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印《朱峙三日记》序
章开沅
《朱峙三日记》即将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这不仅是对辛亥百年大庆最好的献礼之一，也为近现代中国历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朱峙三（一八八六—一九六七），字峙山，湖北鄂城（今鄂州）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从事重要的宣传等工作，民国时从事教育和行政工作，先后在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江汉公学任教，担任过湖北黄安、蒲圻等地的书记官、县长之职，抗战时期出任湖北省政府代理主任秘书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北省政府参事等职。
现在留下的这批完整的日记是朱峙三先生连续不断的生命记录，也为近代中国的变迁提供了一份十分难得的私人记述。朱峙三先生勤于治学，擅长书画，日记终身不辍，现留下自一八九三至一九六二年近万页日记，详细记录了自晚清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政情、民意、风俗以及个人的交往与观察思考，为今天学者的研究提供一份丰富的原始史料。
朱老热心近代史事的研讨，是我结识最早且交往较多的辛亥老人之一，曾多次邀我前往阅览其历年日记稿本。朱峙三先生留下的多则日记记述了我当年借阅日记的情况，如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六日，“师范学院章开沅来访……借予光绪宣统间日记五本以去，云采取有关史料，三天即还”。十一月二十日，“章开沅之父送来予日记五册，称开沅近以整风事忙不能亲来”。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家父与朱先生均早已作古，但当年情形无不一一在目，不得不让人感叹：“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早在一九五五年，朱老自行整理汇集其日记，已有一百零四册之多，颇有选编付梓之意。但限于客观条件，岁月荏苒，直至老人病逝，这部日记一直未能出版。幸好其子胡香生珍惜老人手泽，历经十年动乱，保存完好无缺。经与有关方面联系，已由香生先将癸巳（一八九三）至己未（一九一九）二十六年日记择要辑录，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丛刊》连续发表，以供研究此段史事者参考。现今日记又将全部影印问世，朱老地下有知，当亦深感欣慰。
朱老自幼热爱祖国，关心时事，举凡近代重大事件，如甲午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辛亥革命、赣宁之役、讨袁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等等，在日记中均有所记述。诚如他自己所言：“予日记内容在清代者，如朝廷掌故文献，君后之败废荒淫，官吏昏庸贪墨，以及国家贫弱缘由，革命党会潜伏，内政外交，邸钞文告，凡可纪者，即民间轶闻亦悉载之。”
但是恕我直言，读者不可指望在日记中看到诸如宫廷秘闻、政党内幕之类奇特记载。因为在清末民初那些重大事件中，朱老并非什么核心人物，甚至大多也并非亲身参与者。他从来不是风云际会的英雄，而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正直的知识分子，忠实地记录下身边的所见所闻，包括自己当时的思想活动。也正因为如此，这部日记便区别于一般的史事记载，它的史料价值在于比较具体地叙述了历次重大事件在民间的反应，保存了普通老百姓当年的私下议论，这些倒是在一般官方文献和显赫人物的回忆录中所难以见到的。
作者曾担任过《汉口中西报》、《公论新报》的主笔（即社论撰稿人）和编辑，具有新闻记者的社会视野和采访训练，因而日记的许多内容颇有助于我们对清末民初社会环境的了解。迄至己未年（一九一九）为止，作者长期僻处鄂城县（清末原称武昌县，民初曾一度改为寿昌县）家乡，行踪所至无非是武汉、黄安、大冶数地，至于开封、九江、南昌、北京等省外城市均属短暂逗留。可以说，他的亲身见闻主要限于湖北，但其观察社会的细微深入则又多少弥补了地区的局限。旧中国基本上属于农业宗法社会范畴，轰轰烈烈的政治事件虽多，社会内部结构的演变却非常滞缓。重大事件易入史书记载，渐进而又细微的演变则往往为人们所忽略，朱老日记的侧重点恰好在于后者，这自然将引起读者的浓厚兴味。