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摄影史上，沙飞是开创中国人民革命摄影事业的摄影革命家。他原名司徒传，广东开平人，生于1912年，1950年辞世。

在抗日战争爆发前的旧中国，认识到摄影能够作为一种武器，唤起民众，团结人民对国内外敌人进行斗争的，没有几个人。那时的摄影，主要被当作娱乐、消闲玩意儿，虽然也有反映现实人民生活的镜头，但作者的目的大多不在现实，而在“美”的欣赏。

沙飞不同，由于“9?18''、“1?28"事件的刺激，同时受鲁迅、茅盾、郭沫若作品“革命思想的启发”，“想做一个革命的文学青年”，因“几张好的新闻照片”使他“十分感动”，他终于“决心做一个前进的摄影记者”，开始了摄影活动。 1935 年 6 月，他参加上海黑白社。他一掌握摄影便把它作为 “ 暴露现实的一种最有力的武器”，“利用它来做描写现实诸象的工具”，“帮助人类去理解自己，改造社会，恢复自由”。

1936年12月3日至5日在广州，1937年6月25日至27日在桂林，沙飞举办的摄影个展，受到当时舆论界和文化界的一致赞颂。广州《民国日报》载文指出，“能够有意识地用反映在镜头上的社会各个角落里的现实生活为主题”，与一向“几乎没有例外的是以风景、静物及裸体为主题”的影展，“在质上略为不同”，而认定“这是摄影界的一个新动向”。陈望道教授认为沙飞个展在当时“摄影时风中简直是一种革命”，因为沙飞的作品题材内容与众不同。他的二十多幅“纪念鲁迅先生”作品，把鲁迅先生的伟大人格及其与群众的联系，活龙活现地展现于观众面前，是现代中国摄影史上少有的珍品。他第一个用摄影表现了国防的主题，揭露日本浪人入侵南澳岛，给国人报以警钟。其他展品多为中国人民大众生活疾苦的写照，而且用《张家小姐白而胖》、《我家宝宝哭不歇》等尖锐对比的标题，唤起民众，认识自己的处境。沙飞用以摄影的方法，是抓拍真实生动的现场人物形象，艺术感染力强烈。木刻家李桦说，从沙飞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活生生的人类生活，痛苦和快乐的情绪，伟大的欲望与斗争的交织，好像一幅人生纵错的图画，给我们反省、兴奋、刺激”。他感到，“唯人生”的摄影现在已不单是标出一帜，而且有压倒“唯美”摄影的趋势了。千家驹教授认为，沙飞的摄影同旧的“美术摄影”“形成一个很明显的对照，他分明是属于另一时代与另一类型的”。另一作者洪雪邨说，摄影“过去为瘦腰大腿献殷勤，现在由于沙飞的所为，转而为社会大众效劳，从雅士名媛的小摆设移送到广大的民众来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变革”。他说，“崭新的摄影艺术之途是由沙飞先生苦苦开辟出来了，此后只望有志于摄影的同仁大家走上去就是了。”

历史证明了这些论断的正确性。

1937年10月，沙飞在山西五台参加了八路军，是最早到敌后的少数几个文化人之一。12月，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将军，任命他担任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第一任编辑科科长兼抗敌报社副主任。他除了编报、用文字宣传鼓动军民抗日外，还坚持搞新闻摄影。由于他所拍摄的照片在前线战士中间和后方对内对外宣传上所起的作用，聂荣臻将军于1939年 2月在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创建了新闻摄影科，由沙飞任科长。从此，中国的现代摄影史开始了新的时期：摄影不但被敌后军民及党和部队接受为一种武器，而且正式成为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有机的一部分。

新闻摄影科建立前后，沙飞一面深入第一线，拍摄晋察冀边区军民抗战的照片，一面用带徒弟的办法，先后教会许多同志掌握摄影的武器。后来，在沙飞的主持下，军区政治部还成立摄影训练队，成批地培养摄影战士，并在各个分区建立了摄影组。经过沙飞和石少华的努力，晋察冀军区和冀中军区 (1943 年合并 ) 从 1940 年到 1946 年共办了 8 期摄影训练队，使整个军区的各个部队直到有些团里，都有了摄影员。今天，在新中国活跃着的知名摄影家中，有许多人是在这些摄影训练队里学会摄影的。

