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史蒂文·塞德曼教授是美国著名社会理论学家。在本书中，作者构建了一个关于社会学理论的后现代解释框架，也是对社会学理论史重新梳理和诠释。从孔德开始的社会学，到现代社会学的奠基者马克思、杜尔凯姆和韦伯，一直到当代的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当代流行的各种社会学理论，如吉登斯、布尔迪厄、沃勒斯坦，以及英国的文化研究，后殖民理论，美国的当代的各种社会运动，等等，作者试图放在一个统一解释框架中予以理解。

作者的解释框架有两条主线，其一是社会分析，其二是道德立场。作者认为，任何社会学的抽象理论，都必然有一定的历史社会起源，并且一定植根于相应的道德信仰之中。以历史社会起源和道德信仰来解释社会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是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方法论的体现。用这种可以称之为“后现代”的方法批判和梳理传统的社会学理论史和思想史，就会发现，我们以往的社会学知识，作为既定的、大一统的、无可置疑的科学知识，都是有“争议”的。因为，对社会现象有多少不同的互相抵牾的解释，就有多少不同的互相抵牾的含义，但没有任何一种解释可以在理论范围内证实自己或证伪其他。

后现代方法论注重社会理论产生的历史条件，强调分析该理论所预设的前提和所预设的解释范围。更重要的是，后现代方法论认为，任何社会理论的建构，都与社会权力(包括社会运动)相关。所以，社会理论也无非是为某种特定的社会构造(social construction)设定规则和规范而已，正因为社会理论是如此地产生和建构的，就要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和一定范围内评价其核心概念和方法论的含义，以及该理论在政治实践中的效果。后现代方法论还注意到，对某种特定的社会理论，有些社会要素被“神圣化”了，而有些要素被故意忽略了；有些社会要素被“放大”了，而有些要素被“扼杀”了。社会理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形，是因为任何社会理论，一方面不可避免地来源于某种社会权力，成为这种权力的系统话语，并为之服务；正因为具有这样的社会性，另一方面，任何社会理论都不可避免地采取某种特定的道德立场，肯定或否定某种政治实践，维护这种社会权力或抵制其他的社会权力。即便是所谓的“科学”社会理论，也同“科学”的社会势力相关，也起源于与“现代．性”相关的历史条件。当“科学”的社会理论成为理论世界的霸权话语，也就意味着“科学”的社会势力成为了统治性的社会权力。

从后现代方法论角度，社会理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所谓“真理”，不可能通过积累而形成真理体系，从而达到人类认识的极限。社会理论属于知识的范畴，要应用这种知识，就要分析社会理论与实践的相关性，以及在实践中的局限性。当社会学知识被应用在利益冲突的环境中或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就会变得“有争议”了，社会学知识所标榜的“真理性”就会受到质疑。当我们进入了“后现代”时代，社会结构不断分化，大一统的政治权力被极大地消解，社会被各种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教育的、种族的、宗教的、文化的势力多元化，原来传统的经典性的社会学知识遭遇到颠覆性的挑战，无法继续维持其垄断性的话语霸权，在实践中无法坚持其统一的道德立场。这种社会学理论的现状，使得传统的社会学理论史处在危机之中。如何理解社会学理论的起源、发展和演变，如何看待社会学理论的价值和意义，如何沟通“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就成为社会学理论本身的重大课题。作者的这本著作可以看做是解决这些课题的重大努力。

作者史蒂文·塞德曼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他长期研究后现代社会学理论和倡导后现代方法论。也许是因为他公开提倡社会学的道德立场，使得他特别注意社会变化的趋向和新社会运动的社会学理论的阐释，并取得了丰厚的学术研究成果。他发表了大量论文，著作等身，其中有多种被翻译成法文、西班牙文、日文和中文。这本《有争议的知识》是他对后现代方法论的系统的和理论的总结，特别是对福柯“权力一知识”关系的阐发和实际应用。这本著作自1994年出版，1998年再版，成为美国许多学校的社会学理论的教科书和参考书，其中的某些章节，成为研究生研究和讨论的主题或辅导材料。我在美国攻读社会学博士期间，选修了史蒂文·塞德曼教授全部社会学理论课程，在担任他的助教期间，为他的研究工作搜集和查阅资料，使得后来我的博士论文极多地得益于后现代方法论。值此机会，谨向塞德曼教授表达我诚挚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