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80岁之后的事情发生，这样一辈子下来已经很不错了。能用这两句话总结人的一生，不是多少人都有的。

可是如今，他们还在忙碌地工作着。 他们时常更新自己的博客，时常接受邀请做演讲和访谈，时常对他们的工作感兴趣的人写回信。

这一切都因为他们在2007年出版的一本书，他们迄今为止写的唯一一本书。这本书出版之后就被英国《金融时报》评选为2007年十佳商业书籍之一。

如果仅仅是《金融时报》推荐的好书，还不能让他们真正忙碌起来。是因为那一年开始出现的全球经济危机，才让世界看到这两位年届八旬的兄弟所做的事情是跟世界的脉搏跳动紧密相关的。

因为这样的危机，霍博兄弟的那本书得到包括英国广播公司（BBC）在内的西方舆论界进一步的关注，并且在2009年再版。

著名的英国管理学家查尔斯·汉迪（Charles Handy）在美国《战略＋商业》（strategy+business）杂志上撰文，将其推荐为2009年最佳领导力书籍。汉迪说，在华尔街金融危机爆发后的12个月当中无疑是一个亟需领导力的时刻，而霍博兄弟的书是帮助人们重新认清商业世界真正方向的最好提醒。

到了2010年1月，《哈佛商业评论》资深编辑撒拉·科里夫（Sarah Cliffe）在她所在的杂志上指出，“这本关于美国管理文化的书读来让人吃惊……我从来没有读过一本讲商业的书像这本一样容纳了那么多信息、历史和洞见”。

到了2010年2、3月间，80岁的弟弟威廉几乎每天都在更新博客。其中一个他分析的事件是，日本丰田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丰田章南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承认丰田“在迅速成长中失去了方向”。威廉说，这样的道歉是预料之中的事。

丰田危机是意料之中

在三年前出版的那本书中，威廉和他的哥哥肯尼斯就专门表达过对丰田的忧虑。他们认为，跟诸如索尼、日立、三菱、松下这些曾经以质量著称的日本品牌一样，丰田在失去对质量的重视。威廉指出，这样的变化也并非是到了2006年他们完成那本书的写作时才出现的。

以研究丰田“精益生产方式”闻名的詹姆斯·沃马克（James P. Womack）将2002年确定为直接导致丰田生产大量问题汽车的开始。因为在那一年，丰田设立具体的扩张计划，要把丰田在全球市场的份额从11％增长到15％。

沃马克认为，这个计划“就是受自我膨胀的驱使”，15％这个目标“对任何消费者都毫无意义”。

相比之下，威廉·霍博则做了进一步的分析。他说，事实上早在1993年，美国汽车分析家马利安·凯勒（Maryann Keller）就曾经在一本书中提醒丰田要注意自己的问题。

她把病因归结于丰田取消了一贯重要的“中间经理”这个阶层，而同时丰田总部加强了对整个公司组织的直接控制。一个自下而上的众人参与式的管理被自上而下的精英式管理取代，扩张的速度和规模上去了，对细节和质量的注意下来了。

如果评论到此为止，霍博兄弟所体现的洞见跟他们一生在商业管理界的经验很相符合，他们对诸如丰田召回问题汽车的预见无疑值得商业世界各个行业的从业者学习尊重。

但评论并没有到此为止。丰田只是霍博兄弟用来表达一些更为深入根本观念的一个事例。他们之所以能做出这样的预见，不仅仅是基于他们几十年的工作经历。他们的目光所及要深远得多。

他们合作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清教徒的恩赐：美国梦的得胜、坍塌和复兴》（The Puritan Gift: Triumph,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n American Dream）以及2009年再版时的《清教徒的恩赐：在全球财经大混乱中重回美国梦》（The Puritan Gift: Reclaiming the American Dream Amidst Global Financial Chaos）。

表面看，《清教徒的恩赐》这样的书名似乎很难跟丰田汽车危机、美国梦的实现和破碎、商业管理文化的好坏、全球经济危机这些全都联系起来。

然而，如果有机会停下来仔细看看书中都说了些什么，或者进一步跟作者进行交流，就可能体会到这本书不仅跟以上这些现象有关，还跟我们所在的这个全球化世界的很多方面都有关系。当然也许更重要的是，跟我们自己的生活有关。

在众多信息、历史和观念当中，霍博兄弟探讨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究竟是哪些因素造就了有利于持续健康生长的工作环境？

