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研究晚清西南社会发展的区域史著作。讲述外国人视角下丰富多彩、蓬勃发展的晚清西南社会，考察其富有地域特点的发展与变迁。大学问出品

外国人视角下富有生气的晚清西南社会，学者王建朗、姜涛、何星亮及德•蒙里伯尔一致推荐

【内容简介】

西南地区在1892—1910年开埠通商和开展“新政”期间，呈现出怎样的生机？本书作为一部研究晚清西南社会发展的区域史著作，以法国人来华考察笔记等史料为依托，通过外国人视角，展现了这一时期西南地区丰富有趣的社会细节，如妇女“天足运动”、富商生活、马帮行旅、近代教育等，介绍了当地独具特色的种植业、丝绸业、盐业、采矿业等，从多个角度展示晚清时期西南地区富有地域特点的社会发展与变迁，让我们得以一窥西南社会和平发展的热闹景象，对全面认识晚清西南社会具有较高历史价值。

【本书亮点】

1.学者王建朗、姜涛、何星亮及德•蒙里伯尔一致推荐；

2.一部视角独特的近代史研究著作。本书将研究对象放在了地处内陆、远离政治中枢的西南地区，利用外国人特别是法国人的考察笔记，重现西南社会在晚清1892—1910近二十年间的状况，讲述其独具特色的近代化进程；

3.多角度呈现晚清时期西南社会的发展变迁。书中从各个领域展示了西南地区的社会发展与变迁：本土农业、少数民族生活、矿藏、交通运输、传统手工业、开埠城市、官员士绅、新式教育、戒烟运动等，有助于在读者心目中建立起那个时代的整体图景；

4.生动展现西南地区社会生活中丰富有趣的细节。如马帮、背夫等的行旅日常，考察者沿途所见景色与各族居民，富庶家庭的生活方式，商业都市的热闹街市等，均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且贴近日常生活，读来轻松有趣，使我们对那个时代有了更为清晰的印象；

5.综合运用多种史料。作者广泛搜集了这一时期的法国人对西南地区的各种现场观察，包括各种商务考察、地理探险的报告，在华法国外交官的工作手记、书信笔记，法国传教士的田野考察报告与研究著述；同时，作者又发掘了有关西南地区的中文史料，利用这两类史料相互印证相互补充，研究这一时期的西南社会及中法关系；

6.收录大量珍贵历史照片。书中收录了各种考察笔记中颇具地域特色的历史照片，展现了西南地区的山水、人物、帆船、水车、桥梁、寺庙、教堂、街区等等，使我们对那个远去的时代有了切实的现场体验感。

【名家推荐】

通观全书，作者成功地综合利用中外史料，重现了清末20年的西南社会图景。利用外国人的考察笔记来研究中国，是一条值得大力提倡的研究路径。关注这些笔记，对于我们了解外国人对中国认识的演变，了解中国形象的演变，都具有重要意义。作者在发掘和利用外国人笔记方面，做了极有意义的努力，值得肯定与提倡。

——王建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专家

这是一部很有意义的晚清史研究著述。作者利用法国来华人员的考察笔记，参以大量中文史料，对1892—1910年中国西南地区的开埠通商和十年“新政”进行了过细的梳理和辨析，呈现了战乱过后的二十年中西南地区和平发展的繁荣经济、富有生气的社会面貌及其近代变迁。所述引人入胜，很值得一读。

——姜涛，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晚清史研究专家

西南地区是多民族杂居区，清代有不少外国传教士、记者等前往传教或考察，他们记录了各种关于清代西南少数民族的风俗笔记。屈小玲教授的《晚清西南社会及其近代变迁：法国人来华考察笔记研究（1892—1910）》一书，运用历史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方法，较全面地研究了法国人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考察期间的笔记，对晚清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和文化的进一步研究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资料价值。

——何星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专家

屈小玲博士以清末法国人考察团队的考察笔记为线索，运用各种中国资料，对中华帝国晚期的西南地区进行了广泛而细致的考察研究，并提供了关于法属印度支那与中国西南地区真实关系的认识。这是一本能令人看到那一时期中国地方上的新气象，而又饱含温情的书籍，它同时呈现出历史价值和当代趣味。

——克里斯蒂那•德•蒙里伯尔，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社会学荣誉教授，

法国社会学杂志《社会学视野》创始人暨主编

【编辑推荐】

本书展现了晚清时期西南社会中丰富有趣的细节，如马帮、背夫等的行旅日常，官员的服饰，沿途景色与各族居民，富庶家庭的生活方式，商业都市的热闹街市等，还介绍了中法官员的日常交往，是一本相当贴近生活的研究著作。从考察团队兴致盎然的观察、记录，以及作者的详细考证中，读者可以一窥西南地区安宁而热闹的社会景象。

西南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为其塑造了鲜明的地域特色，长期的相对和平又使其得以向近代化平稳过渡。翻印东南地区所译“新图新书”，发展手工业、商业与近代交通运输，自开商埠，维护利权，改善城市建设，西南地区均不落人后。作者强调，本书所述历史与一般晚清史不同，尽管西南地区同样承受了来自英法等列强的压力，但当地官员和民众积极谋求自身发展，最终不仅维护了自身利权，更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可以说，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在近代文明洗礼之下实现良性进步的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