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剋·費瑟斯通，諾丁漢特倫特大學社會學與傳播學教授，《理論、文化與社會》雜誌的創始編輯之一，現任“理論、文化與社會”中心主任。費瑟斯通是後現代主義和文化全球化論爭最有影響的參與者之一，他的著作《消費文化與後現代主義》（１９９１）和《消解文化：全球化、後現代主義和身份》（１９９５）等已經産生瞭廣泛的影響。

簡介：

所有的讀者都會從這本書中受益。 ——齊格濛·鮑曼

前 言

我最早對消費文化發生興趣是在七十年代後期。那時，法蘭剋福學派及其他批判理論的倡導者們，在《泰勒斯》（Ｔｅｌｏｓ）與《新德意誌批評》雜誌上發錶的許多精彩論述與評論，激發瞭我對這個問題的興趣。有關文化工業、異化、商品拜物教和世界的工具理性化的種種討論，將人們的興趣從生産領域轉嚮瞭消費和文化變遷過程。在我對老齡化這個（至少從社會與文化理論傢的眼光來看）長期以來尚未被提高到理論化高度的問題進行研究時，這些對問題的概念化形式給予瞭我特彆大的幫助。盡管就生活時間與曆史時間的交錯、代際經驗、身體與自我的關係而言，老齡化研究提齣瞭許多重要的理論問題，但是，有一點很清楚，人們很少聯係到文化變遷的實質過程來探討它們。批判理論傢及其他人的研究（尤其是埃文（（有關本書的英文人名，請參見《附錄：中英文人名翻譯對照》，下同。——譯注）），１９７６），注重媒體、廣告、影像及好萊塢模式等的重要作用，為彌閤這一缺陷架起瞭一座有益的橋梁，並且進而提齣瞭它們何以能夠影響人們身份地位的形成和日常生活的實踐等問題。此時我正在與邁剋·赫普沃斯閤寫一本書，在該書中，我們將中年重新定義為“中青年”中更為活躍的一個人生階段。我們對新市場的發育，對那種特彆關注“中青年”如何能夠保持年輕、健美的消費文化生活方式的蔓延，作齣瞭看起來是更閤理的解釋。這個觀點在一九八一年提交英國社會學學會的一篇題為《老年與不平等：消費文化與中年的重新定義》的文章中得到瞭詳盡的闡述（費瑟斯通與赫普沃斯，１９８２）。接著我又發錶瞭一個更為理論化的小文章《消費文化中的身體》（費瑟斯通，１９８２），後來，一九八三年，《理論、文化與社會》雜誌就消費文化問題特彆齣瞭專刊。

今天，盡管人們對“消費文化”一詞的興趣和對它的使用與日俱增，阿多諾、霍剋海默、馬爾庫塞及其他批判理論傢的理論卻不再被看成是很有意義的瞭。他們的方法取嚮，是通過對今天看來已經站不住腳的關於真實個體與虛假個體、正確需求與錯誤需求的區分，對大眾文化進行精英主義式的批評。普遍的看法是，他們瞧不起下裏巴人式的大眾文化，並對大眾階級樂趣中的直率與真誠缺乏同情。而對後一點的強烈贊同正是人們轉嚮後現代主義的關鍵。然而，盡管在分析消費文化時，齣現瞭大眾主義（（Ｐｏｐｕｌｉｓｔ，與民粹主義是一個詞，但是考慮到“民粹主義”在中文裏專指一八六○至一八七○年代的俄國民粹主義，而本書中Ｐｏｐｕｌｉｓｔ、Ｐｏｐｕｌｉｓｍ則指社會—文化理論中的非精英／反精英主義，與俄國民粹主義有很大不同，故譯作大眾主義，以與大眾文化對應。——譯注））的轉嚮，但批判理論傢們提齣的問題，諸如“如何區分文化的價值？”“如何進行審美判斷？”以及與實踐問題相關的“我們應該怎樣活著？”等等，可以說實際上並沒有被取消，而僅僅是被擱置到一邊罷瞭。

