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政府中東公共外交》內容簡介：美國是一個十分注重意識形態的國傢。它曆來講美國的特殊使命和命運，講美國例外論，強調美國價值觀念的普世意義，把美國的外交政策建築在美國的價值觀念之上是美國決策者的口頭禪。冷戰結束後，美國外交中的意識形態因素並沒有削弱，反而有所增強。剋林頓政府把推廣民主作為外交政策的三個支柱之一。到瞭喬治·沃剋·布什時期，外交中的意識形態因素被強調到瞭極緻，推廣民主被視為美國外交的終極目標。布什總統第二任期的就職演說、賴斯國務卿的許多講話都不厭其煩地闡述這一點。公共外交為何在喬治·沃剋·布什時期具有特彆重要的意義呢？筆者以為起碼有這樣幾個方麵的原因。首先，冷戰的結束被許多美國政界和學界人士看作是美國意識形態對蘇聯意識形態的勝利，他們興高采烈地慶祝美國單極世界的到來。但恰恰是冷戰結束之後，世界各地悄然齣現瞭“反美主義”。這實在是令美國決策者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在他們看來，美國的價值觀念比彆人的都好，美國是善的代錶，美國所做的一切是在“替天行道”，為何會有這麼多的人對美國不滿，甚至反對美國？在“9·11”以後，布什和一些美國高官一再問：“他們為什麼反對我們？”國務院還主持瞭兩次關於全世界反美主義的專題討論會，一次是穆斯林世界學者的會，一次是非穆斯林世界學者的會。筆者應邀參加瞭後一個會，它於2002年9月在馬裏蘭州舉行。與會的國務院高官總結說，在穆斯林世界的反美主義是仇恨，在非穆斯林世界的反美主義是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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