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語言學傢、哲學傢、政治傢。1767年生於波茨坦。1787—1789年就讀於法蘭剋福大學和格廷根大學，1801—1810年任普魯士宗教和教育大臣，緻力於教育事業的改革。1809年創建柏林大學，即現在的洪堡大學.1810—1819年任外交官。1819年以後辭去公職，專門 從事學術研究。

在德國近代史學者的筆下，他是一個具有人文主義精神的民主政治傢，能乾老練的外交傢，學者型的社會活動傢。他又是一個追求完美人性的教育改革傢，科研與教學相統一的新型大學的創建人，因此常為西方教育史傢提到。他有時齣現在西方美學史、文藝理論的著作中，被描繪為席勒(Friedrich Schiller)和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思想的繼承者，德國古典主義的最後一個代錶。人類學傢也經常提到他，因為他繼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康德(Immanuel Kant)之後，從實踐和理論兩方麵從事過“人的研究”，比較過民族、文化的異同。最後，在語言學史著者的眼中，他是一個偉大的語言理論傢，普通語言學的奠基者。

洪堡特對許多語言都有廣泛的認識。他研究過歐洲的巴斯剋語、美洲的印第安語，非洲的埃及語和亞洲的梵語、漢語、日語等多種語言，是比較語言學創始人之一。他善於突破曆史局限，透過個彆的語言現象，深入考察人類語言的普遍特性。在語言的本質和功能、語言與思維的關係、語言的文化內涵等多方麵的問題上，他都做瞭富有創見性的研究和探討，為現代語言學思想奠定瞭基礎，被譽為德國最偉大的人物之一。洪堡特第一篇有關語言學的著作是1820年6月29日在柏林學會宣讀的一篇報告《依照語言發展的不同時期論語言的比較研究》，在這篇文章裏他起草瞭他所設想的語言哲學體係的綱要。1828年，他發錶瞭《論雙數》一文，這標誌著他在語言研究上完全轉嚮理論研究的開始。他一生中最後也是最大的一項工作是《論爪哇島上的卡維語》的寫作，這篇巨著共分三捲，陸續齣版已在他去世以後的1836—1840年。書中附有一篇長達300多頁的緒論，題為《論人類語言結構的差異及其對人類精神發展的影響》，這篇緒論是洪堡特語言理論的代錶作，對其後的語言研究産生瞭深刻的影響。洪堡特有關語言的創造性特徵的論述，是他的語言理論的精髓。他認為語言絕不是一個實體或已完成的事物，而是一種創造活動，是人的心靈不斷地用聲音來錶達思想的活動。語言所要錶達的意義內容是十分廣泛的，其運用手段卻極為有限，這些手段並不為個人獨有，而是所有語言使用者的“共同本質”。對於語言和民族的關係問題，他認為語言是民族的最大特徵，民族的語言即民族的精神，它們之間的關係密不可分。語言隨著民族的成長而發展，它是民族精神的外在錶現，同時它又是民族的曆史和文化的載體。所以，研究語言不能孤立地看問題，應該與曆史文化、風俗習慣的研究相結閤。洪堡特把語言置於具體民族的文化背景之中，進一步考察瞭語言在人們認識世界和處理事物的活動中所起的作用。他認為語言從精神齣發，再反作用於精神。任何語言都具有接受一切事物並且將其付之於錶達的靈活性，但無論怎樣都不會對人的認知活動形成絕對的製約。在他看來，語言是人類本質的組成部分，其萌發是由於人類的內在需要，而不是僅僅産生於維持外部交際的需要。洪堡特細緻地考察瞭許多語言，以詞的語法形態為主要依據，將世界語言分為三類：孤立語粘著語和屈摺語。他認為漢語是典型的孤立語言，梵語則是典型的屈摺語，包括粘著語在內的所有其它語言處在這兩種極端類型之間。世界上的語言有比較完善和不太完善的區彆。但沒有優劣之分。即使是最野蠻的部落的語言也不應該予以歧視，或貶低它的價值，因為每種語言都是人類原有的創造語言的能力的錶現。

洪堡特的語言哲學思想宏大深邃，對20世紀的語言學産生瞭深刻、持久的影響。歐洲語言學界魏斯格貝爾等的“新洪堡特派”，美國的薩丕爾、沃爾夫的語言學說都在不同程度上繼承和發展瞭他的語言思想，他的許多富有創見的理論觀點至今仍有極其深刻的意義，為當代語言學研究者所矚目。

《論人類語言結構的差異及其對人類精神發展的影響》主要包括馬來民族各部落的居住環境和文化狀況、導論的對象、對人類發展過程的總的考察、特殊精神力量的影響：文明、文化和教養、個人和民族協同作用、對語言作更詳盡的考察、語言的形式、語言的一般性質和特點、語言的語音係統、內在語言形式、語音與內在語言形式的聯係、對語言動作的詳細分析、詞的孤立、屈摺和粘著和以詞的統一性的進一步考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