這裏，我的興趣在於一種具有反思性的觀點，它在後麵關於後現代主義的章節中體現得最為明顯，而相關的問題是：我們怎樣、為什麼選擇這樣一個獨特的參考框架和評論視角？如果在對消費以及諸如消費文化之類的概念進行研究時，研究者得以使自己的研究方式進入到社會科學和文化研究的主流當中，那麼這又意味什麼？消費與文化，這在過去一直都隻是一種附帶性的研究題目，直到最近還仍然被認為是派生的、邊緣性的、女性化的，是生産和經濟這些更男性化的中心領域的對立物，現在它們是怎樣在對社會聯係與文化錶徵的分析中被賦予瞭更為重要的地位？難道我們已經進入到一個文化與消費兩者都在社會組織內或社會間組織中起著更為關鍵作用的新階段瞭嗎？貝爾、鮑德裏亞以及詹明信是以不同的方式對這一主題進行研究的。關於我們已進入到一個“資本主義”或消費資本主義的、“工業化”或後工業抑或信息社會的、“現代性”或高度現代性抑或後現代性階段的理論假設，確實具有新穎獨特的色彩，它們足以使我們用一種全新的概念去關注問題。但是，除此以外，我們還必須麵對這樣一種可能性，即不是客觀現實發生瞭變化，而是我們的認知發生瞭變化。這與馬剋斯·韋伯的警句正相吻閤：每個人所看到的都是他自己的心中之物。所以，我們有必要去研究這些觀念在文化人（藝術傢、知識分子、學者、媒介人）中的概念形成和消解過程。這使我們注意到發生在專傢們的文化場域及各子域中的某些特殊的過程：已確立優勢地位的主導者與外圍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ｎｄＯｕｔｓｉｄｅｒｓ ）之間為爭奪壟斷並鞏固符號等級秩序而進行鬥爭的過程。隻有從嚴格的文化模型、闡釋、概念性工具、理論的意義上，去試圖闡明那些影響著專傢們的文化生産的過程，即文化專傢們不斷變化著的實踐、他們之間的相互依賴關係及權力平衡關係，纔能更好地闡釋我們關於“外邊那個文化”（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ｕｔ ｔｈｅｒｅ）的認知和評價。這樣一個難題，即專傢們各式各樣並且捉摸不定的文化的專門模式和意指體係，與構築我們每日每時活生生的文化結構的實踐之間的關係，不僅對於理解人們為何轉嚮對大眾的、流行的、消費的文化作齣肯定或否定的評價具有重要意義，而且，我認為，這也是理解後現代主義的關鍵。就我自己而言，對後現代主義的興趣是我在試圖理解消費文化時，碰到瞭許多難題後激發齣來的，也是我去探索由貝爾、詹明信、鮑德裏亞、鮑曼及其他人所提齣的關於消費文化與後現代主義的直接關係而引發齣來的。

所以，在本書的許多章節中，我也流露齣瞭對由於後現代主義的興起而産生的一係列令人睏惑的問題的關注。在這些章節中，我不僅嘗試著把後現代當作由藝術傢、知識分子、或其它文化專傢所發動的後現代主義文化運動來研究，而且還去探究嚴格意義上的後現代主義，是如何與可被稱之為後現代的日常生活體驗及實踐中廣義的文化變遷相聯係的。不應僅僅把文化專傢們看作是在某種簡單關係中，被動地充當著對文化變遷的標誌和軌跡的特殊而修養有素的接受者、說明者、闡釋者。他們在教育和培養觀眾（（“觀眾”，原文是ａｕｄｉｅｎｃｅ，英文中有觀眾、聽眾、讀者等意思。原著中，多數情況下，ａｕｄｉｅｎｃｅ都均包含瞭這三個涵義，是指文化産品的接受對象。為敘述簡便起見，本書中文的翻譯以“觀眾”一詞來代錶其餘兩層涵義。 ——譯注））的過程中所扮演的主動角色和興趣，也必須加以研究，而且，這些觀眾也憑藉後現代這一稱謂而對如何理解一係列獨特的體驗與文化産品變得敏銳起來。這也錶明，文化專傢與其它經濟的、政治的、管理的及文化媒介的專傢群體之間的相互依賴關係及權力鬥爭，發生瞭重要變化，這種變化影響瞭他們對知識、文化導嚮手段和文化産品的壟斷與反壟斷的能力。簡單地說，我們不僅需要去問“什麼是後現代？”這樣一個問題，而且還要問：我們為什麼、怎樣纔能對待這個特殊的問題？所以，不論是否有人把實際的文化變遷與社會過程當作超越現代、嚮後現代轉變的證據，我們都需要去探求人們之所以能夠肯定地接受後現代概念、以及後現代作為一種強有力的文化形象齣現之所以可能的那些條件。

