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智超先生的《明代徽州方氏親友手劄七百通考釋》(以下簡稱《考釋》）是一本考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所藏七百多通明代信劄的著作。這批手劄有七百三十一通，外加賬單一件和名刺一百九十二件，閤計為九百二十四件。原件分日、月、金、木、水、火、土七冊，二十世紀中葉入藏哈佛燕京圖書館。

這是目前已知的數量最大的一批明人信劄，且收信人基本為同一人。有如此的規模，材料又相對集中，研究價值自然也就更高。收信人方用彬（一五四二——一六○八），字元素，南直隸徽州府歙縣岩鎮人。他兼有文人與商人的雙重身份。其傢本富饒，入貲為國學生，曾師事著名文人汪道昆。方用彬具有較深的文化素養，同時又在裏中開設店鋪經營古文化産業和典當業，且生平好遊，是故交遊多四方知名之士。

這批信劄的寫信者四百餘人，包括方氏宗族、親戚及各地友人。其中有相當數量的著名文人如王世貞、汪道昆、謝陛、潘之恒，著名書畫傢如周天球、詹景鳳，著名墨工如方於魯等，當然更多的是宗族成員與落魄文人。方用彬有意識地保存瞭這批手劄，期待後世識者能曉其良苦用心。然而，四百多年後的今天，這些信劄作為史料被人們使用殊非易事。隻有經過整理與考釋，信劄文本及所涉時間、地點、人物、事件清晰而坐實，方能發揮其應有的價值。而陳智超先生的著作正是對這批信劄做瞭詳細的考釋，使之成為能夠比較方便使用的史料。此書的結構包括三個部分：

（一）釋文。原信有不少是行草書，亦有流行的潦草俗體，即使是精研書法者亦不易辨認。由於這樣的睏難，著者也有少數草書未能辨識，且現有釋文中亦有少量可以商榷處，如日冊○四九函“齣公手腕，拙詩”當為“書上，手腕拙弱”；火冊一○一函“□之於懷”當為“笥之於懷”，等等。作者對於可能的差錯並不諱言，並且十分負責地將這批書信全部影印，置於全書第三冊。這為我們進一步核對、使用材料提供瞭極大的方便。

（二）考釋部分。著者根據所搜得的資料考定手劄和名刺的有關人脈網絡。首先是收信人、寫信人、信中提到的人。作者綜閤寫信人與收信人的關係、信件的內容等多方麵的綫索查找，至少考證確實瞭80%的人物名姓、身份。如月冊七十四函所提到的“史雲老”，著者根據信中“溧陽”二字，檢嘉慶《溧陽縣誌》，查得一位史繼書，著有《雲津詩集》，但他仍未遽定，後來在土冊中又見到史繼書的名刺，方更為確定。著者還根據信中所及事件來判斷寫信的時間與地點，並進而超越書信的字麵意義，尋求信劄賦予的深層次的意義。如日冊十函丘齊雲請方應彬為印書一事，著者在說明其時歙縣刻書、印書業發達之後，進一步追問托刻之“小編”究竟為何書，最終證得乃《遙集編》，為丘氏與妓女呼文如唱和的詩。他還與《列朝詩集》相關記載相印證，並討論柳如是選詩的取嚮。

（三）資料部分。將有關寫信人生平簡曆、寫信人與收信人交遊、與信劄所及事件相關的種種資料進行匯編。這一部分資料不僅對於我們進一步瞭解信劄所及人物、事件大有裨益，而且就全書而言，大量零散的信劄就有瞭立體感，一個交往群體赫然在目，對於我們總體把握一個社會發生巨變的時代中一個典型地區的一個典型人物的社會相有重要的意義。當然，如同著者所說的那樣，有興趣的學者可以從不同角度來利用這批信劄，我們也可以以著者已搜集的資料為綫索，對於相關問題繼續查證與深入研究。

著者的貢獻並不止於告訴讀者“是什麼”，他還將所使用的證據、方法、論證過程全部展示齣來，堪稱一部示人以法、指導年輕學者學習處理第一手原始資料的著作。在e考證的時代，越來越多的人（特彆是年輕人）依靠計算機的檢索功能，這一方法雖然方便，也很有效率，但容易忽略對原文做細緻的閱讀。信劄這部分資料因其書跡特點，不能轉變為電子文本，所以還需要有直接的閱讀能力。而且信劄中的稱謂常發生變化，有時又有省略，非對文本有相當的熟悉，不能知道其中的人物。所以這一方法的展示必將取得很好的示範效果。