譬如湖北中小县城的风土人情、礼俗习惯，私塾、书院、学堂的学生生活，科举考试的繁琐过程与夹带舞弊，穷酸秀才如何到各地打“抽丰”，古董商人如何制作赝品，革命党人在学堂如何秘密活动，县书记官（相当于主任秘书）如何周旋于县衙内外，禁烟委员如何巡阅各乡虚应故事，以及南洋劝业会的空前盛况，武昌首义之夜的风声鹤唳，鄂城中元、端午两节的灯火、龙舟等等，无不历历如绘，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作者自幼读书，成年后又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日记中这方面的记载相当丰富。例如，以准备科举应试为宗旨的私塾教育，入塾有哪些礼节，对不同年龄、水平学生的教学如何组织，课程内容、进行程序与教学方法，学费的数额与缴纳方式，以及塾师、学生的课余生活等等，均有详尽叙述。更为难得的是在武昌县师范和两湖总师范学堂期间的日记，在学习期限、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师资状况、学生来源、课外活动诸方面，保存了许多具体的记述。这些对于研究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的教育体制改革，特别是对于研究具有深远影响的“癸卯学制”，无疑很有裨益。民国初年，作者曾在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鄂城寒溪中学、大冶中学、武昌三一中学、汉阳晴川中学等校任教，日记内容虽然颇多重复且平淡之处，但也保留了许多有关早期中等教育的原始资料。我相信这方面的内容将会引起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者的注意。
作者生长于清寒之家，成年后又常为家庭生计困窘所苦，所以日记比较注意银钱数字的记录，诸如银钱比值、借债利率、薪俸工资、文章稿酬、书画行情、车船票价、食宿费用，乃至年节和婚丧开销，一笔一笔都写得清清楚楚。这些数字诚然没有企业账目那么重要，但多少也有助于了解鄂东地区各个时期的货币、工资、物价。特别是从社会史的角度来说，以此作为普通医生（朱老的父亲是中医）和教员家庭经济的一个个案来分析研究，也是很有意思的。此外，细心的作者还详细地记录了火车、轮船、木船、轿子、独轮车的行程、速度，也记录了县与县之间的邮路和传递方式，这些内容对于了解近代中国内地交通状况的变化，应该也是有参考价值的。
细心人的日记，需要以同样的细心来阅读，才能充分发掘那些细微之处蕴含的社会意义。即以家庭和学校的照明用具而言，作者长期惯于清油灯柔和而又黯淡的光线，所以开始用煤油灯便觉得非常刺眼，熄灭时气味又很难闻；及至到教会办的三一中学教书时，则已经习惯于电灯的亮光了。这种个人生活习惯的变异，与旧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与外国石油的倾销和近代市政建设的兴起，都是密切相关联的。人们思想意识的变迁，某些传统思想的隐退，某些近代意识的萌发，也并非在任何时候都通过狂风暴雨的变革方式表现出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决定使用公元纪年和阳历，作者对此持冷漠态度，仍然在日记上沿袭干支纪年和阴历月日，所不同的无非是用公元和阳历给以注释而已。可是当中学生兴高采烈地演戏庆祝新年元旦，并且理直气壮地以演戏疲劳过甚为由要求添假一天时，作者这才意识到世事的变化，并且感慨说，千百年来清高的“士”，是羞于与“倡优”为伍的，可是现在的“士”却以行“倡优”之事为乐了。当然，旧中国的社会进展是相当迂缓的，内地的前进步伐更显得蹒跚，日记中那些灰暗的色彩，感伤的情调，松弛的节拍，可说是一个古老民族落后的影子。
我对作者的直率感到由衷地敬佩。他整理自己五十多年的日记，分明是企盼“当道采集”、“代为印行”，却努力保持当年日记的原来风貌。除了对自己的学业成绩、书画作品和在黄安（今红安）的政绩稍有自炫之意（这也是原始思想）以外，他并未打算把自己写成思想多么高超、功业多么伟烈的英雄。恰恰相反，倒是如实地记录下自己头脑中那些落后思想以至“不洁之念”，譬如名教观念、迷信思想、迷恋科举、重男轻女、制作前人书法赝品、邀妓女陪同宴饮等等。当然，日记更多的内容是叙述个人和家庭的苦楚，如失业、负债、贫困交加、丧父失子等等，虽有自我怜悯的弱点，却是旧中国知识分子悲惨境遇的真实记录。不过日记的主要价值并不在这里，它的好处是比较具体地叙述了作者和他的同辈人（如张肖鹄、刘菊坡等），如何经历了科举生涯转入新式学堂，如何逐步改变传统观念接受“排满”革命思想，又如何在武昌首义以后从兴奋转入消沉并出现新的分化……或许可以说，日记粗略然而颇为生动地勾画出辛亥前后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群像。这些内容将可丰富我们研究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问题的认识，而从真实性来说又要超过若干堂而皇之的所谓回忆录。