從高度抽象的層次上說，雖然根據一係列具體的特徵，將西方社會曆史中某一特殊的大斷裂時期定義為“現代性”，並假定我們現在已經離開此“現代性”的核心而走嚮瞭彆處，似乎是十分閤理的。但是，這樣定義本身就很成問題。這裏的危險性在於，我們越是考慮那些當初被認作現代性的負麵因素所形成的一係列相反特徵，它們就越是捉弄人似的體現在我們的生活中，並似乎正在不斷地變為現實。以前那些迷戀秩序、閤作和係統性整體等觀念的人，現在學會瞭去運用那種強調無序、模糊與差異的新認識框架來看待問題。然而，這並不是嚮“後現代性”邁齣的一大步：後現代這個詞，包含重大時代轉變之意，它的可信性是從諸如後工業社會、信息社會這樣同樣具有思辨色彩的術語中推演齣來的。一種高度抽象的演繹性理論，本身無所謂錯誤，除非它想試圖藉助超越經驗研究（或者證明自己並不需要經驗研究）來顯示自己的可靠性，並使自己由此而取得閤法性。遺憾的是，“後現代”及其相關語族中的詞語常常就處於這種情況。的確，有些人就認為，後現代主義意味著我們必須設法貶斥和廢棄舊式的方法論，而不是去研究後現代，確切說，他們要我們去實踐後現代主義，並建構齣後現代的社會學。

這樣，本書的中心目的就是去試圖闡明後現代主義是如何興起的，又如何成為一個強有力的、富有影響的文化意象的。也就是說，後現代主義並非僅僅是失去瞭影響的知識分子為使自己的權力潛能得以實現而精心設計齣來的一個“人為的”東西。恰恰相反，它所提齣的問題，涉及到知識和文化的生産、傳遞、傳播等各個方麵。本書各章還將認真探索被標識為後現代主義的種種體驗和實踐，並努力去研究和理解與這一範疇相關的各種更加寬泛的社會現象。然而，當我們直接麵對這些實際的體驗和實踐的時候，我們就會清楚地發現，在所謂後現代、現代性、甚至前現代的體驗、實踐之間，有著很大的相似性。因此，這就要求我們廢棄那些諸如“傳統”、“現代”、“後現代”之類的簡單的二分法或三分法，而去關注那些最好被稱為“跨現代”（ｔｒａｎｓｍｏｄｅｒｎ，它的相關範疇是“跨現代性”，ｔｒａｎｓ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的體驗與實踐中的相似性和連續性。正是這樣一些理論主題，這樣一些理解當代社會中文化的重要性與文化作用的擴張所必需的概念及定義方麵的問題，使得後現代變得如此饒有興味。

這樣一些關於文化與社會關係的理論問題，在本世紀八十年代就已經齣現瞭。這些理論錶明，過去我們在很長的時間內，一直是直接從社會的角度以社會結構這個概念去分析文化的，但是現在，我們關於文化的概念需要從基本意義上作一次大的修正。的確，很難把後現代問題與對文化進行理論概括的興趣分離開來，因為正是這種引人矚目的興趣，纔把後現代問題從一個邊緣地位推嚮瞭各種學術領域的中心。這也反映在我們編輯《理論、文化與社會》雜誌的許多特刊時，對後現代主義所寄予的關注。哈貝馬斯與福科之間的爭論，是使我最早留心這個問題的契機，它促使我為《理論、文化與社會》編輯瞭“現代性之命運”的特刊（１９８５，２）。對這期特刊的準備及後來的連續反響，很清楚地錶明，後現代主義問題需要從更廣和更全的意義上去對待。這促使《理論、文化與社會》後來齣版瞭“後現代主義”這本閤期特刊（１９８８，５［２－３］）。我還清楚地記得，當時，對後現代主義是否僅僅是一個正在消失的時尚或者僅僅是某種短暫的流行術語，還存在著大量的懷疑。現在，很清楚，後現代主義比時尚更有生命力，並且也看得齣來，它能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繼續保持其強勁的文化影響力。這就是為什麼社會科學傢及其他人對後現代主義如此感興趣的原因所在。然而，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仍然可以看到，是否已經齣現瞭一個能夠被整閤到現有概念體係中去的關於後現代的社會科學概念，抑或更有甚於此，正齣現（或正需要）一個全新的概念模式和認知框架，尚需拭目以待。誠然，對於那激發齣如此巨大的社會和文化理論難題的後現代的齣現，我們隻能以雙臂相迎。

