在被翻译成西方的“Ethics”时，其内涵如何被压缩、拉伸，甚至与本土的“修身”概念产生了微妙的张力。这种对翻译史和概念史的精妙结合，使得全书的论证并非停留在概念的简单对撞，而是深入到知识分子群体在面对“何以为人”“何以为善”这一终极追问时，内心深处的挣扎与抉择。书中对早期传教士、维新派知识分子乃至五四一代精英的文本分析，如庖丁解牛般清晰地展示了，西方伦理学不是作为僵死的教条被“接受”的，而是作为一种批判工具和构建新秩序的蓝图，被高度选择性地吸收和改造，这种动态的互动关系，令人深思。

如果说大多数思想史著作侧重于“是什么”和“为什么”，那么这本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对“如何发生”——即传播机制的精细描摹——所倾注的巨大心力。我感觉作者像一个熟练的社会网络分析师，勾勒出知识分子圈层的复杂关系网。谁是信息的“中转站”？哪些人际关系加速了某个学说的扩散？哪些事件（比如战争、条约的签订）充当了“催化剂”？书中对知识分子群体内部的代际差异和社会身份的考察，也颇具洞察力。例如，那些留学归国的第一代精英，他们往往带着强烈的使命感和启蒙者的傲慢，他们的诠释往往宏大而激进；而紧随其后的本土培养的第二代，则可能在吸收和本土化之间表现出更为审慎和实用主义的态度。这种对群体内部异质性的强调，打破了“五四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同质化群体的刻板印象。通过对书信、日记等一手材料的挖掘，作者成功地让这些历史人物“活”了起来，他们的理论选择不再是抽象的哲学命题，而是与他们的生存处境、政治抱负紧密相关的具体行动。

从阅读体验上来说，这本书的学术密度很高，但行文却出奇地流畅和富有文采，这在严肃的学术著作中是难得的品质。作者运用了大量精妙的比喻和富有张力的句子，使得即便是晦涩的哲学概念也变得可触可感。它读起来不像是一本冷冰冰的学术专著，反而更像是一部层层剥开历史迷雾的侦探小说，每一章都揭示了前一章未解的谜团。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全书的结构布局严谨，从最初的“接触与误读”到中期的“选择与重构”，再到最后的“内化与争议”，逻辑推演层层递进，一气呵成。这种结构上的完整性，使得读者能够清晰地把握整个历史脉络的起承转合。对于任何想深入了解中国近现代思想脉络的读者而言，这本书都是一个绕不开的里程碑。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扎实的史料支撑和精辟的分析，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种观察思想史动态演变的高级视角，这种视角将超越单纯的理论比较，直抵文化碰撞的核心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