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一書，大約在戰國後期已經成書，並且在當時的思想界産生瞭很大的影響。《荀子·解蔽篇》把莊子作為批評的對象進行批評，便說明瞭這一點。

對《莊子》一書最早進行研究的是西漢初年淮南王劉安，劉安著有《莊子略要》和《莊子後解》，但均已亡佚，其說已不得其詳。西漢末年劉嚮曾對《莊子》一書進行過校勘和整理。《漢書·藝文誌》所著錄的《莊子》五十二篇，當是劉嚮所校理的本子。

在漢代，莊子的文章及思想雖然産生過廣泛的影響，但對《莊子》進行深入的研究與探討，應該說是從魏晉時開始的。

魏晉之初，玄學興起。《周易》、《老子》、《莊子》成為研究的熱點，時稱“三玄”。清代學者洪亮吉《曉讀書齋初錄》：“《莊子》一書，秦、漢以來，皆不甚稱引。自三國時何晏、阮籍、嵇康齣，而書始盛行。陳壽《魏誌·曹植傳》末言晏好老、莊之言，《王桀傳》末言籍以莊周為模則，於康則雲好老、莊。老莊並稱實始於此。於是崔誤、嚮秀、郭象、司馬彪等接踵為之注，而風俗亦自此移矣。”(注)

根據史書及其它資料記載，魏晉時注解《莊子》的書，達二十種以上。這些注解，最重要的有四傢：崔饌、嚮秀、司馬彪、郭象。據《經典釋文·敘錄》記載，司馬彪注本為二十一捲，五十二篇。另有孟氏注十八捲，五十二篇。司馬彪注本與孟氏注本均為五十二篇，與《漢書·藝文誌》所著錄的篇數相同。因而，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認為：“《漢書·藝文誌》《莊子》五十二篇，即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陸德明認為這個本子“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其中有“後人增足，漸失其真”。因此，魏晉時期的注《莊》者，對劉嚮校理本“以意去取”，又作一次整理。郭象所注的《莊子》，便是這樣的本子。郭象認為五十二篇本為“一麯之纔，妄竄奇說，若《閼弈》、《意修》之首，《危言》、《遊鳬》、《子胥》之篇，凡諸巧雜，十分有三”。可見，在郭象看來《漢誌》五十二篇本，後人“妄竄”部分占十分之三。既是“妄竄”，當然應該刪去，所以郭象的注本為三十三捲，三十三篇，分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將五十二篇刪去十九篇，保留三十三篇。

按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的說法：“惟子玄所注，特會莊生之旨，故為世所貴。”子玄是郭象的字，這就是說在當時學術界最為看重的是郭象的注本。郭象的注本，是流傳至今的唯一完整的本子，其他注本在唐代以後均先後亡佚瞭。

魏晉時代是一個曆史大動亂的年代，玄學就是在這個動亂的年代中興起的。從曆史的角度來考察，玄學則是對漢代學風的反動。它推動瞭抽象思維的發展，《莊子》是抽象思維高度發展的産物，魏晉時代的《莊子》研究對當時抽象思維哲理思維的發展起到瞭推動作用。

唐代是儒、道、釋三傢鼎立的時代。唐代雖崇尚儒學，而道、釋也同時受到尊重，莊子被尊為南華真人，《莊子》一書被尊為《南華真經》。因此，在唐代對莊子的研究依然十分盛行，根據新舊《唐書》的記載，注解《莊子》的書達二十三種之多，在這些著作中，最為重要的則是成玄英《南華真經注疏》三十捲。

成玄英是唐代初年的道士，唐太宗貞觀五年《公元631年)被加號為西華法師。成玄英在《南華真經注疏》的序中稱：“玄英不揆庸昧，少而習焉，研精覃思三十年矣。依子玄所注三十篇，輒為疏解，總三十捲。雖復詞情疏拙，亦頗有心躋指歸；不敢貽厥後人，聊自記其遺忘耳。”可見，成玄英的疏，所依據的是郭象的注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