我要感謝在《理論、文化和社會》雜誌中的所有的同事和朋友對我編輯此書的幫助和鼓勵。我尤為感激與我詳盡地討論過許多觀點的邁剋·赫普沃斯，羅蘭德·羅伯遜和布萊恩·Ｓ．特納。我還要感謝斯蒂芬·巴爾、齊格濛特·鮑曼、斯蒂夫·貝斯特、約瑟夫·布萊切爾、羅伊·博伊恩、大衛·錢雷、諾爾曼·鄧金及羅伯特·埃利亞斯、喬那森·弗雷德曼、漢斯·哈菲坎普、道格·科爾納、理查德·剋爾明斯特、阿瑟·科洛剋爾、斯科特·那希、漢·莫馬斯、斯蒂芬·曼內爾、卡羅·濛嘎切尼、喬治·斯道斯、弗雷德裏希·泰恩布魯剋、威廉·凡·雷詹、安迪·韋尼剋、剋斯·烏泰斯及德雷剋·威尼對我的幫助和鼓勵，我與他們討論瞭本書中提齣的許多研究主題。此外，我還要提及在提塞理工學院（Ｔｅｅｓｓｉｄｅ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社會研究與管理係的同事們對我的慷慨支持，特彆是勞倫斯·塔斯剋和奧利佛·科爾撒德對我在編輯《理論、文化與社會》這個獨立期刊方麵所提供的組織支持與鼓勵，它在我增進和保持對後現代問題的興趣方麵是至關重要的。我還要感謝詹·康奈爾、馬丁尼·梅爾伯和數據室對本書各章節的許多修改的細緻耐心的打字輸入。

本書各章節的原齣處是：

１． 《現代與後現代：定義與闡釋》於一九八八年二月在倫敦大學哥德斯密斯學院、一九八八年三月在特裏特大學比特波羅分校的討論課上宣讀過，一九八八年五月在意大利阿馬爾菲的阿馬爾菲歐洲社會學奬大會上亦作過宣講。一九八九年六月，此文修改後，在裏斯本的社會學研究與調查中心曾作過演說。當時的題目是：“對後現代的追求”，發錶於《理論、文化與社會》（１９８８年５［２－３］）。

２． 《消費文化理論》是一九九○年發錶於《社會學》（２４）上的一篇論文《消費文化的視角》的修訂稿。

３． 《通嚮後現代文化的社會學》曾於一九八七年五月利茲大學的理論課上及一九八七年六月在不來梅的“關於社會結構與文化的歐洲社會學理論團體會議”上作過演講，並先後以英文、德文等文字分彆於一九八九與一九九○年被收入Ｈ．哈菲坎普主編的《社會結構與文化》（Ｂｅｒｌｉｎ：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

４． 《文化變遷與社會實踐》曾於一九八七年五月，由國際文學與哲學協會的道格·科爾納在堪薩斯的勞倫斯組織的對弗雷德裏剋·詹明信著作的研討會上宣讀過。修改後發錶於Ｄ．科爾納主編的《後現代主義詹明信批評》一書中（華盛頓：Ｍａｉｓｏｎｎｅｕｖｅ齣版社，１９８９）。

５． 《日常生活的審美呈現》最初是一九八八年四月在新奧爾良的“大眾文化協會大會”上的講演，同年九月在哥本哈根的“作為曆史的現代性大會”上及同年十月在瑞典倫德大學（Ｌｕ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的討論班上也作瞭相同演講。此文被收入Ｓ．那希及Ｊ．弗裏德曼主編的《現代性與認同》一書（牛津：Ｂａｓｉｌ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６． 《生活方式與消費文化》最早是於一九八五年十二月為在提爾伯格大學的“日常生活，閑暇與文化大會”上的提交的論文，後來被收錄在恩斯特·梅吉爾主編的《日常生活：閑暇與文化》（Ｔｉｌｂｕｒｙ，１９８７）並於一九八七年發錶於《理論、文化與社會》雜誌（１９８７，４）。

７． 《城市文化與後現代生活方式》是為一九八九年六月在羅特德曼的“第七屆歐洲閑暇與娛樂協會關於未來城市的代錶大會”提交的演說論文，發錶於會後由Ｌ．Ｊ．Ｍｅｉｒｅｓｏｎｎｅ主編的論文集《未來的城市》（ＴｈｅＨａｇｕｅ： Ｓｔｉｃｈｔｉｎｇ 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ｃ，１９８９）。

８． 《消費文化與全球失序》是一九八七年於西印度群島聖·馬丁舉行的“宗教及尋求全球秩序大會”上的演說論文，它被收入Ｗ．Ｒ．Ｇａｒｒｅｔｔ與Ｒ．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主編的《宗教與全球秩序》一書（ＮｅｗＹｏｒｋ： Ｐａｒａｇｏｎ Ｈｏｕｓｅ）。

９． 《共同文化抑或非共同文化》最早是為高等教育基金會一九八九年三月在牛津聖安娜大學的“高等教育價值會議”提齣的論文，此文修改後發錶於《高等教育反饋》雜誌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