为了充分发挥八路军新闻摄影的战斗作用，沙飞提出创办一种新的画报，反映革命的现实生活。这一建议得到聂荣臻将军的支持。 1942 年 3 月 20 日 ，《晋察冀画报时事专刊》出版了。在 “ 发刊的话 ” 中说： “ 晋察冀边区，坚强地站在国防最前线，在抗日民主政权领导下，全边区的军民，一面同日寇进行着血肉的搏斗，一面用心血和汗水从事着新民主主义的建设；在血和火的斗争中，写下了可歌可泣的永不陨灭的光辉史页。我们需要把这些生动的场面，如实地记载下来，及时地传播出去，用边区军民所创造的这些现实的典范来教育自己，砥砺自己，提高胜利的信心，加强斗争情绪，达成抗战的最后胜利，同时也给抗战建国的伟业留下些纪程的实录。”这段话不是沙飞所写，但这一办报方针却道出了沙飞创办《晋察冀画报》的动机、目的和规划。《晋察冀画报》在中外画报史上占有特殊的光辉的地位。它诞生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月，是在频繁地反对日寇“扫荡”及反对蒋介石内战的残酷战争条件下坚持出版的；它以反映革命战争的新闻照片为主；它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办的第一个革命的摄影画报。

《晋察冀画报》经过两年的筹备时间。开始筹备只有几个人，沙飞分工筹建编辑部，罗光达则跑外找寻技术工人和制版印刷器材。边区军民对画报的出版给予全力支援，军工部门专门制造了对开铅印机，并派地下采购员到敌占城市代购铜锌版；卫生、后勤等部门帮助寻找制版所需药品；组织部门则调派照相制版工人、编辑人员到画报社来；边区的报界、文艺界也给予支援。刘仁同志领导的城工部，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政委程子华都曾大力协助，或帮助招请照相制版技术工人，采购凹版印刷机和照相制版材料，或派主力营护送器材通过封锁线。画报的出版，也是党派来协助筹办画报的沙飞的战友们同心同德艰苦创业的结果。画报第一期，还得到国际友人林迈可、班威廉的协助。在这中间，沙飞作为画报社主任，则是各方面这种热情的鼓动者和组织者。他联系方面广，关系多，又很有办法。尤其是他那锲而不舍的顽强意志，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以及待人热忱、吃苦在前、堪为表率的精神，对画报社的全体同志有极强的感染力。在编辑第一期画报时，发现摄影稿件不能全面反映边区情况，他就亲自下去拍摄边区建设材料。沙飞既是画报的记者、编辑和校对，又是画报设备的采购指挥、保管和保卫。为了反“扫荡”，印刷器材及药品要坚壁，有时上半夜坚壁了，下半夜因敌情缓和而取出，白天还没有来得及动用，又得再坚壁起来。画报社距敌有时不过二三十里地，但是在沙飞领导下，全体同志不打仗就编印画报。 1942 年 3 月 20 日 ，刚出了《时事专刊》， 5 月 1 日 就来了敌人 “ 扫荡 ” ，但到 7 月 7 日 ，画报的第 1 期正式出版了。由于敌人的封锁，铜版不易采购，沙飞就组织技工研究，改用铅皮制版，并制造出轻便印刷机印刷铅皮版，从最初只可印三四百份。提高到可印几千份。 1943 年 5 月 10 日 出版的第 3 期，搞出了两色版，第 4 期还搞出了彩色版。通过党建立的内部和地下交通，《晋察冀画报》不仅在边区发行，而且远到延安、重庆、昆明及南洋；通过城工部，画报还进入平、津、沪、保、石等敌占城市。敌人震惊于画报的宣传威力，开始不信是在山沟里印的，曾到敌占城市里搜查。 1943 年 9 月开始的为期三个月的大 “ 扫荡 ” ，敌人进攻最为凶残，给予画报社的损失也最大。十几个同志付出了生命，沙飞在突围中丢了鞋子，磨烂并冻坏了双脚，几乎致残。虽然如此，画报社的器材和最珍贵的底片，在沙飞的精心组织保护和妥善转移下，都安然无恙。战斗一停，机器立即开始运转，画报第 5 期于 1944 年 3 月底又出版了。