带着这个普遍而恒久的问题，作者进行了一番跨越几百年世界历史和地理的探索，看看他们所在的工作环境是怎样形成的。

他们得出的一个主要结论是，在当今的全球化世界中，那些最有利于工作环境持续健康生长的因素来自于一种与众不同的信仰及其生活方式在全世界的扩散。使得这种信仰和生活方式开始大规模扩散的一群人是400多年前从欧洲特别是英国迁居北美的移民。

历史上，这群人通常被称为“清教徒”，意思是清除一切人为的观念，成为纯粹信靠他们所信仰的上帝旨意的人，他们相信唯独全然公义的上帝掌管一切，而《圣经》是上帝启示给人的话语，是生活中一切原则的准绳。

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因为不同意当时英国以及整个欧洲的信仰状况，这群人开始大规模地移民到大西洋对面的北美，希望在那里建立符合上帝心意的家园。

霍博兄弟认为，他们在北美的创业经历基本确立了现代自由商业社会的根基。从他们那里传承下来的信仰和生活方式跟世界上其他地区和团体的都很不相同。

他们虽然人数并不众多，但结出的果实却是泽被深远。比如，在教育上，全球知名的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这样的大学品牌都是他们刚到北美不久就创立的学校，为的是自己的后代也能传递他们的信仰和生活方式。

而在跟教育同样重要的组织管理模式上，如今广为人知的三权分立实际来自清教徒特有的组织方式。在他们的信仰团体中，牧师、长老、会众构成了组织的三个基本治理要素。牧师和长老都经由会众印证和选举产生。而与负责信仰事务的牧师不同，负责行政和财政事务的长老不领受组织内部的任何薪水。

从这个角度，霍博兄弟所关注的已经很像历史学家甚至神学家研究的范围了，这很可能是让一般商业图书的读者感到惊讶或是不适应的地方。然而，霍博兄弟呈现给读者的却不只是这些。

为什么要工作？

他们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是作为商业管理从业者的角度将历史和信仰与自己的亲身经历融汇起来。不是因为他们对历史和信仰的爱好把这些写出来，而是他们在几十年广泛的人生经历中感受到那些有利于工作环境持续健康成长的营养来自于历史和信仰的传承。

作者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可能是这本书最好看的地方。比如，哥哥肯尼斯在前言中回忆了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肯尼斯和威廉的父亲是个化学家。在他们年轻的时候，父亲的一位同事认为在英国管理最好的制造业公司是宝洁的一家分支机构。他建议学习工程的肯尼斯去那里工作。当肯尼斯去了宝洁之后，他被那里的文化所吸引，跟他之前实习过的两家英国公司很不一样，公司结构复杂、细致却很有效率。

肯尼斯在80岁完成的《清教徒的恩赐》从那时就开始酝酿了。他想搞清楚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之后，肯尼斯在工作上的经历算得上一场绵延几十年的世界职场之旅。他后来去了爱尔兰工作，见证了爱尔兰如何从欧洲穷国开始的经济起飞。

他又去了欧洲大陆工作，看到了欧洲是如何在二战后重建的。他去了美国工作，正值美国公司的黄金时期。他也去了日本工作，目睹了日本怎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漫长的工作中，肯尼斯将自己的体会一点点写出来，有时发在报纸上，有时在学术刊物上。后来，他打算把这些整理起来做集中的反思。但因为身体健康问题，他无法完成这样的系统工程。

幸运的是，弟弟威廉的加入使得这一切得以进行下来。而且威廉在欧洲和美国的投资银行以及当选欧洲议员的背景拓宽了肯尼斯的视野。

不仅如此，威廉还为肯尼斯介绍了一位对他们的研究至关重要的朋友：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也译杜拉克），现代管理学的奠基人。

早在1983年10月3号的一封信中，德鲁克对肯尼斯还在初步撰写的书稿表示了很大的期待，嘱咐书出后一定让出版社给他寄去订书单。肯尼斯至今还保留着这封信。

《清教徒的恩赐》直到德鲁克在2005年去世后才全部完成。肯尼斯很遗憾这位对社会的健康成长关注一生的朋友没有看到书的完整版本。

然而，德鲁克不仅是肯尼斯和威廉的朋友，他实际通过对肯尼斯的帮助间接参与了书的写作。他给霍博兄弟介绍认识了三位对二战之后日本的重建起到重要作用的美国工程师，使得他们有机会专门研究日本的变化以及对美国的反思。

爱德华兹·戴明（W.Edwards Deming）是另外一位帮助过霍博兄弟完成《清教徒的恩赐》的重要朋友。这位美国管理学家同样对日本战后的重建作出过贡献。日本商业管理界至今仍然在记念这位美国人如何帮助日本公司重视质量管理。