年轻的读者也不妨看看这部日记，即令不是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和研究的同志，从中亦可吸取某些有益的东西。看看那一代青年走过的道路是多么崎岖坎坷，经历的生活是多么惨淡艰难，这样才可以了然于他们何以那样欢欣鼓舞地迎接全国的解放，何以历尽磨难挫折而仍然那样热爱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从这个意义来说，朱老的日记又可以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辅助读物。峙三先生是一位爱国的正直的知识分子，由于封建文化习染较深，为人过于谨小慎微而且受到家庭困难的拖累，在每个历史转折时期都未能跻入先进的行列。辛亥革命前夜，刚接受“排满”思想不久，突然呕血不止，卧病在床，以致未能投身武昌首义。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当友人董必武等继续抗争并寻求新的革命道路的时候，他仍然困于贫病，为一家老小衣食奔忙。直至解放以后，湖北省人民政府任命他担任参事室参事兼文物整理保管委员会委员，生活和医疗有了可靠的保障，他才得以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充分发挥余热，勤奋地工作和学习。
朱峙三先生改变祖国贫穷落后面貌的善良的愿望，只有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才逐步化为现实。他非常珍惜革命胜利的成果，并且真诚地想为社会主义建设增砖添瓦。关于这部卷帙浩繁的日记，他也想尽可能使之为社会所利用。他生前曾说：“倘蒙当道采集，认为予此记具有历史意义，列为稗官野乘而代为印行，则朝章国故、民间文艺，或赖以知。历史沿革、社会发展真相，于各学校授近代史者与社会文艺作家，无不小补也。”我想，日记的影印出版，正是尊重这样一位爱国老人的遗愿。
朱峙三先生小传
胡香生撰文
朱峙三(一八八六—一九六七)，原名鼎元，幼名锺权，后改名继昌、峙三，字峙山。湖北省鄂城县达明乡人。一九○四年补诸生。一九○五年入一年制的武昌县师范学习，一九○六年考取两湖总师范学堂。在两湖总师范学堂学习期间，于课余在《汉口中西报》等数家报馆兼职，任访事员、主笔。此时已具有明确的反清思想，积极参与传递革命信息、接交革命文件等活动，是学堂中革命工作主持者周鹏程等人的知心朋友与得力助手；曾以“共进会中的两湖学生代表”之称被李廉方载入《辛亥武昌首义记》。
武昌首义后，任湖北军政府内务部书记官。一九一一年十月十六日《中华民国公报》创办，任编辑员。一九一二年初奉派赴黄安县任书记官并兼理司法。一九一三年秋，他因性格廉介、耿直，与新政府中的旧官僚格格不入，于是转而投身于教育界，先任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员。一九一四年为照顾家事，改任鄂城县寒溪中学教员。一九一七年任大冶中学教员。一九一九年在武昌三一中学任教。一九二○年复任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员。一九二六年以前还担任过江汉中学等校的教员。
一九二六年任沙市征收局长，并与张国恩、董必武多有联系。一九二七年闲居。一九二八年在湖北省民政厅工作，直到一九二九年年中，出任蒲圻县县长一年。一九三○年又曾一度在武昌文华中学任教。一九三一年任湖北省财政厅秘书。一九三二年任湖北省水利局密查员，同年九月改任民政厅帮办秘书。一九三三年出任黄冈县县长。一九三五年改任湖北监理捐税委员会干事兼省政府公民训练委员。一九三七年改任湖北省财政厅整理田赋委员。一九三八年随省政府迁往恩施后，任湖北监理捐税委员会调查组长。一九四○年改任湖北省政府视察。一九四二年改任省政府参议，同年暑期受聘为湖北省立教育学院(后改为国立湖北师范学院)国文专任教授，直到一九四六年底。一九四六年冬，又被聘为湖北省立临时大学先修班国文专任教授。一九四七年夏末，改任汉口法政学院教授。一九四八年冬，任湖北先贤遗着编纂处编纂。一九四九年四月，武汉疏散人口，遂迁居鄂城县胡林乡。
一九五○年应邀在湖北省文物整理保管委员会任委员。同年八月调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仍兼省文保会委员。此外，他还擅长书画与演奏古琴，是中国音乐家协会武汉分会的首批会员。亦有中南大区及湖北省与政法、友好恊会、方志、美术等各界有关的名义职务。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病故于武昌，终年八十一岁。
注：胡香生是朱峙三先生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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