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兒的回憶

1月7日，雖然大街上的風吹來陣陣寒意，北京的陽光還是燦爛的。在詩人劉湛秋零亂的家中，李英（英兒）在顧城悲劇事件後第一次直面國內記者的提問。她想擺脫過去的陰影，她想面對公眾正常地生活，她想完成文學夢……但提問和敘述都還得從無法繞開的悲劇展開。

在激流島上過著"影子"生活

我從一開始認識顧城，就陷入到唯美主義的幻想裏，非常地理想化。顧城出國前，我只見過他4次面，都是和朋友一起去的，沒有單獨見過。每次像進殿堂朝聖一樣，我的精神世界被他的光環所籠罩。

後來我之所以要出國，就是特別想爭取一個自由空間。北京的衚同能帶來人際關係的親密，但沒有私人空間，起碼沒有自己的房間，自己的所有想法和劉湛秋的愛情都在壓抑之中。我想找一個地方，沒人管我，海闊天空地活。還有一個想法，想在國外打造一個空間，邀請湛秋出國，我們能自由地走在大街上。

1990年7月5日我離開北京去新西蘭，到了激流島上一個星期之後，我對顧城提出到外面找工作，因為當時錢是一個具體的問題。氣氛一下就僵硬了，以前沒有見過顧城那樣不好的臉色。我意識到讓他失望了，他感到了他所不能忍受的世俗。這造成了我的分裂，不能定位我的對錯，我原以為我的自由和獨立不是世俗的。謝燁告訴我不要刺激他，他的情緒非常極端化。過了幾天他的態度緩和下來，我也喘了一口氣。

其實島上是找不到工作的，沒有商業和工業，也沒有別的華人。這島是顧城和朋友一起旅遊時找到的，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一些有厭世傾向的英國移民聚集到這裡。顧的孤獨感是與生俱來的，不合群，表面上對人很禮貌，但不容易和人溝通，他說找到一個可以溝通的人，就非常看重。能與顧城溝通，我感到非常榮幸。當時我以為自己非常成熟，他說的每一句話我都能聽懂，能理解他夢幻的空間。他對我也一樣。

在島上時間長了，我和顧城能進入談詩、談精神的東西，我開始把和湛秋的感情、對他的渴望化成一個世俗的現實。湛秋在我們一開始就說即使他離婚了，也不可能和我結婚，不想再戴上鐐銬。開始時對我的傷害很大，在島上我可以沒有這個痛苦，可以只談精神，不談身體之愛，我以為顧城可以給我帶來這些。在國內，我和湛秋的關係是秘密的、壓抑的，對家裏人和朋友都不能講，比如我想把和湛秋初吻的感覺對所有的女朋友講出來分享，但不可能。和他一起到飯店吃飯都要先看看裏面有沒有熟人。這也是刺激我出國去那島上的一個原因。

在島上我卻又成了另一個"影子"。奧克蘭的朋友打電話來要我去，我不能說為什麼不去。台灣媒體來採訪、約稿，我都會在事前離開房間躲到海邊去，雖然他沒有說要我離開，但我意識到自己得給自己一個臺階下。

英兒中的性描寫是歪曲事實的

顧城對我做"那事"的房子非常破，我住的地方是客廳後面的一個拐角，沒有門，只有一個窗簾。這件事對我的刺激很大，有一種坍塌的感覺。我是把顧城和謝燁當作一個整體來看的，後來我意識到謝燁是知道他的舉動的。我從聚焦的光芒裏被摔到黑暗裏。現在我不知道他是怎麼想的，《英兒》中寫的，不是當時的情景。《英兒》中單獨的一個性描寫，是沒有精神背景的，是歪曲真實的。顧城想通過這個舉動把我留下來，這裡面有中國男人的傳統意識。

後來我和顧城在島上伊麗莎白的家裏住了一個月。顧城排斥自己的兒子，把他寄養在毛利人家裏，也不讓謝燁去任何別的地方，包括去看兒子。他認為兒子是闖進他的世界裏的，對他的生活是一種侵犯。我以為是女兒就會大不一樣了。我們在一起不是人們所說的那種男歡女愛，他住一間房，我住一間房，我們談話的時間特別多，他的精神緩和了很多，一個多月裏他沒發過偏執狂病。我們也談到性，我也在那種時候對他說過"放鬆一點"。他做這事時特別緊張，不是在享受性愛。他要做，覺得不能再控制了，又覺得特別有褻瀆宗教感，想反抗自己。每次都趕快做，做完後就趕緊分開回各自的房間。

顧城殺謝燁遲早要發生

在島上有一個教我和謝燁英語的五十多歲的英國移民約翰，他也不是一個世俗的人，是我在島上惟一的朋友。他們走後，他第二次向我求婚，我有了一種被愛的感覺，覺得可以逃出"影子"了，可以讓他帶我出去，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電話號碼、私人地址，告訴朋友我是誰。1992年底，我們到了悉尼，到了正常的生活秩序中。錢是最大的一個問題，約翰也沒有錢。我去一家咖啡店工作，也想以工作來麻木自己。我們的婚姻關係也不是正常的，沒有那方面的事。