肯尼斯和威廉从他们对这些当事人的交流及日本本土的考察中，发现日本之所以能够在战后几十年来塑造起一系列让人信赖的品牌，实际得益于对来自美国的清教徒生活方式的学习。他们进一步指出，后来以“亚洲四小龙”和中国大陆为代表的社会变革实际是这个学习在亚洲的扩散。

威廉指出，他在近来的博客中对丰田危机的评论是在重申书中的观点。丰田危机是一个更为深刻危机的反映。前面提到的“中层经理”阶层的式微仍然是危机的一个表现。

他和肯尼斯认为，日本早在1990年代以前就开始对他们从美国人那里学习的清教徒生活方式失去了重视。许多青年人热衷于去美国取得商学院的学位。（代表丰田新一代的丰田章南本人就是其中之一，1982年，26岁的他获得马萨诸塞州一家商学院的MBA。）跟他们的前辈们相比，他们对所在的工作领域很缺乏亲身实践的了解。

在霍博兄弟看来，1970年代以来美国商学院的教育问题不仅对日本公司的危机负有责任，也在更大程度上导致了美国及欧洲的次贷危机。

他们进一步解释说，这一切都跟商业教育背离了当初的清教徒精神有关。比如，对一个典型的清教徒来说，工作不是一份仅仅为了糊口或发财或展示自己才能的方式，而是“天职”或“呼召”（calling）。

天职的特点在于，人不是为人自己工作，也不是不得已去工作，而是受到创造人和万物的创造主的呼唤和指引，完成领受的使命，对自己、他人都带来益处。至于人们所需的一切，创造主早已许下诺言一定给一切遵循使命的人。

就像清教徒们在历史上的各行各业结出的丰硕果实，这样的回报和幸福因为来自于最富创造力的主宰而大大超越了人自己所能想像的。

不要偶像崇拜

肯尼斯和威廉认为，以美国商学院为代表的商业教育在近几十年已很少强调这样的价值观。老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动力更多的来自要找一份体面的工作，而不再关心更加根本的问题。老师和学生看起来好像更加实际了，但由于缺乏更为根本的内在动力反而脱离实际的工作需要，因为没有来自内心深处的根本动力，工作的创造力显然很难发挥出来。

他们给这种对商学院学历的过度重视及其产生的风气起了一个名字，叫做 “对（所谓）专家的偶像崇拜” [The Cult of the (so-called)Expert]。

在历史上，任何意义的偶像崇拜在各个领域造成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政治领域中的会危害众人的智慧，经济领域中的也不例外。400多年前那些宁愿背井离乡从欧洲去北美的清教徒们所最为反对的社会现象之一正是这样的偶像崇拜。

当然，霍博兄弟也承认，商学院本身并不是造成这样偶像崇拜风气的原因。作为教育机构，商学院以及整个大学体制仍然是培养年轻一代人才的重要阵地。

问题是，人们不能寄托通过取得著名学校的学位就可以升入所在领域的高层。每个工作岗位都是学习深造的好机会。

霍博兄弟告诉读者，自本世纪初的互联网泡沫、安然公司丑闻、还有当下经历的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商业世界已经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比如，在当今银行界也许最有品牌价值的高盛（Goldman Sachs）从2000年开始将招收工商管理硕士（MBA）员工的比例从75％减少到25％。咨询公司麦肯锡（McKinsey）也已经在减少招聘 MBA的比例。

除了从公司本身改变态度，肯尼斯和威廉认为，不能把责任都归结到公司上来，在丰田危机和金融危机上表现出来的问题并不都是人们上了班之后才产生的。

比如，导致丰田危机和金融危机的一个共同原因是：在一个以追求业绩快速增长而忽视质量的时代，公司内部在有人早就知道公司业务出现严重问题后并没有及时向管理层反映（以及即使反映了也不能引起管理层的切实重视），因为员工向上级直言坏消息常常需要不一般的勇气和毅力，而这样的品质跟人对待工作的根本态度有关，而这又跟社会普遍风气的好坏有关。

霍博兄弟认同德鲁克在晚年时总结的观点，公司领域的改进需要整个社会的信仰复兴。

就像当初美国的建立花费了差不多两百年的时间，复兴显然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霍博兄弟光是写这本书就经历了一辈子的光阴。

但是，他们的故事可能正说明了某种希望。他们在晚年时仍然能够对社会做出非同一般的贡献。关于社会从兴起到发展到发达之后又该如何走下一步的道路，这两位80后无疑做出了让人尊敬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