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佐木毅（Sasaki Takeshi），1942年生，東京大學前校長，現為學習院大學教授，政治學傢。主要著作：《馬基亞維利的政治思想》（岩波書店，1970年）；《柏拉圖與政治》（東京大學齣版會，1984年）；《政治學講義》（東京大學齣版會，1999年）。

金泰昌（Kim Tea-Chang），1934年生，公共哲學共重研究所所長，主要從事社會哲學、社會思想比較研究。抵日（1990年）後發錶論文，論著：Creating a New History for Future Generations（Kyoto，Japan：Institute for the Integrated Study of Future Generations，1994）；Seif and Future Generations（Camb rjdge，UK：The White Horse Press，1999）；Co-creating Public Philosophy for Future Generations（UK：AdamantiBe Press Ltd．，1999）。

《科學技術與公共性(第8捲)》講述瞭：英國曆史學傢埃裏剋·霍布斯鮑姆以漫長的19世紀為對象，創作瞭《革命的年代1789-1848》、《資本的年代1848-1875》、《帝國的年代1875-1914》三部麯，描述瞭歐洲發達國傢的資産階級、市民、勞動者走上曆史舞颱，不斷壯大，彼此之間的矛盾不斷激化的一段曆史。第一次世界大戰使“帝國的時代”落下帷幕，也使一係列矛盾急劇爆發，曆史由此進入到瞭“短暫的20世紀”。20世紀是一個圍繞這一係列矛盾發生變革的“極端的年代”，它經曆瞭第一次世界大戰、納粹、第二次世界大戰、原子彈爆炸、民族解放、冷戰體製、越南戰爭、大量消費、環境破壞、蘇聯解體等一係列曆史事件，確實是一個走嚮極端的年代。首先，19世紀是科學技術從人民大眾的心目中的神聖領域轉嚮世俗領域的一個轉換時期。國傢主義（national）就是這個漫長的19世紀孕育齣來的意識形態，而後齣現的社會主義、民族解放運動使之進一步強化，走嚮瞭世界化。科學技術承擔起瞭國傢主義體製下的國傢建設之任務，它的公共性也就顯著地體現於此。之所以會這樣，其重要原因之一乃是在於科學技術對於舊體製具有強大的破壞力，它不僅可以帶來富國強兵的社會變革，而且也標誌著人纔與知識權威的新舊交替。因此，科學技術在國傢建設的教育製度之中得到瞭優待與重視。其次，科學技術被委以維持新齣現的流動型社會結構之原動力的重要使命。它在被期以“破壞力”的同時，也被世人賦予瞭“構築力”的屬性。由此，科學技術扮演瞭一個救世主的形象，使人類脫離瞭“零和遊戲”（zero-sum game）之規則，即避免人類陷入一方以革命或者鬥爭的形式來掠奪另一方之陷阱，體現為瞭站在人類社會之外，為人類社會帶來富裕的“價值投資”。這樣的第一次産業革命所形成的科學技術的形象，毫無懸念地成為瞭超越階級或者階層，統閤整個國民的目標。最後，冷戰體製決定瞭20世紀後半期的社會發展。經曆瞭兩次世界大戰之後，科學技術成為瞭保障國傢安全不可缺少的條件，原子能開發、火箭技術、雷達技術使人們認識到國傢安全與研究最前沿之間的密切關係。而且，在資本主義的邏輯之外，齣現瞭一個投資科學研究的新契機。這一認識在冷戰體製下得以拓展，它為科學的基礎性研究——我們可以不必在意這一研究是否會帶來收益——提供瞭一個絕好的環境。不僅如此，冷戰體製的長期化不僅體現在瞭軍事領域這一方麵，而且也進一步加劇瞭知識權威之間的競爭。由此，科學技術的研究如同競技體育一樣，展現為一個履行新的“神聖”使命的國際主義者的行為。正如奧林匹剋運動會所體現齣來的競爭一樣，諾貝爾奬的角逐也成為瞭國傢與國傢之間的彼此競爭。蘇聯解體為“短暫的20世紀”畫上瞭一個句號，與此同時，20世紀的科學技術的諸多矛盾也開始走嚮錶麵化。由此，超越民族主義的國傢體製的公共性究竟是什麼，這樣的課題研究開始浮現齣來。一方麵，以豐富人類生活為目的的大量生産、大量的能源消耗、大量的輸送、大量的廢棄物等一係列人類的經營行為，使地球環境的負荷達到瞭一個可容忍的極限。醫療的普及、衛生條件的改善、傳染病的防治等科學技術的提高，帶來瞭發展中國傢的人口激增、發達國傢的老齡化與少子化等人口結構極為異常的新的社會問題。剋隆人、基因圖譜、生物醫學、信息科學、納米技術、環境保護、能源問題等科學技術的研究呈現齣瞭一片繁榮的景象，從而縮短瞭技能、産業、企業的變動周期，加速瞭競爭與優勝劣汰、勝敗之間的不斷交替。麵對這樣的現實，大多數人對於放肆性地宣揚“科學進步將會解決一切問題”這樣的觀念開始齣現懷疑與不安。另一方麵，不斷擴大的科學技術的內部問題也是層齣不窮，既齣現瞭科學製度即不予進行市場評價所造成的普遍性問題，也存在瞭圍繞評價本身而齣現的科學技術自身的問題。科學技術研究的量的擴大導緻瞭相互評價的官僚化，助長瞭大型研究課題的無責任化。科學技術的研究本身就是“嚮未知的挑戰”，投資失敗的責任究竟由誰來負責，確實存在著難以判斷的一麵。進而，研究領域不斷細化，研究者們投入到這樣的研究領域之中，給人類的整體性的世界觀帶來瞭誤解，使一批具有單一技能的怪人登上科學的舞颱。不僅如此，科研資金的支持團體從國傢逐漸轉嚮瞭市場，過去的科學研究理念即“公有製、普遍主義、從私利之中解放齣來、係統性的懷疑主義”開始齣現崩潰，取而代之的，則是專利、資金、下層經濟基礎、技術培養等製度走到瞭曆史前颱。這樣一個事實，標誌著科學技術乃是“對於人類社會整體的價值投入”這一理念的崩潰，從而改變瞭科學技術的社會形象。19世紀末作為製度而展現齣來的科學技術，而後在國傢主義的國民國傢建設與冷戰體製之中走上瞭不斷擴大的道路。但是，到瞭經濟、政治的環境發生劇變的現在，我們站在國傢主義體製下來探討科學技術的公共性已經是不可能瞭。在公共性開始脫離國傢主義體製，走嚮多樣化的今天，我們要站在新的公共哲學的視角，重新探討與科學技術交織在一起，不斷湧現齣來的大量問題。這是一個重要的課題。本書是對第26次公共哲學共同研究會——“科學技術與公共性”的講演與發言的編輯，其目的即在於為此而提供廣泛的問題意識，以期為解決它發揮齣一定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