此著自齣版後已經得到徽州學研究界的重視和好評，但書中所保存的大量藝術史的珍貴資料卻很少引起有關領域的關注，也少有人對此書藝術史研究的意義予以論述。而要認識這個意義，我們有必要對藝術史關心的問題作一迴顧和介紹。

藝術史的研究作為一個現代學科，在中國起步甚晚。近年來，隨著中外交流的開展，西方藝術史研究的一些方法開始被介紹到中國。西方藝術史的研究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步從六十、七十年代對形式特徵的分析逐漸轉嚮對藝術社會史的關懷。在這一大的風氣之下，研究社會機製（social institutions）和藝術的關係、贊助人和藝術創作的關係日益成為學者們所關注的問題。這點在中國藝術史的研究中也有所反映。一九八○年，美國十餘位中國藝術史學者在美國堪薩斯城的納爾遜博物館聚會，探討中國藝術中的社會和經濟的因素。一九八九年由李鑄晉先生、何惠鑒先生、高居翰先生閤編的論文集《藝術傢和贊助人》（Artists and Patrons）齣版。由於颱灣地區和西方的聯係比較密切，西方藝術史研究中的這一轉嚮，對在颱灣的中國藝術史研究有比較明顯的影響。不過，近年來中國大陸的藝術史研究也開始反映齣一些社會史的趨勢。

近年來，中外學者在中國書畫的社會史研究方麵取得瞭一些值得注意的成果。比如對書畫作品的經營、周轉、流傳方式的討論，畫傢的生活和工作狀態，繪畫在各種場閤的應用，買畫人或求畫人通過何種方式得到繪畫，酬謝方式是現款、禮物還是提供服務，繪畫的製作過程的研究等。更有學者把“應酬”作為概括中國藝術中一個極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現象的概念，討論應酬書畫的起源，種類、接受人、社會功能、風格特點等等。

而要進一步推進藝術社會史的研究，首先就要對藝術傢的生活環境、藝術品的創作、周轉和使用的具體過程、社會功能有比較細緻的瞭解。而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我們重新審視現存的曆史材料。

研究藝術傢和藝術市場的關係，若有潤格為據，那是最好不過的事情瞭。清初著名遺民學者、藝術傢呂留良就留下瞭一份極為珍貴的潤格，黃苗子先生在其《呂留良賣藝文——清初畫傢生活鱗爪》（載《藝林一枝》）中有過討論。但是，清初以前存留下來的潤格是極其罕見的。像大收藏傢項元汴那樣記錄自己花瞭多少錢來購買藏品的例子也極少。

在以往和目前的藝術史研究中，書畫作品的題跋一直比較受重視。但是人們似乎並沒有特彆注意到，題跋因為是題在書畫作品上或拖尾和裱邊上的，已經是一種被雅化的文本，不及日記和信劄等文字材料那樣和日常生活中世俗的一麵有著更為真切的關聯。

近年來，也有學者使用明清齣版的《日用類書》中的“書畫門”的資料來研究書畫的社會史。還有學者利用《書儀》中所收教人寫如何索取書畫的信，來推測一些藝術品交換的情景。但這種研究方法有一個很明顯的缺陷，由於《日用類書》和《書儀》是印刷的文字，它們和實際生活中的狀況應該有彆。所幸的是，我們至今還是有為數雖然不是很多，但也不算十分稀有的書劄原跡存世，而這些信劄中有求書畫的內容。為什麼不用這部分的資料呢？正因為如此，筆記，日記，信劄，就更顯示齣在研究藝術社會史中的重要作用，這些日常文字，有彆於談論藝術的正式文本，冠冕堂皇的修辭要少些，更直接地和藝術傢真實的生活狀態和思想相聯係。

盡管信劄對藝術史研究十分重要，但作為一種曆史文獻，信劄的使用卻十分睏難。這有以下幾個方麵的原因：中國文人的信劄通常有月日，但無年份，考訂書寫時間有一定睏難。寫信人在稱呼收信人時，用字號而非姓名，有時僅用字或號中的一個字，綴之以翁、老之類的尊稱，如“玄老道兄”，這對考訂人物有一定的睏難。寫給友人的信劄多用行書或草書，對沒有這方麵訓練的人來說，有一定的辨認睏難。從這個角度來說，陳智超先生將幾百通明人信劄作瞭釋文、考釋，就極大地方便瞭使用者。《考釋》所及藝術史資料包括書法、繪畫、印章、書籍、文房、書畫買賣等幾個方麵，我們試作分述。

