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伯的史學

韋伯在近代社會學發展史上的奠基者地位，掩蓋了他作為一個歷史學者的名聲，儘管如此，在他著作裡──即使是最為理論性的建構──歷史仍是最主要的泉源之一，這一點似乎也可說是韋伯之外的另兩位社會學大師，馬克思與涂爾幹的共通特徵。

韋伯在大學及研究所期間專攻法律，然而正如他母親海倫所了解的：「法律學之類完全不適合那孩子的個性。……其實，很早以前，法律的歷史發展已比法律的運用更能引起他的興趣。」他在１８８９年提出的博士論文《中世貿易公司史》（ZurGeschichtederHandelsgesellschaftenimMittelater，１８９１）年的大學講師資格審查論文《羅馬帝政時代農業史》（DieromischeAgrargeschichteinihrerBedeutungfurdasStaatsundPrivatrecht），基本上都屬於法律史與經濟史的專業領域，他也憑著這些論文順利取得教授羅馬法、德意志法與商法的資格。這一點當然是與德國法學訓練中特別注重歷史的傳統有關；反過來說，從法規律令來探討早期社會、經濟與政治，也是當時史學研究的重要憑藉。這也是為何韋伯的論文主考官之一蒙森（TheodorMommsen）──當時最著名的羅馬史學者──雖然不完全同意他的論點，卻仍給予最高評價的緣故。換言之，學科的分際在那時並沒有如此地涇渭分明，而歷史的觀察更被視為一切〝人的科學〞（TheScienceofMen）的基礎工作。

韋伯的歷史著作，相對於他龐大的作品集而言，不算太多。除了上述兩部作品外，就是他在１９０８年為《國家學簡明辭典》（HandworterbuchderStaatswissenschaften）所寫的<古代農業狀況>（AgrarverhaltnisseimAltertum"，以及在他過世後）１９２０），才由學生上課筆記編輯而成的《經濟通史》）Wirtschaftsgeschichte）。而且這些作品在專業歷史學界也沒有引起太大的迴響。這一點似乎也並不值得訝異，因為就如韋伯所理解的：歷史學著重的是「對特殊的文化意義、行動、結構和人格，作因果分析與解釋」；而他自己所關心的還是社會學的方向，也就是，一般性原則的建立、以及有關人的社會行動之一般類型概念的建立。換言之，彼此的研究根本就是在不同的"典範"下進行的，雖然韋伯也期望他所建構出來的一般類型概念能成為「特殊歷史現象研究的準備工作」。

從這個角度來看，韋伯為他的經濟史──不管是研究，還是課程安排──所設定的目標，基本上就與專業的經濟史家有所不同。要了解韋伯的史學，自然也只能由此入手。經濟史研究的任務是什麼？照韋伯看來至少有下列三項：

第一、研究某一時期的經濟功效是如何分配、如何專門化與如結合？而且須就技術上、經濟上來看，並顧及到所有秩序，且與所有秩序相連結。這個問題，其實就是個〝階級〞問題，並及於一般的社會構成問題。其次，在此情況下，被占有的功效與機會，是作家計的利用，還是作營利的利用？於是又有第三個問題，亦即：經濟生活裡，合理性與非理性之關係的問題。

在這裡，他下了個簡短的結論：「整部經濟史無非就是……經濟理性主義的歷史」。韋伯對經濟史的觀照點，以及他的基本綱領，可說都已涵括在上述這一段文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