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研究的重心是搜尋人類社會變遷的形形色色。八、九十年前，日本漢學家內藤湖南替國人代言近代的形成可追溯到宋代。這是日後史學社群家喻戶曉的「唐宋變革」說所自來。此說的學術資源來自唯物史觀。這是此說的西方源頭。就在內藤仗恃唯物史觀炮製出征服人心的近代源於宋代說時，西方學界即已揚棄唯物史觀了。此後西方史界歷經社會史、文化史等兩波的大變故。這些史學三變都不為作為西方學術文化尾閭的日本、中國所察覺，猶自堅信照說早應淘汰的內藤假說。對中文讀者而言，尚有一事不得不知；內藤氏不純然是一位學者，他對鼓動之後「大東亞共榮圈」思想與有力焉。可惜欠缺歷史記憶的國人早就忘了內藤有這一段不堪的過去，還對他學說頂禮謨拜有加。這已超出本刊範圍，且回到學術基本面。

學術是－日新月異的文化工程，但內藤說一直風靡到今，這說明了中國史學界對學術情報掌握失靈得可以。思潮變動不已、治史裝備不斷更新，以及新學術資源的供給源源不斷，都不足改變學界的沈沈暮氣。這是何等可怕的事！本誌深覺，萬事莫如將唐宋變革說掃入歷史灰燼為急，是以有此專號。期盼學術新生代不再受過時說法荼毒。

本專輯由五篇論著組成。最先一篇針對造成人們不思不想、且習慣性接受的禍源：一本來自京都大學的上課筆記，予以全面性撻伐。在此，讀者會看到，表面上看來有系統將戰前內藤說移植到中文世界的文本、其本身製作的品質管制有多粗糙。首先，文本作者昧於內藤遵循馬克思唯物史觀思維軌轍，早已被後馬克思諸學派予以修正、或被擱置。其次，對於自家學派、或對手學派的後繼健者提出稍微修正的說法，奈何文本作者因孤陋寡聞形同置之不理，第三，中文世界兩岸有非常多史家提出內藤說的反論、或為文揭示有不利於內藤說的證據，這位文本作者全都置之不理。第四，國際史壇對於歷史變遷原理的掌握益加精緻和精進，早已揚棄直線史觀的單向度思維不說，還指出歷史在前進中含有倒退、以及迴環往復的現象，這些都改變不了一顆深閉固拒的心靈。其實可能更糟的是抓取情報的嚴重失能。文本作者不具英文外語能力，故爾向世界敞開的那一扇窗早就關閉緊緊的。更可悲的是，台灣史界中不乏有英文能力高強之士，但這些人卻習於擔任文本作者的共犯，他們也同樣昧於國際史壇的動向。（按：真不知他們辛苦學習英文，所為何來了）第五，該文本文脈所呈現的千瘡百孔，在探照燈式論文照射之下無所遁形。倘就文談文，這本上課筆記文本也是不及格，遑論還有以上四點涉及文本作者的精神狀態是不健全的，是在恍神狀態中的。

本專輯第二篇是唐代醫療史。它是史學界頭一遭由病患的觀點來切實檢測那時代的醫療設施其效益之高，並不如政府和醫者所說之甚。因此從而得證過去對唐代醫療的圖景無疑是被誇大了。來自醫者或政府的材料鋪天蓋地只在宣傳技術如何高超，體制設施如何完備。後代讀者從來未聞唐代病患的看法，他們理論上是醫療設施及其文化的受益者，但他們卻是現場缺席者，故爾聽不到病患的聲息，何來供研究者正確評估一時代的科技水準呢？這是中國醫療史上的方法革命、和觀念革命！把杜正勝醫療史團隊長期忽略病患觀點的寫法給一筆勾消了。在此，新文化史的新裝備其先進性格可說一覽無遺。

