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知道的潘汉年，不能算是一个文学家， 因为文学对他一生的历史命运并不是很重要的。但他早年曾投身于这一事业，如在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的《觉悟》中，在张东荪主编的《时事新报》的《学灯》中，曾发表著作。后来又在南昌编国民革命军的《革命军日报》。后来又从创造社编《A11》、编《幻洲》的《十字街头》，及主编《战线》，在这些刊物中发表大量诗歌、小说、杂文等文学创作和文艺评论。后来又在上海写过不少篇有关中外时事的政论。从这些作品中，我们明确的看出他的思想性，赤忱的歌颂中国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事实是历史命运已选定他作为和文学家不大一样的政治活动家，而悲剧亦就在于此。因为历史的偶然性的出轨，使他不能完成他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的完整的生命，只能流星似的，一闪而过了。

就汉年来说，虽然他不以诗名，不以小说名，不以文艺评论名，但他确有文学家的气质，不然，这些诗，这些小说，这些文艺评论和政论，也就写不出来了。

凭这个气质，他能够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受党的委托，从事上海的文化工作的领导。凭这个气质，他能够在抗日战争时期，受党的委托，从事广泛的知识界的统一战线工作。凭这个气质，受党的委托，他能够在政治、军事各方面开展有利于争取抗日反蒋的联络活动。虽然三种工作的性质极不相同，但在汉年却是一回事。有那么一股才气，那么一股文采，他能够和做诗、写小说、写文评和政论那样，把这些工作，组成和谐的韵律、委婉的情节和严正的议论，收到明显的效果。特别在抗日战争中，就凭这个气质，才华横溢，使他的政治艺术达到了手挥五弦、目送飞鸿的境界。

以汉年的文学气质，要是不受历史命运的播弄，摆脱1955年的冤狱、摆脱十年“文革”的牵连，必然会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中央一系列的开放和改革政策，持积极的拥护态度。在这点上，我相信他不是消极的抵制者，而是相反，他定然在他的工作范围内，想方设法，坚决推进开放和改革工作，并做出显著的成绩。即令他今年到了80岁，亦会早几年就退下来，信任一些有才华、有干劲的中青年干部独当一面，而自己则心安理得地退居二线。他不会在背后自命不凡、怪话连篇，这是肯定的。可惜他在九年前就凄惨的溘然长逝了，使得这就变成一场空话，但是，我是有根据的。

另一方面，以汉年的文学气质，要是不受历史命运的播弄，一直埋头于诗歌小说的创作，屈指计之，今恰满60年，其所成就，岂仅止此笺笺一册，无疑，决不让当代的一些杰出的文学家，而当出《潘汉年全集》若干卷。不过这仍然是一场空话，但是，我是有根据的。

长沙钟叔河同志告我：董慧同志故世时，其所在单位，以其并无政治问题，而但为“伴监”（守着汉年了其余生）的“犯属” （“犯人”潘汉年之“家属”），特草草为她开一追悼会，花圈上题“董慧女士”。这真值得苦笑。“伴监”、“犯属”两词是司法界的新发明，似应在《法律词典》中新列两目。至于小董之来自香港，而未称之为“董慧小姐”，已算很照顾了。现在不少大陆女士，多方营谋，以去香港、当小姐为荣。而此真正的香港小姐，乃不顾亲属劝诱，反以“伴监”“犯属”资格，安心立命、至死不悔、海誓山盟、天荒地老，岂止一个“女士”！实属我党模范党员！董慧“同志”之称，当之何愧！叔河早年下放劳动，恰和汉年夫妇同在湖南某茶场，故能言之凿凿如此。

海上陈子善、王自立两同志专力于新文学史的研究，因勤加搜讨，精事比排，选汉年文集三卷，名之曰《牺牲者》。谨制弁言，灵其鉴之。

1986年元宵之夜

李一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