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引言

一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二 研究目的及意义

三 研究内容结构

第二章 理论基础、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一 理论基础

(一)治理理论视角下的村级组织

(二)组织理论视角下的村级组织

(三)制度经济学理论

(四)其他理论

二 分析框架

三 研究方法

第三章 研究现状：文献综述

一 有关村民自治性质的研究

二 村庄治理的权力结构分析

三 村庄的外部治理结构和行为研究

(一)市民社会及相关理论分析

(二)国家与社会的二元结构视角分析

(三)“国家在社会中”理论视角分析

四 村庄的内部治理结构和行为研究

(一)有关村级选举和村民政治参与的研究

(二)有关选举后村务决策、管理和监督的研究

五 对中国村治规则秩序的研究

第四章 具体的调研设计和调研过程

第五章 村庄自治实践的制度背景、社会经济基础和治理框架

一 政府与村庄级次在农村和村庄事务方面的事权划分总体状况

二 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对村级组织的村治实践的总体影响

(一)正式制度及其总体影响

(二)非正式制度及其影响

(三)村庄层面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互动及其总体影响

三 村民自治实践的运作空间、外部制度供给和外部治理框架

(一)村民自治实践的运作空间

(二)村级组织与乡镇政府的总体关系

(三)外部制度供给对村民自治实践的具体约束和影响

(四)税费改革后基层政府职能转变对村民自治的影响

四 村民自治实践的内生性社会经济基础和制度供给

(一)乡土规则是村民自治的治理基础

(二)村庄规模过度扩张，损害了村民自治的内生社会基础和制度资源

(三)村庄自治最主要的社会结构问题不一定是宗族，也可能是泛小家族的小利益团体

(四)部分村庄集体经济资源匮乏造成村庄治理空壳化

(五)部分村庄的负债严重影响其对村级公共产品的提供

(六)村级组织对集体资源的使用和公共需求取向影响到村民利益和治理效果

五 当前村民自治制度供给存在的主要问题：一些概括性评价

第六章 村庄组织的结构特征与村级自治民主运行

一 我国当前村庄组织体系和类型

二 对37个村庄村级组织特点的调查分析结果

三 村级组织在村级治理过程中的结构性特征

(一)村级组织的单一集中和垄断结构特征

(二)村级组织虚设、重复等现象普遍存在

(三)许多村庄内部出现两级甚至更多级代理机制，形成金字塔形的治理结构

(四)多数村庄的村级组织决策机制单一化，利益群体和组织决策结构不重合

(五)行政村本身并不一定就是一个合适的进行民主决策、监督和管理的载体

(六)土地征用补偿款计算不合理，整个补偿过程透明度低，腐败风险较大

四 民间组织、精英和其他自组织治理的结构及运行

(一)民间组织在村治中发挥明显的作用

(二)村庄精英作为内生人力资源对于村庄治理有着较大的影响

(三)村民自组织提供村级及跨村基础设施可以实现面向村民个人和公共需求的真正意义上的村民自治

五 村民自治实践的被组织和自组织运行特征总结

第七章 农村治理与村庄自治的内容：公共产品的融资与提供

一 提供农村与村庄公共产品的重要性

二 农村公共产品融资与供给体制改革的原则

三 农村公共产品融资与提供的总体状况

(一)政府对“三农”的投入规模

(二)基层政府的贡献和乡村两级债务状况

(三)村庄公共产品的短缺状况

(四)村级非体制内组织和村民个人对村级公共产品与融资的贡献总况

四 农村公共产品融资的具体问题

(一)国家财政投入有限，体制内资金供给严重不足，缺乏农村公共产品稳定投入的长期制度安排和实施机制

(二)政府间支出责任分担不合理，基层负担过重

(三)许多地方的基层政权缺乏约束与监督，税费改革之前对农民的超额榨取现象严重

(四)不合理的土地征用和补偿制度削弱了农村土地抵押或转让筹资能力，强化了融资渠道的单一性

(五)各地农村税费改革之前公共产品融资成本在农村内部的分摊显失公平，加重了务农农民的负担

(六)一些村庄缺乏集体经济收入，负债严重，影响村级公共产品的融资

(七)农村社会和村民自组织行为受到压制，造成民间组织和个人面向需求直接组织或参与组织村庄公共产品融资和提供以及项目资金管理的规模和程度仍然有限

五 农村公共产品提供的具体问题

(一)公共产品的提供主体单

(二)决策过程缺乏地方民主，提供方式大多带有外部强制性

(三)资源配置错位严重，供给中腐败浪费，无效供给膨胀

六 村级公共产品融资与提供的案例汇总分析：实地调研结果

(一)不同村级公共产品的融资与提供案例汇总分析

(二)单个调查村的村级公共产品融资与提供情况：以宁海县榧坑村为例

(三)民主财政在村级公共产品融资与提供过程中的重要性：一些案例

七 结语

第八章 村民的政治参与态度、方式和行为以及对村民自治实践的看法

一 调查方法、过程和样本村的一般情况

二 被调查村民的一般情况

三 被调查村民的政治参与态度、偏好、看法、方式和行为

四 结语

第九章 主要发现和基本结论

一 对我国村民自治实践现状的总体判断

二 村民自治实践的成就简述

三 当前村民自治实践中所面临的问题

(一)制度框架问题

(二)具体运作问题

第十章 关于改善村级组织治理、促进村民自治发展的对策建议

结束语

参考文献

中国属于二元社会，一向有着明显的城乡社会隔离。这一城乡隔离的事实属于中国改革的特征之一。从某一角度看，在古代中国，这一城乡隔离根本不如20世纪、尤其是不如在当今来得突出：对于在中华帝国中受过教育的城市精英来说，农村是避难所和灵感的来源，对于国家，农业则是财富的基础。只有在近代之后迅猛的现代化，才进一步加大了城乡之间的鸿沟。在现代化过程中，人们还产生一种观念，认为必须把农村人口当做那些旨在实现经济与社会变迁的政治措施的客体，而绝非其主体。尽管毛泽东同时承认农民属于革命力量，但这一观念与苏联共产党的立场恰恰对立。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是在追求实现农村社会转型这一目标。但这也带来了其经济后果：著名的经济学家马寅初在50年代反复指出，中国的发展必须从挖掘农业潜力人手，因为那里可以创造需求，需求又可以承载增长。而且他批评把农业只看做工业化工具的政策。

后来，农业在经济中的中心作用被一些改革所明确证明，这些改革是在邓小平的总体领导下得到推进的。但从90年代中期开始，人们越来越多地批评中国的农业在许多地区过少参与到迅猛的总体发展进程之中。在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的领导下，农业发展又得到了较大的关注。

我认为，对农业的一度忽视有其深层原因，它体现了人们将其成为现代化的客体、甚至为了实现现代化而将其工具化的态度。只有当农村人口事实上成为发展的主体，这样一种忽视才能够得到持久避免。这首先要求做到一件事情，即农村基层的政治设计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