有許多跡象指出，唐代醫療設施效益是不彰的。這就可讓我們推知，宋代的情況也好不到那裡去。既是如此，何唐宋變遷之有？

接下來一篇談的是宋代救災文化。該文作者想方設法要由災民觀來檢測救災行動及其所依據的防災體制其真正效益。此文有三點值得重視。首先，所有救災手段源自前代經驗。其次，有證據顯示，許多官員從嚴核發被災救濟金，只為了防範假申請案。第三，有一官員不依制從權救災，此一方式固可比法定辦法救更多人，但不是多數官員敢如此便宜行事。在此事被神話化為美談背後，暴露的是救災站設在縣城的辦法，只會讓偏遠鄉鎮災民享受不到官方的照護。這是既有救災體制失靈的所在，卻只有等待勇於任事官員才有得解救。但這類官員在官僚體系中乃極少數。此外，該文對於官府在救災業務上層層弊端一一予以指陳，等如間接暴露災民的感受。這點極值注意。

從救災手段的依舊，以及救災體制有失靈、不周到之處，我們看不出宋代在救災文化上有何異乎唐代之處？

第四篇在講傳統史官對於一般平庸帝王傳記的拙於寫作。來自中國帝王臉譜系譜偏重創業帝王和末代皇帝這兩種案例。對於這兩類帝王之外的其他帝王，他們就陷入寫作窘境。唐中宗李顯不好女色、不殘害大臣，也沒有重大事功。是一種乏善、亦乏惡可寫的一位帝王。史官既無力從事一位真實人生的書寫，策略上不免傾向負面形象的營造。因此，唐中宗傳記文本充斥的是負面形象，反而在真實人生作為方面，只會被人挑對他不利的事件來記載。

其次，打造李顯形象的材料早在唐代一些小說文本中就已具足，方便後於唐代的史家來取用。這表示這些史家都閱讀過這些小說文本。亦即，唐亡之後，那批寫李顯傳記文本的史家全是閱讀過小說中敘及李顯生平的讀者。按說，這些史家的讀後感未必見得與那些小說作者的想法一致。那何以小說作者對李顯的印象會如何高度一致地出現在史著文本上面呢？那是因為小說的作者群與史著文本的作者群是同一批人，以致在論世看人、以及價值觀上，顯得是同一文化圈中人。這多少顛覆了法國閱讀史大師羅歇．恰提埃（Roger Cartier）對人類閱讀行為的一種重要看法，即「閱讀是一種創作。」、「閱讀是讀者對文本的挪用。」這類說法。至少，本案例的讀者群－即史著文本作者－是不挪用讀本意涵的。

在此，我們看到由唐入宋，史家的帝王書寫文化是同一套東西。

本專輯的第五篇也在處理唐宋歷史書寫文化，所不同地，這次唐宋史家的書寫對象是唐代法律史。該文作者發現，法律現實面不免有黑暗的地方，可作者舉證的兩位史家都對唐代法律只著眼於光明面的書寫。亦即，兩個史著文本都在建構光明的唐代法律史，文本作者有意引領讀者在認知唐代法律運作上是用刑唯輕、以及司法獨立的文化。作者雖未處理到宋代，但有幾處舉證宋代史著文本作比較，結果宋人所認知的唐代法律文化也是用刑唯輕、司法獨立這類理想性格濃烈的文化。宋代部分雖然作者只是順筆為之，但不無預示宋代情況類同唐代情況。

這一篇文章從法律文化的視角，又揭示唐宋有沿續的一面，儘管這只是其中一個側面。

如此一來，從醫療設施條件及其背後的文化、救災文化、歷史書寫文化、一直到法律文化，在在指明唐宋是相因襲的。而邱姓留學生七○年代的留日筆記所販售的唐宋變革貨色，從思維、蒐集情報、史學更新設備講來，無不流露粗糙和固步自封的行為傾向，就文談文也是失敗之作，遑論能撐起他所欲傳播的唐宋變革之說了。

本刊不是在說唐宋之間沒有變革，而是在說史家要是採用多維向度思維、以及正視歷史的複雜性格，就不會對唐宋的歷史流變，說只有變革、而且大大變革這一種現象而已。再強調一次，唐宋是否有變，本刊並無預設立場，只是在呼籲，歷史研究要回歸學術基本面：要創新，不要人云亦云。但要創新，就要更新裝備，要切實掌握情資，以及思維要周延。二○年代的內藤氏在極其簡陋、貧乏的思想資源情況下大膽提出唐宋變革說，情有可原。在歷經社會史、文化史的兩波新史學革命之後，還有人滿心歡喜地贊成內藤氏，那學術的日新又新、以及精益求精的旨趣安在？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