先談書畫。從信劄大量索要題詩與書畫作品來看，在晚明的普通階層，書畫應酬已成為普遍的交往與“錶情”（日冊○四八濮漸函）方式，求詩索書的請求俯拾即是，有時成一佳章要輾轉請托若乾人為之題捲。如金冊一○四方大治函：“承命題畫，草草勉成長篇，聊答尊意。但慚詩、字兩拙，塵點佳軸。”代人求書的情況也不少。而書畫除瞭一般的應酬功能之外，亦有以之行雅賄者。月冊○七七陳經翰函：“扇墨之類，弟此中尚有一二兵帥欲緻意者，所恨攜者已盡，欲於足下處移藉湊用，還京時當如數奉償耳。”

一般的詩畫都作於冊、捲與扇，扇多被稱為“握”，故當為明中期開始流行供書寫用的摺扇，而非團扇，如黃喬柱函：“外奉蘇扇四握，為公揮灑之用。更木扇四握，敢煩援筆以為僕橐篋之光，何如。”（月冊○三四）除瞭冊、捲、扇之外，軸、幅、掛屏、屏風、圍屏等亦為索求者所熱衷。尤其是書法，人們對於“大書”似乎更為青睞，與扇頭錄詩不同的是，以隸書為主的“大書”更容易被視為一件正式的作品。正如謝肇浙所揭示的那樣，隸書在題榜等場閤有獨特的優勢，嘉靖吳中書壇，文徵明、文彭等人對此已加屬意，而萬曆時期，隸書更成為書傢值得矜誇的技能。方用彬擅長大字隸書，在這批信劄中，有許多人嚮方氏求其隸書，多為匾額與對聯大字。可見其時他的隸書在某一社會範圍內頗得認可。尤為值得注意的是，可懸掛觀覽的對聯這一新興樣式在其時也得到普遍的愛重。如月冊一一五馬電函：“扁四聯一，敬求大書，茅堂藉色多矣。莫以過多見拒。”晚明書法形式上的多元化，或也反映瞭在識字率普遍提高的情況下，書畫參與人口的增加，書畫應酬活動更加頻繁，上層精英所喜愛的書畫藝術已普及到更為廣泛的社會階層，視覺趣味日趨多元。

再說篆刻。方用彬生活的晚明，是中國篆刻史上一個極為重要的時期，在這一時期，發軔於宋元的文人篆刻開始進入高峰，而徽州更是當時篆刻的重鎮。方氏親友信劄中篆刻史的內容也相當豐富。如過去以為元末王冕首以花藥石刻印，而明代中期文彭之後，石質印材大量為篆刻傢所使用。但從這批信劄所反映的材料看，在萬曆前期，銅、牙、玉可能仍為篆刻的重要材質，土冊○一七黃學曾函：“……煩公暇中一成之。或用牙，或用銅，俱隨便。”又月冊一○九汪徽函：“弟不為人篆玉章已十數年所矣，今復技癢於知己之前耳。”關於材質的使用，許多請他刻印的書信中都直接點明瞭要用銅章。銅章在當時可能還是經常使用的篆刻材料，我們在鄭偉的禮品單中也看到銅章料子（土冊○六九）。當然，石質材料也開始引起篆刻傢們的注意，如汪浚（睿）以粗石求刻“蓬廬病史”（金冊○四六），方用彬亦曾托友人為購求青田石料（水冊○一三佘祈函）。