我是在悲劇事件後兩天知道消息的，約翰告訴我的，我昏了過去。原以為事情已經過去了，答應謝燁在他們平靜下來前不和他們聯繫。只在事發前一個星期給她寫了一封信，告知我的通信地址，不是家庭地址。他們應該是在事發前一天收到信，顧城不會看到信，他從不去信箱拿信的。

事件發生前他們實際上已經離婚。謝燁的人生也是被扭曲的，她也想過世俗的生活。對顧城來講，喜歡一個女孩子，看到了你靈魂中純粹的東西，你自己不保護，他也要來保護，不要你到世俗中去，這是他的信仰。我覺得他一時間衝動殺了謝燁，當時是完全失控了，他是隨時都可以爆發的人，悲劇只是一個契機的問題，在島上他跟我講過你去找點炸藥什麼的。他殺謝燁我不感到特別驚訝。

我在《魂斷激流島》中寫過這樣一件事，我們曾陪到島上來玩的一個男孩一起去海邊，顧城和謝燁先回家去，我就陪那男孩撿貝殼。5分鐘後謝燁就風馳電掣開車回來叫我回去，說顧城不對勁了。我覺得特別可笑，什麼都沒發生呀。回去我看見他正在一斧子一斧子地砍樹。他的爆發一定要體現出來。悲劇發生時，如果我在島上，斧子會砍在我身上。只是死之前，顧城對兒子有了柔情，以前他看見兒子就要繞開走的，從沒抱過兒子，這是我感到最痛心的地方。

三個人活在生與死的邊緣

在經濟上我能夠自立，奧克蘭的朋友打電話來讓我去那裏找工作。我不能離開的原因是顧城會自殺。他的自殺傾向伴隨著他的一生。謝燁對我說，他們婚後第二天，顧城說："我們一起自殺吧。"他喜歡一個女孩子，不是那種性呀什麼的男女意識，他覺得是把一個女孩子從世俗中解救出來。他的宗教感是非常強烈的。如果沒有這個背景，我們三個人在島上一起生活是沒法理解的。

我們每一天都生活在生與死的邊緣，當時我和謝燁的精神極度緊張，在山下幹活總想到回去時是否會發現顧城的屍體。我只有對自己說：明天或許會好。我的精神特別痛苦，我一方面要對湛秋隱瞞著島上所有的事情，他寫信問我何時到奧克蘭，我無法說。同時我也不敢對顧城說我和湛秋的關係。

有一天顧城收到了德國的邀請信，他不想去，謝燁特別想去。我一直認為她像聖母一樣，身上沒有什麼世俗的東西，她沒指責我和顧城在一起怎麼怎麼的。顧城說不想去，她就哭了起來，她把邀請信看成她的一道門，覺得能把顧城帶走，我也要走掉，他們再回到島上重新開始生活。其實她在島上非常痛苦，但沒有流露出來。她對我說這是顧城的最後一個機會。我們在島上生活貧困，依靠救濟金過，也沒有朋友。他們有一些朋友在德國，她感到可以出去呼吸一下子了。

送他們走後，我開車回來時覺得精神上徹底崩潰了，我剛來島上時把湛秋的情書都燒了，以為自己可以放棄世俗的愛情、生活了，來進入一個精神王國。現在已經到了盡頭。謝燁得到了她想要的，留下的一切都壓在我身上。她走之前和我談，哭了，說我應該走，但不要馬上離開島，照顧一下他們的兒子。顧城若是知道我走了，在德國也會待不下去的。

對湛秋的感情開始恢復了

事件發生後，我的生活停止了，沒法再過正常的生活。與約翰分居，精神分裂，覺得一切是一個夢。當時我想自己是要負全責的，直覺上認為如果我沒有離開島，一直防止著，悲劇就不會發生。路走到頭了，下一步就是我怎樣去死了。在澳洲看到報紙上《英兒》的摘要和有關文章後，壓力就更大了，人們會認為我是怎樣一個女人？更該死了！每一天過得非常麻木，一醒來就覺得事情沒有發生過。湛秋給我打了一個電話，壓力也開始刺激我要一步步走出來，想想到底什麼是事實？我寫了《魂斷激流島》，把島上的生活又回想了一遍，這幫我度過了特別困惑的時期。1994年我為這書回國了一次，見到了湛秋，很尷尬。雖然每一次見面都感到痛苦，但對他的感情開始恢復了，愛情幫我一步步走下去。我在悉尼開始接觸外國人，找工作，生活。但不接觸任何華人，有了《英兒》這本書，我見到華人就會感到自己是沒穿衣服的。

《魂斷激流島》出版以後，把事情鬧得更壞。湛秋接受某聲訊臺的採訪後，別人說他出賣隱私。當時很多人希望我死掉，讓故事完整，唯美主義就存在了。我沒後悔，書是我從陰影中看到亮點的一個通道。我與約翰離了婚，我感到了自由，起碼可以面對湛秋了。

（摘自2002年1月14日《法制文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