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说美学史》的研究，建立在中国小说美学理论的基础上，即从中国小说美学的高度，来俯察小说的本质、本源，观照其发展和影响。所以，小说美学的多角度探讨，就导致了小说美学史的多方位考证。叶朗在《中国小说美学》中说：“小说美学，就是对小说这门艺术作哲学的、心理学的、社会学的研究，就是从哲学的、心理学的、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小说艺术的本质，研究小说艺术和其他艺术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分析小说的创作和欣赏中的各种因素、各种矛盾，然后找出其中规律性的东西来。”这种研究方法和范围的确定，自然也适宜于《中国小说美学史》。只是中国小说美学理论尚处于发展阶段，或许会导致某些立论的不完善。在古代，几乎没有“小说美学”的概念，出现在序、跋、评点中的相关探索，也形不成系统。在当代，随着国外小说美学理论的引进，如方士人、罗婉华等译的《小说美学经典三种》、布斯的《小说修辞学》、阿米斯的《小说美学》等，通过中国学人的不断研究，从叶朗的《中国小说美学》为标志，初步建构了中国小说的美学体系。那么，《中国小说美学史》如何以一种较为科学的小说美学理论来映照中国小说的发展历程呢？围绕对小说本质的探讨，作者在前言中“正名”说：“以时间的递进互为经纬，将历代中国学人的回答加以阐释、整合，就构成一部中国小说美学史。”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以中国小说的产生、发展、成熟的时间顺序为经线，以小说美学多角度的对小说本质的探讨分析为纬线，就形成了中国小说美学史大厦的结构。

《中国小说美学史》对中国古代小说美学理论的分析，采用了批判继承的态度。作者认为，历史散文是中国小说本根的寄生地。这不同于社会上的某些观点，如有人认为中国最早的小说形态当产生于《尚书》，有人认为庄子的某些散文就是最早的小说，有人认为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史传散文三者是小说的源头。作者立于实证，指出诸子散文中虽有寓言故事的情节，但其并不为塑造人物而设置。只有到了历史散文中，如《左传》、《史记》等，情节才成为表现人物的主要因素。之后又从“诗骚”和其他文学艺术形式中汲取营养，形成了小说的体裁。唐代传奇以虚构情节来刻画人物性格，是中国小说成熟的标志。明清时期的话本小说，是中国小说发展的“自觉”阶段，因而铸就中国古代小说的辉煌。在这条清晰的时间链条上，作者解读了刘辰翁、李贽、胡应麟、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等学人的小说美学思想。认为明清时期的小说美学家，突破了“正宗”诗文美学的束缚，虽然没有形成理论体系，但包含着丰富的美学思想，具有开拓、创新的精神。

该著还展现了中国小说美学理论现代化的进程。鲁迅、郭沫若、茅盾、周作人、冯雪峰、老舍、沈从文、施蜇存、赵树理等一大批现代名家的实践和理论，在不同年代和不同文化背景下促进了中国小说美学理论的现代化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一统天下，“文化大革命”中，“主题先行”、“三突出”成为唯一的创作原则。这些都具有明显的消极和阻碍作用。直到改革开放后，中国小说美学理论才真正搭上西方现代主义美学的快车。只是由于批判继承不够，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小说创作的“失语症”，一些新潮批评家也存在明显的缺憾。所以，作者认为，中国小说美学理论要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正常发展，“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不可忘记民族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中国小说美学理论在中国源远流长，论著数以万计，观点多如辰星，对这些的搜集、梳理和系统化，不仅显示出作者“十年面壁”的功夫，也显示出“破壁”的水平。其中许多新的见解，往往带有某种现代意识的“偏见”。作者说：“‘偏见’所突现的是研究者的主体意识，而主体意识――批判精神恰恰是学术活动获得旺盛生命力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