除瞭方用彬本人是知名篆刻傢之外，信劄中亦涉及許多當時的印人。如徽派篆刻大傢何震、善刻銅印的吳良止、善刻玉印的汪徽、從吾等。我們還注意到人們對於學習刻印的濃厚興趣。如土冊○一二佚名函：“雕蟲之藝，已請教於大傢，倘更示以矩模，不勝感德。”希望方用彬能給他一些示範。伴隨著篆刻的興盛，印章（包括印蛻）收藏亦成為風氣。方用彬本人就收藏銅章，詹景鳳聽說方氏所得古印章甚富之後，也希望“得一一印示為幸”（金冊一百）。此外，汪道昆之弟汪道貫也收藏印蛻，在一封給用彬的信中，他說：“印稿奉上，久不輯理，逸者半矣。”（金冊○○四）但刊印篆刻傢印章的印譜，即使在印刷業極為發達的徽州地區似亦未肇興。汪世清先生注意到，在這七百三十一通手劄中，有一部分鈐有名章或閑章，閤計約有一百枚。匯集起來其實就是一冊萬曆間明人印譜。其中有相當多的是徽人的印章，主要應齣自徽派篆刻傢之手，這對於我們研究明代後期徽州地區的篆刻風尚亦大有助益。

徽州在晚明還是文房用品的主要産地之一。方氏藏信劄中所及文房亦頗值得留意。方用彬精於製墨，他與著名墨工方於魯兄弟亦為同族，且有交往。用彬常以所製精墨送人，楊一洲曾請方氏惠墨一笏，願以“拙圖贈之”（月冊○一九）。方用彬經營文房與古玩買賣，墨是其主要自製産品。此一時期，墨工還將墨做成各種佛像，如“（方）於魯墨有妙品十八尊羅漢，並達摩大士諸墨”（木冊○五一田藝蘅函），方用彬亦製有“墨菩薩”（月冊○九三長祚函）。

最後要說到此一時期的藝術品交易，這是藝術社會史的重要內容。方用彬與族人在當地共同經營一傢典當鋪，小試陶硃而“所得墨跡畫帖，日益富矣”（月冊一○二硃宗吉函）。他搜集的許多古玩字畫不少都是彆人因急用銀錢而押齣的。因為對方應急，於價格並不計較，可知典當的物品大多物過其值。火冊○三四方大汶函：“今有墨莊山水一幅、楊維楨字一幅，原得重價。維楨係元時名人。雪窗蘭一幅，亦古名僧畫。欲當銀五六兩。”墨莊、楊維楨與雪窗三件字畫僅當得銀五六兩。而一方端研，僅“作銀六錢或五錢”（金冊一四八汪道貫函）。瀋周、周臣的兩張畫也僅質錢三百文（火冊○九八汪道會函）。這些資料對我們瞭解當時書畫的市場價格提供瞭重要參照。

近代蘇州書畫也大量流入徽州。王世貞曾經談到嘉靖以後蘇州書畫的市場化與徽商有莫大關係，所謂“吳人濫觴，而徽人蹈之”。比如祝允明的書法，瀋周、周臣、文五峰的繪畫。文徵明父子所刻《停雲館帖》，都有信劄提到。曾經從學於蘇州書傢王寵的硃曰藩（硃應登子）、黃姬水（黃省曾子）都曾在南京長期居住，他們的作品更有便利傳到徽州，如金冊○○五汪道貫等函：“硃江州字，定當以雕盤易之。”又金冊○六四吳萬春：“兄攜來射陂字並姬水字五張，不識其價幾何，望賜示音。墨事問有售者，令人迴報。”楊一洲也曾提到他將硃射陂字三紙裝潢成屏風（月冊○二○、○五五），並請朋友們來觀賞。另一蘇州重要書法傢周天球的作品也被徽州人收藏（月冊○九七俞策函）。《考釋》所收七百三十一通手劄為當時方氏三百五十二位親友所書，堪稱一部明人書法集錦冊，由於上述的原因，其中有一部分作品明顯受到來自王寵、硃曰藩等人的影響。如果進一步研究，我們或許可以在蘇州—南京—徽州三地之間的書畫風氣上，勾勒齣一個更為明確的影響地域與影響綫路。

以上我們就《考釋》一書中所見藝術史的材料分類進行瞭簡單的介紹，並試圖揭示其時一般階層關於書畫篆刻的需求與認識，以及書畫篆刻在社會應酬中所扮演的角色。限於篇幅，未能詳論。即便如此，讀者已不難看齣，對藝術史的研究來說，這部晚明信劄考釋集的重要意義。更令人感慨的是，在前輩學者日見凋零、中外學風都變得越來越浮躁的時候，傳統學術傢法就日益顯齣其重要性。正因為如此，陳智超先生的著作就不但是研究徽學的重要資料，對藝術史研究來說，也具有同等重要的史料學和方法學上的意義。

（文：白謙慎　薛龍春 齣處：讀書 200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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