1942 年5 月1 日 ，画报社正式成立，沙飞受命兼任晋察冀画报社主任时， 还不是共产党员。同年 6 月 3 日，他被批准为候补党员， 7 月 7 日 ，画报出版第 l 期。这期画报上的摄影作品，主要是沙飞拍摄的。发表时他用了眼兵、莫燕、白桦、浪花、白婴、丽陵、秋子、静子、红叶、路涛、黄芬、刘定等笔名，第 l 期上还有未署名的作品 ( 如《将军与幼女》等 ) ，也全是他拍的 ( 后来还用过孔望、宋山等假名 ) 。应当说，画报是沙飞献给党和人民的一颗赤诚之心，也是他立志为之奋斗的摄影革命和创办新画报的一个成果。 1942 年 11 月 20 日 ，在关于沙飞转为正式党员的意见中，党的支委会是这样评价沙飞的工作态度与精神面貌的：“ 沙飞候补期中的表现：

一、工作积极顽强、负责，具有为革命工作、为自己职务而牺牲的决心 ( 这是一贯的优点，在这一时期更加发扬了 ) 。在七、八月间为突击《晋察冀画报》的出版，那时编辑的几个同志全病了，只有他一个人。另外，他又不愿和不放心将这些工作交给别人去作，因此，许多工作都是他自己去搞。在那时差不多他每天都随着机器打夜工，一直到天亮。每版画报，每篇文章的中、英文，都亲自校对，而且非常细心、耐心。他有很重的病，曾经好几次都坚持不下去了，但为了工作，他不顾自己的一切，曾经在一天晚上打夜工，为了校对画报，实在坚持不下去了，结果吐了好几次血。但在事后他恐怕影响别人的工作情绪，始终没有向别人说过。

二、在生活上，他从没有要求过或打算过如何吃好穿好。他从不计较这些。别人向他提议过让他对自己身体注意些，可以吃病号饭。但他从没有这样作过，什么时候都和大家一起，生活一贯表现是很艰苦的，从不想到私人享受的问题……”

沙飞就是这样一位把自己的全部生命和智慧献给革命事业，而在中国现代摄影史上占有光辉地位的人。对于革命的事业，他一直有长远的打算，心目中经常有着一种计划，为实现这个计划而心怀韬略，多谋善断，勇敢实践又善于创新。参加革命之后，他不满足于个人搞新闻摄影；有了新闻摄影科，他想到要为摄影事业建立一支摄影战士队伍，为军区的各个分区建立摄影组；一边建立摄影队伍，一边又筹划着创办画报，扩大摄影的宣传效果。画报社刚刚付印了第一期，有了一点规模，他就派得力的助手和学生张进学、罗光达、齐观山、

于舒等到冀热辽军区去建立画报社的分社，创办新的画报和新的摄影训练队。日寇投降后，这部分同志进入东北，成为《东北画报》的创办力量。张家口解放后，高帆同志找他，说晋冀鲁豫解放区要筹建画报制版工作，要他支援，他就派摄影科长裴植、记者袁克忠和制版技师曲治全带两名制版工人和一套制版器材以及药品、照相机、胶卷等去晋冀鲁豫。接着，又派孟振江等随同郑景康去支援山东军区建立的画报社。至于他自己，想到的却是到更艰苦的地方去，到别的解放区去，完成他早有的用摄影反映“中国四万万同胞向何处去”的宏伟

目标。他认为，在晋察冀已经做的，不过是实现了自己目标的一部分。但是，积劳摧毁了他的身体，过分紧张的工作，错乱了他的神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